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权观中的教育主权

第二节　国家主权观中的教育主权

国家主权的内涵表明它既是对其国内也是对国外的，即在国际事务上的一种最高权力。在不同历史时期随之突显出不同内容的主权属性，由政治主权为最原始、最根本的属性，发展到经济主权属性，以至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文化主权的争论。那么教育主权的属性是从哪里来，又是从什么时代产生的呢？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构成，而教育本身就是文化，同时又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讨论教育主权的历史渊源和发祥地时，必须从文化主权那里找到答案，即教育主权源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了文化主权之争，也就有了教育主权之争。教育主权是文化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跨国教育的发展，使本应属国内事务的教育，转化成不得不面对国外教育以及全球教育的问题。一方面应对外国教育进入境内，要制定规则，管好“家门”；另一方面在投身到国际教育市场的竞争时，保持自我，坚守属于“对外事务”中的“最高权力”。

在基本原则上，教育主权遵从上位的国家主权和文化主权的基本原则，教育主权是国家基本主权原则的逻辑延伸。在我国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平共处原则，反对霸权原则和平等原则。依据经济全球化对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而做出的文化选择，即坚持多元文化原则，承认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反对全球“均质”文化说，以及文化之间的“差距”学说。而且在国家主权的论述中，我们已经了解到否定国家主权论中，有人以“人权”高于国家主权的论调，试图以干涉别国人权状况为由，干涉他国国家主权。这一问题主要就折射到文化主权以及教育主权上。我们一贯坚持人权包含在国家主权之内，更不能凌驾于国家主权的各种属性之上，反对把一国的人权标准强加在他国头上，甚至于干涉他国对人才培养标准的制定。

事实上，针对教育主权之争，并非是从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为开端。回顾历史，我国近现代教育主权的丧失，集中表现在外国列强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掩护，在我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传教士在中国领地传教并举办教会学校而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教会学校从举办到管理和办学直接受命于教会组织，不接受中国政府的管理。由此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回收教育权运动”。中国教育史上发生了两次有关教育主权的大讨论，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又涉及到与国外教育的交流，尤其是WTO教育服务贸易的推行，再次使教育主权问题浮出水面，下面将从分析两次教育主权的讨论中，试图导引出跨国教育的教育主权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