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一座圣庙的建筑师”

梭罗教育思想的特色之一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美国当代著名学者比克曼教授(Martin Bickman)认为爱默生、梭罗以及其他超验主义者一道开创了美国教育“主动性学习的传统”(the tradition of active learning)^[91]。

19世纪中期以前的美国正规学校教育，基本还是沿袭传统的模式，以灌输大量的知识信息为主，讲求记诵，忽视学生的消化吸收，是典型的教师中心论。学生终日埋头于书本教条，皓首穷经，最终难免成为爱默生所讥讽的书虫(bookworm)，却未能学到真正有益于生活的有用的知识。用梭罗的话说，“学生在剑桥（哈佛）或别的学校为了必须有的便利，花掉了他或别人很大的生命代价”而得到的“绝不是学生需要的东西”，恰恰相反，“学生或那些想从学校中得益的人，如果能自己来奠基动工，事情就会好得多。”^[92]他所说的“奠基动工”，就是进行生活实践。用他所举的例子，倘若一个孩子自己开挖出铁矿石，并且熔炼出来，做成他自己的折刀，而另一个孩子一方面在冶金学院听课，一方面收到他父亲赠送的折刀，试想一个月以后，哪一个孩子更容易被折刀划破手指呢？

梭罗自己学习测量术、木工技艺、博物学，同时也将这些技艺学问运用于实践，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不仅是康科德著名的土地测量员，也曾进行过几项铅笔工艺革新，还帮助家里修建了两所房子）。同样，他也希望学生能够从做中学，因为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才是个人真正拥有的东西。和爱默生一样，他相信每个人身上都蕴藏着某种天赋，而教育的功能将是将每个人唤醒，让这一潜能激发出来。像他所说的，“每个人都是一座圣庙的建筑师。”^[93]他的材料、设计必须与众不同，因为每个个体都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创造物。只有勇于和命运抗争，而不是忍受命运静默的绝望（quiet desperation），人才可能超越社会所强加的陈规陋习，焕发出完满的生命力。梭罗将中国汤铭上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仅作为自己的生活信念，也将它视为教育的最高准则，因为在他看来教育就是要“追求探索精神世界的更高规律。”^[94]

要获得这种创新思维的能力,首要一点,人必须承认他的无知。梭罗曾抱怨，“很奇怪人人都急于追求教师的名声而不愿做追求真知的学生。”^[95]另外一个场合，他又大声疾呼，“看看今日教育的情形！——它将一条自由蜿蜒的溪流切断成了一道沟壑。”^[96]为了避免这样一个死水一潭的局面，他号召学生和教师一道共同学习。在一则日记中他提到杰斐逊总统曾建议设立“普及有用知识协会”,而他本人则建议同时设立“无知普及协会”，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了解到自己的无知才是真正知识的起点。^[97]

和20世纪著名教育家杜威一样，梭罗不是将教育仅仅视为生活的准备，而是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如果说有明确的目的，那只有一个，即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在梭罗的眼中，世界是一个密不可分，万事万物相互依存的整体，因此作为对世界真实反映的知识也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应被人为地划分为各个不同的部类，甚至形成对立（比如文科和理科，博雅与实用），而这一切从根本上都阻碍儿童的身体健康发展。正如当代教育家米勒(Ron Miller)所言,“孩子们不仅需要通过他们的头脑来学习，他们还需要通过心灵、感觉、情感、想象力和身体来学习”。^[98]梭罗也说：“他们应该自始至终热忱地生活，除非青年人立刻进行生活的实践，他们怎能有更好方法来学习生活呢？”^[99]所以在他的教学实践中，他让学生亲近自然，倾听自然，动用一切感官来获取生活的经验。当代小说家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在他的《梅森和狄克逊》（Mason and Dixon,1997）一书中有关于梭罗如何带领学生们在印第安人营地中考古，发现印第安人野炊遗址的生动描述。^[100]另外，爱德华·爱默生(Edward Emerson)在《一个年轻朋友记忆中的梭罗》(Henry Thoreau as Remembered by a Young Friend,1917)和路易莎·梅的《小男人》(Little Men,1871)中也类似描述。

在承认自己无知的基础上，人才可能勇于探索，不断求实与创新，从而在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培养出一种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对权威的盲从，在梭罗看来，是人类最可悲的事情，因为社会是不断变革的,知识也在不断更新，而权威作为过去知识的化身，不过是一尊毫无生气的塑像而已。人一旦屈从于权威，无疑便失去了前进的能力，整个社会也将因此而故步自封，甚至僵化倒退，因此必须倡导一种挑战性的批判精神。

梭罗本人在《论公民的消极抵抗》(Civil Disobedience,1862)一文中不仅批判集权统治，批判工商垄断，批判科技进步对自然和民生的负面影响，更批判个人在社会习俗面前的怯弱畏缩和无动于衷。跟马克思“人的异化”观点一样，梭罗也感慨：“看啊！人类已经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了。”^[101]在梭罗眼里，正如他所崇拜的先贤苏格拉底一样，“未经思考的生活不值得过”。因为这种生活仅是机械性的重复，在这种情况下，人犹如动物或奴隶失却了生活的目的，仅满足于物质性的生存。像他所说的“人可是在一个大错底下劳动的啊，人的健美的躯体，大半很快地被犁头耕了过去，化为泥土中的肥料，他们所积累的财富，被飞蛾和锈霉在腐蚀掉。这是一个愚蠢的生命，生前或者不明白，到临终，人们终会明白的。”^[102]而真正有意义的生活，必须充满怀疑和批判精神。

梭罗本人曾因拒交人头税而坐牢一天，是因为他反对美国政府对墨西哥的战争；他为布朗之死多方奔走呐喊，也是因为他坚信任何政府无权剥夺公民的平等权，包括黑奴。他以亲身实践告诉人们：一旦形成了这种批判性思维能力，人们就会摒弃先前许多理所当然的习惯做法，发现许多可以改进的问题，从而不断提高和改善个人及社会的生存环境与状况。爱默生曾将静态的思想者(Thinker)与动态的思想着的人(Man Thinking)对举，以示创新思维的重要性。梭罗也说，“毫无疑问，别人可以代替我们思想，可是如果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我自己思想，那么这就不是我想要的了。”^[103]由爱默生、梭罗等人开创的这种创新性思维和主动性学习的教育传统，后来经过20世纪教育家杜威和赫钦斯等人的发扬光大，对美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恐怕是作为“隐居者”的梭罗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