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性与多样性

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了解到民族文化对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但是，这种重要性不能被放大，并以此来否定普世性的标准。“文化大革命”是很好的案例，说明知识生产应遵循普遍的规则。杜维明也指出，一旦强调中国文化的本土性就会陷入维护专制政体的陷阱，从而在一切所谓普世化价值中切入中国层面以重构其内涵，难以避免地陷入为了维护本土性而强调中国特殊论的危险，他说：“从意识形态或民族主义出发来讨论中国特殊论，可能会导致中国对修正及创新普遍价值的弃权。”（杜维明，2001：15-16）历史上，官学一直是特殊论的维护者，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民国时期的党化教育就是特殊论推演的结果。当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重新在思想界宣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把这种思潮看作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反抗，但要警惕它对高等教育特殊论的负面影响。

由于现代大学是民族国家的产物，欧美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民族性与普世性的困境。在现存的欧洲大学中，有四分之三成立于1900年以后，有一半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60年以后，大学才开始通过扩大教育机会成为广泛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大学被皮特·斯科特（Peter Scott）称为“新型的民族国家机构”（皮特·斯科特，2009：184）。到了20世纪末，大学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改变，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及文化的控制力，大学不再有必要捍卫和宣传民族文化，因为民族国家不再是资本再生产本身的主要场所，大学功能由洪堡的文化概念转变为争创一流的技术——官僚体系观念，这个观念来自于企业的卓越理论。（比尔·雷丁斯，2008：13-14）以全球化的观点，资本主义导致了民族国家的衰落，市场起着支配作用。但也有学者反对这个观点，认为国家保留了控制权。（杰勒德·德兰迪，2010：141-142）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全球化导致了一个同质化的世界还是分裂的世界。在这一点上，全球化存在着地方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分歧。地方主义认为国家控制的下降会使社会和文化形态变弱，而市场无法成为一种整合的力量，因此，全球化必然是异质的、无序的。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可以带来文化和交往方式的积极合理的同质化。网络社会理论为全球化提供了实现的途径，它认为全球社会是一个网络社会，一个网络就是若干无限的相互联系的点，其结构是开放的，可以突破空间的限制超越国界不断扩张。全球化理论并没有规定普遍与特殊的唯一，它承认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存在。环境的变化改变了民族国家和大学的关系。19世纪以来的大学是建构民族文化的重要机构，为国家承担了把个体培养成为公民的职责。在全球化的时代，大学开始进入超越民族国家限制的阶段。由于国家不再是大学经费的唯一提供者，大学主动在市场中寻求其他经费来源。于是大学、国家、市场之间产生新的契约，形成了第二种知识形成与生产方式。大学的合法性由知识生产者和使用者提供，从而失去了文化建构的意义。

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为这一理论作出了实践性的尝试，特别是学位制度在趋同性方面作出了努力。欧洲各国的学位制度差别显著，在欧洲的英语国家（爱尔兰、英国和马耳他）、希腊、法国、葡萄牙、冰岛和塞浦路斯等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一直是实行两个循环系统的学位制度，即学士—硕士学位制度。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丹麦和芬兰引入了该制度，但直到2002—2003年才应用到某些学习领域中。在斯洛文尼亚，该学位制度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有了。德国则从1998年才开始在大学、神学院、教育学院、音乐艺术学院、应用科学大学实行新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制度。学位制度的差异阻碍了欧洲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及学生、教师、研究者的流动，降低了效率。为了把欧洲建成知识社会中最有活力的区域，在1998年5月25日纪念巴黎大学800年校庆中，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4国教育部长共同签署了《索邦宣言》。《索邦宣言》主题为“协调欧洲高等教育系统建设”，主要包括：①建立一个开放的欧洲高等教育区域；②国家间学位互认和增强欧洲高等教育的吸引力。1999年6月19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29国欧洲教育部长共同签署了“创建欧洲高等教育区域的宣言”，即《博洛尼亚宣言》。宣言期望达到以下目的：采用一套可比较和易读的学位制度，采用本科生和研究生两级学位体制，包括文凭补充计划（Dip loma Supp lement），用以证明高等教育的资格；建立一项学分制度，例如欧洲学分转换制度（ECTS），该制度将成为资格认证框架中的一部分，并使所有学习认证变得更为简易。改革后的欧洲逐步形成了趋同的学位结构，并开始探索设置联合学位，使欧洲高等教育具有可比性、相容性。但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没有导致民国国家文化的消亡，相反一体化进程承认差异性，尊重各国历史和文化传统。

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带来了改革的动力，从中我们感受到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自我矛盾。但是，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未来充满变数，让后现代主义中的解构主义者对大学的未来产生了疑虑。在当代，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认为知识失去了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具有解放功能的特征，后工业社会通过商业化和工具化来分化知识，因此大学不再拥有自治的空间，他希望大学和资本主义国家一起消亡。比尔·雷丁斯也在他的著作《废墟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的书名中也暗示了大学的毁灭。另外，建构主义者则强调大学在多元化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大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新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表达场所，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主战场。杰勒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描述了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化的过程，以解释多元化文化战争的基础：“现代性是以主体性战胜客体性为基础的，它是以自然、上帝和国家为基础的。在民族的名义下，个体被现代社会赋予了自我超越一切的基本权力，甚至超越‘他人’的权力。……后现代主义的突出特征，就是现代主义者的批判扩展到了不再被认为可以自我规范的自我领域。因而，从现代性中产生的不是单个的自我，而是许许多多自我的多样性。这些自我的和解或协调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战争的基础。”（杰勒德·德兰迪，2010：174）

后现代主义关于民族性和普世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探索表明：高等教育的功能已不再是传统的知识传授与创新，它与政治和市场紧密相连，既是技术再生产，也是文化和资本再生产。依据现代化的理论，我国还没有普遍达到西方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的水平，处于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共存的复杂语境之中。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责是承担为国家培养公民的现代性任务，满足民众对平等的追求。在改革的进程中，工具主义与实用主义主导了高等教育的改革方向，形成了较多的统一性原则，抑制了多元文化的发展。

在学位制度领域，我国当前的治理结构和德国相似，有着强有力的统一的学位申请人数限制，但缺乏美国学位制度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美国的学位制度以州政府与市场为主导因素。由于市场具有多样性，不同的学校在不同的市场寻求生存和发展，学校的多样化促成了学位标准的多样化。如果所有学校都要维持学位具有可比性的统一标准，那就意味着把所有学校限定在一个狭窄的市场领域，从而忽略了其他市场的需求。而在统一性原则下，我国2 000多所高校的同质化现象非常突出，多数学校与传统名牌大学相比将因缺乏竞争力而被边缘化，极易形成教育垄断主义。因此，倡导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的治理结构，是当前学位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

多样性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既可指学位的类别、学科专业、学位授予单位的类型，还可指学位申请人员、指导教师和资助经费来源。同时，多样化还包括恢复私学的功能，构建官学与私学的平衡结构。除了发挥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作用之外，允许这些机构享有社会批判功能，以保障我国学位制度的多样性。多样性可以得到市场的支持，从而把竞争带入高等教育领域。一方面，学位申请者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高校必须集中力量提供更优质的学位，吸引更多更好的学生。多样性还得到涂尔干整体论的支持。涂尔干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活动的机体和系统，不同的部门各自发挥着重要功能，它们之间又相互信赖彼此的功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涂尔干的整体论通过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cot Parions）等结构功能主义者进入并影响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高等教育规划就是以整体论观点实施的一个成功典范。加州州政府分层次、分类别地设计了高等教育的体系，使各所大学和学院分配到不同的指定任务并合作完成。加州的案例说明，大学与政府、市场的合作有多种可能性。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提供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