别让光阴在自己的指缝间白白流去

何玉兰

题记: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失望，因为“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一旦生活眷顾于你，不要迟疑，不要懈怠，因为岁月不待人，去日苦太多，机会与机遇千载难逢，稍纵即逝，别让光阴在自己的指缝间白白流去!

“幸也不幸说不清，我与新中国同岁生。祖国兴旺我顺畅，祖国有难我难伸。”我与千千万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人一样，与新中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20世纪60年代中叶，正当我们青春年少、激情四溢、做着“考上一个好大学，当工程师、科学家”的美梦时，一个伟人说:“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于是乎大学不招生了，中小学停课闹革命了，我们失学了。1968年12月，这一位老人又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我们在无书可读的同时又失去了在城镇就业的机会。失学又失业的我们怀着“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理想”，跨上了征程。这一跨，命运由此而改变，人生由此而改写。

初登教坛

说起我与教育的结缘，必当追溯到我的知青岁月。

1969年1月，我们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了。我所插队落户的那个公社位于川北丘陵地区。那是一片贫瘠的土地，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而，一个壮劳力一天的价值，多则值二三毛钱，少则仅值八分钱，全年每人的口粮只有百来斤毛谷子、一二十斤苞米和百十斤红苕。三百六十多天呀，怎么过日子?

第一年，下乡知识青年还有国家的所谓照顾，吃一年的国家供应粮。可到第二年、第三年，知青们就熬不住了。家境稍好的，可以随时回父母处“打游击”，而遇到家境本就不好的子弟，就困难了，与当地农民一样去经历那温饱不济的日子。于是部分下乡知识青年丢掉“斯文”，掐菜摘豆、随手牵羊之事时有发生，当地贫下中农们虽然很是气愤，但也无可奈何，姑且理解同情罢了。

到1971年年底，国家形势有了一些变化，大学虽然仍未正常招生，但中小学陆续复课开学了。1972年春天，为缓解几年积压的中学生生源的压力，我们县不少公社小学都办起了初中班，即所谓“戴帽子初中”。我所在的公社小学也是如此，于是师资成了大问题，急需一批教师上课，我就是在那时候作为代课教师走上了教坛。1973年，我正式转为民办教师，每月五元钱的补贴，口粮则由任教学校的所在大队集体负担。这所学校有三个年级三个班，有三位老师，我们一人带一个班。村小校舍非常简陋，是大队自己出钱出力修建的石坯房，就是孤零零的三间房，课桌、凳子也是石头打成的，夏天学生坐着上课还过得去，比较凉快吧，可冬天坐在石头桌凳上上课，那可是冷冰冰的。教室外只有一个不到30平方米的坝子，体育活动根本无法开展，我们只有让学生跳跳绳、踢踢毽子什么的。

一天下课后，班上一女学生哭着从厕所方向跑来。我马上上前问原因，她说:“钢笔掉到厕所去了。”“是妈妈卖鸡蛋刚买的!”我明白了，孩子担心回家不好交代，才哭得这样伤心。我教的班虽然已经是三年级了，但班上40名学生大多数还是在用铅笔书写，有的铅笔用到不足一厘米还舍不得丢，用钢笔的少之又少。买支钢笔需要卖上十多个鸡蛋，而十多个鸡蛋可满足全家人一月的盐巴、灯油钱呢。

上课了，那位女生还不能平静下来，迟迟不肯进教室。我左安慰右安慰，才把她劝进教室。我在农村呆了这几年，深知老乡生活的艰难，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工分才值一二毛钱，有的生产队的工分仅值八分钱，一年干到头，能分进全家的口粮不倒补工分钱就算不错了，而日常的盐巴、灯油钱就指望从鸡屁股里掏了，能让孩子读书本不容易，而要添置一些学习用具，那就是多数孩子的奢望了。我想，这位家长买支钢笔让孩子使，那不知下了多大的决心来节衣缩食呀!

放学了，那位学生自然不肯回家。等全校学生走得差不多了，我决定下厕所摸出那支笔。农村的厕所一半是露在外面的，也不算太深。于是我脱下外裤与外衣，顺着厕所壁慢慢下到坑底，粪便漫过了我的小腿，我无法顾及这些，一点点趟到女厕的方位，按照那女生指点的位置，最终将那支钢笔摸上来了。那女生非常感动，又哭起来，当然这次的流泪已经是欢喜之泪了。等那女生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我才来到水田边，洗掉手上、腿上的粪水，收拾好书本回家去。

1975年夏，我因故离开原来插队的公社，远走他乡，在峨眉某公社落了户。该公社坐落在峨眉山的西南麓，这儿山高沟深，平均海拔在2000～3000米，可以用作耕种的平坝很少，而可以耕种的土地仅仅是沿着一条河谷的一些缓坡地，大的不过半亩，小的仅见方而已。全年日照很少，“山峻高以蔽日，下幽晦以多雨”，屈原的诗句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这儿农历九月就可以迎来纷纷扬扬的雪花，到了冬天到处是一片“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的景象。不过这儿矿藏丰富，尤其盛产石灰石，是本县水泥生产的主要原料地，每天都可以看到一辆辆重型卡车满载矿石从这儿源源不断地运往山外的大型水泥厂。由于有采矿、炼水泥等工厂，周边几个村落就以种蔬菜为主，玉米、土豆、卷心白、韭菜、南瓜、冬瓜是主要农产品，而农民则每人每月由国家供应一定口粮。所以这儿的农民，日子比山外的农民好过一些。

这年秋季开学，该乡镇中心小学缺老师，经人推荐我便去该校任教，担任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同时兼任该校“戴帽子初中”的英语课。这所小学的教学秩序还比较正规，老师按时上下班，中午在学校食堂搭伙，晚上要坐班备课、批改作业，晚上9点半钟以后才能下班。我住在乡下，上班要走半个钟头，由于是单身，也就基本上整天都泡在学校里。由于地处高海拔地区，一到10月，办公室就要生上两个大火炉子，不然就冷得无法办公。老师们轮流值班，每天必须赶在上班前生好火炉。我由于初来乍到，对生火炉很不在行，每次我值班，总是弄得灰头土脸，浑身灰蒙蒙的。不过同事们都很帮我，手把手地教我。办公室空间不大，我们用的是无烟杠碳(一种木炭)。杠碳燃烧中产生的烟气比普通煤炭要少得多，又比较耐烧，但不容易引燃，所以第一步先要在炉子底部放上容易引燃的豆荚杆子之类的东西，然后放上一些木条碎片，再弄些烧过的煤炭核，最后再添上杠碳，这样火就容易燃烧起来了。

一年后我户口所在的大队村小也办起了“戴帽子初中”，当地父母官执意要我回去任教。“县官不如现管”，我心里即使有十二分不愿意，也必须服从命令。该小学共有7个班，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一年级，任课老师中仅有两名公办教师，其余的都是民办教师。来到该小学，初中班的数学、物理、化学、英语，我一人全包，每天脑子随时得急转弯，刚才还沉浸于“方程式”“三角形”中，马上又得转换为“A、B、C”“I love you”;上节课教的是“质量”“运动”“抛物线”，下节课又得转换为“试纸”“酸性”“化学反应”。每天连轴转，除了忙碌还是忙碌，日子过得十分紧张，自然就无暇去关注自己“下乡知青”的身份，也无暇去感叹自己“民办教师”的命运了。

机遇难得

1976年注定是令国人痛心的一年，继周恩来、朱德相继逝世之后，9月9日，毛泽东也与世长逝了。1976年又注定是国家命运发生根本逆转的一年，这年10月传来好消息，“四人帮”被粉碎了，“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了。我在暗暗地想，“文化大革命”十年了，十年也该有一个新的轮回，我们的命运或许会有所改变吧。我企盼着那一天!

那一天终于来到了。1977年9月，中央作出了恢复高考的重要决策，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近600万考生如过江之鲫，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我当然欣喜若狂，信心满满地参加了当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有人评价说:“这次高考，积聚了太多的期望，这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是一个国家命运的重大转捩点。”我的考试成绩还不错，不久就被通知参加身体检查。我清楚地记得，我所在的行政区仅三人有参加身体检查的资格。接着就是“区教办”进行政审。我是外乡人，为了完成政审，“区教办”专门派了两位同志远赴我的老家进行政审调查。

接下来的日子自然就是等待，等待好消息的到来。1978年春节过完，陆续就传来高等学校开始录取的消息。我一边在小学上课，一边焦急地等待，心里有几分忐忑，有几分不安，这10年来所经历的一切，使自己不免疑虑重重:还会出现所谓政审不合格的情况吗?是不是完全按成绩录取呢?还会有“后门生”吗?……这种种焦虑一直持续到三月中旬。功夫不负有心人，时代确实不同了，我被“乐山教育学院高师班”(即乐山师范学院的前身)录取了。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大家对这个陌生的学校一无所知，到底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同事们七嘴八舌地感叹道:“高师班?这算什么大学呀?”“再等等吧!既然恢复高考了，明年说不准还招生呢!”但我义无反顾地接受了它。这是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一根救命稻草，我必须拼命抓住它。我等待这一天，等得太久太久了!一般人是难以理解我当时那种渴求命运改变的急切心情的。殊不知当年参加高考的有570余万人，录取27万多人，比例是21∶1呀。

1978年4月20日，学校开学，我们中文班33人，其中“老三届”占一半，年龄最大的31岁，最小的16岁，几乎是两代人成了同窗学友。我因为请了产假在家生孩子，晚到校两个月，落下的功课只有没白天没黑夜地恶补，期末考试时，我每门课程都合格，有的课程成绩还不错呢。当时学校处于草创时期，没有校舍，就征用原来乐山高中的校舍;没有任课教师，就从乐山市内抽调优秀的中学老师担任主讲;没有教材，就将主讲老师的讲义刻印成册发给学生;没有图书资料，就依靠老师学生自己东借西寻。尽管如此，同学们的学习劲头非常之高，有哪位同学找到了一本小说或诗集，同学们就争先恐后地排队阅读，实在排不上的就让读过的同学讲解，那份馋涎欲滴的饥渴真是难以形容。记得有一次班上某某同学从北京搞来一本小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大家等不及慢慢排队阅读，干脆由先读的同学在宿舍里举行“报告会”，讲给大家听，还美其名曰“名著卧读”。

1981年1月，通过近三年的刻苦学习，我们顺利毕业。由于康绳法、刘世钰等老师的推荐与力挺，我被留校任教，师从康绳法老师从事“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从此踏上高等学校的教育讲坛，继续着教书育人、培养人才的职业。我留校后先后两次去四川师范大学进修提高，通过康绳法、毛永龄等老师的细心指导，无论是教学艺术还是学术水平，都一步步地在提高，从助教到讲师，从讲师到副教授、教授，一切似乎都是按部就班、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到2009年正式离岗退休，也算是一路顺风顺水。对此我由衷地感谢学校，感谢康绳法、刘世钰、杨桦、赵奇、毛永龄等恩师，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个成长的平台，为我搭建了一个提升的阶梯。我要深情地说一声:“感谢师长，感恩生活!”

高校奋蹄

“敬业是教师的天职，爱生是教师的责任。”“不用扬鞭自奋蹄。”

从1981年1月留校任教，到2009年6月正式退休，我在高校教坛一干就是近三十年。在这近三十年里，我自觉以老一辈教师，如康绳法、刘世钰、尹君、杨桦、赵奇等为榜样，将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天职，将严谨治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先后担任了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史”“唐诗宋词鉴赏”“辞赋研究”等多门课程的教学工作，教学上，严格履行“教学六认真”。我一贯重视自我提高，广泛阅读相关典籍，备课时往往多方收集资料。为了让每堂课的教学充满新意和富有针对性，每份教案我都力求充实完善，内容饱满;每上一个新的年级，我都要针对新年级学生的实际情况重新备课。我认真讲课，每堂课都做到精力充沛、情绪饱满，注重启发性。我认真批改作业，认真进行课外辅导，认真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每次课后，自己总是要及时总结思考，发现缺点和不足，以求教学艺术的提升与优化。我还经常征询学生的意见，改进教学方法，推行教学改革，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力，完成了多个教学改革项目。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坚持，我在教学上受到了学生的普遍好评，多次荣获学校“优秀教师”称号。

我的学历是三年制专科，科研能力与科研水平曾是我的短板。为了弥补这一短板，除1981年2月至1982年1月在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外，又于1991年9月来到四川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师从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万光治先生，专门进行科学研究的进修提高。“天道酬勤。有付出必能有收获。”当我精心撰写的论文《论宋人的辞赋观及创作实践》先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后又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期刊《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时，那份喜悦是难以形容的。此后我年年都有科研论文公开发表，在“辞赋研究”“唐宋文学研究”方面，出版了学术专著，在国内多家学术刊物如《中国文学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郭沫若学刊》《文史杂志》《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内江师范学院学报》《乐山师范学院学报》，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并有多篇论文获乐山师范学院科研奖励。

当然，潜心科研的路上充满艰辛，“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为半句空”。1991年，在面对家里的老母亲年迈多病需要照顾，刚进初中的女儿学习上也离不了自己的辅导，以及较重的家庭经济负担等诸多困难之时，我还是坚持到四川师范大学作进修学者。在进修期间，我潜心读书，认真查找资料，积累科研素材，发现科研课题。记得在撰写专著《宋人赋论及作品散论》时，就通读了数百万字的原始文献，做了二十多万字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付出的是心血，收获的是喜悦，对于一个教师来说，还有什么比自己在教学科研上取得了一定成绩更值得欣慰呢?

作者潜心科研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师的天职不仅在于授业解惑，更在于立德树人。为了支持学校、系的工作，培养合格的人才，我曾先后担任了中文系1983级、1984级、1985级、1988级、1992级、1996级、1997级等多个年级的班主任，用老书记李全元同志的话说就是，“系上有什么困难事，首先想到的是找何玉兰出力”。在班主任工作中，我注意在政治思想上关心学生，在学习方法上指导学生，在生活态度上引导学生，在特长兴趣上培养学生。我积极支持中文系1983级的何宗敏同学第一个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使何宗敏同学成为该班第一个学生党员(那时学生中无党支部)，并积极鼓励她担任班级体育委员，充分让她发挥特长(中长跑)，在校运动会上获得了佳绩。何宗敏同学毕业后进入攀枝花市党政机关工作，表现十分优秀，深受单位领导的重视。我十分重视学生的多方面发展，如1983级开办了诗社，成立了书法组、篮球队。在学生们的印象中，我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的。如2002级的学生在实习期间，一遇到不懂的难题，就喜欢发短信找我求教。只要我收到信息，就会耐心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把答案回发给学生，尽管那些短信大多没留姓名，我仍照回不误。又如学生王国平在寒假见习时，发信息问一个古代文学方面的知识，当时，我在外地，就按自己所记忆的告诉了学生。事后，我还花了不少时间查找文献，以便在开学后给学生一个非常准确的、系统的答案。我的认真态度，让学生心生敬佩之情。我坚持“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面对个别纪律比较涣散的学生，不是一味地惩罚、责骂，而是更加关心这些“特殊”的学生，耐心地说服教育，动之以情，晓以利害，经常以自身求学之不易和对知识的如饥似渴的经历影响学生。许多学生很受感动，甚至有的学生说:“看在何老师对我们好的份上，我们也应改正缺点，积极上进。”在学生们的眼中，我是“严师”，是“慈母”，又是朋友。由于我比较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因此在我的家里经常能捕捉到学生的身影。学生生病了我上医院去探望;要吃中药，上我家来熬煮，1985级的梁继超、戴小鹰至今仍记得到我家煮中药的事情;1985级的王百川、江卫东至今仍记得去我家谈心聊天的事情;1984级的谢词、刘迎春，1985级的谢立新，1992级的贺勇、赖刚等同学不管工作单位如何变化，仍不忘打电话问候曾经关心过他们的我。在1992级中文系，我经常将班上的学生干部请到自己的家里，与他们促膝谈心，努力培养他们的工作能力，使该班的钟灵、赖刚、贺勇、刘建等同学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赖刚同学在毕业时，为向我表达他的感激之情，用题写有“师恩深如海，今生永难忘”的相册以示纪念。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为教师，学生的成长与成才便是我们最大的光荣，便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和宽慰。

退休后的作者

1997年，我出任中文系副主任，分管教学。2000年学校升本之后，我出任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主持工作)、书记。一时间，教学、科研、管理一肩挑。除了要做好总支建设和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我还必须有“全系一盘棋”的观念，团结所有的同志，调动全系教师的主动性与荣誉感，共同搞好中文系的各项工作。我在任期间，中文系党总支年年被评为学校优秀党总支，我本人也曾荣获四川省教育工委、四川省宣传部、四川省组织部联合授予的“高校党建先进个人”称号。其间，自己所付出的精力与心血，那是有目共睹的。

总之，无论教学、科研还是做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我都是抱着一颗感恩之心和一份无上的责任而持之以恒、甘于奉献、勤于耕耘，因为我求学于斯，工作于斯，自己的大半辈子都与斯紧紧相连，还有什么理由不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呢?我在师院的生活简单而充实，纯粹而单一，整天都是教室、图书馆、办公室和家里，但我收获了一种别样的享受和乐趣。

结束语

而今的我已经是赋闲在家之人，闲看云卷云舒，任由花开花落。“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但从教近四十年的经历，其中的酸甜苦辣、曲曲折折，如果还有可供来者以资借鉴的东西的话，便是我的又一欣喜了。如是，而赘述于此。

作者简历

何玉兰　教授，1949年6月出生，四川武胜人，2009年6月退休。

1981—2000年在乐山师专中文系任教，担任过系副主任。

2000—2009年在乐山师范学院文新学院任教，担任过党总支书记。

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出版专著《宋人赋论及作品散论》，参编多部著作，有30多篇学术论文公开发表。曾被评为“四川省高校党建先进个人”。

何玉兰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