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评议与学科群落

（一）同行评议的含义与功能

对同行评议的内涵界定有很多种。美国阿拉巴马大学本诺斯（Dale J．Benos）等学者认为：“同行评议是指由具备资格的专家对研究发现的价值、意义、重要性和创新性进行评价。”（Dale J．Benos，2007）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所长吉本斯（Gibbons）和曼彻斯特大学工程、科学和技术政策研究所所长乔赫（Georghiou）认为：“同行评议是由该领域的科学家或邻近领域的科学家以提问方式，评价本领域研究工作的科学价值的代名词。”（吴述尧，1996：2）同行评议的英文“peer review”中，“peer”指身份相同的人，“review”意为评价、评审、审查、评论（A S Hornby，2004：1490）。直译出来，“peer review”是指由身份相同的人评审、审查、评价和评论。在学位授予中，相同身份的人意指具有相同学科和较高学术水平的学者。这些学者围绕学科构成了不同的学科群落，并且在学科理念、研究方法、表述方式、评价标准、行为准则等各方面形成自身的学科文化。同行评议正是在学科文化的环境中对试图获得学科知识权的一种评价与准入行为，它是大学作为行会社团的重要遗产。在中世纪的欧洲，这种评议意味着通过者可以获得执教权，成为教师行会中的一员。

但是，知识的评议权在大学的诞生阶段一直由教长掌握。在1213年，巴黎教长颁布了“大学的宪章”，它限定了教长的权力，在聘任神学和教会法的教师时，必须经教授投票；申请大学教职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学院的考试。由此，学位的授予建立在类似学术委员会决议的基础上，学术委员会对决议负责，不再是教师个人。教师所做的是把他的学生情况介绍给本学科的其他同事，他的同事们作出决定是否应该把这位学生推荐给教长，建议教长授予教学许可证。一旦证明这位候选人在操行方面无可指责，并通过了课程学习，就会接受这位学生作为一名教师。（瓦尔特·吕埃格，2008：24）这种评价方式也存于中世纪的专利申请和近代的科学学会的活动中。1416年，威尼斯共和国在世界上率先实行专利制度，它在对发明者提出的新发明、新技艺等进行审查，在确定是否授予发明者对其发明专利的垄断权时，就采用了邀请同一行业或最邻近行业的有一定影响的从业者帮助审查的方法。17世纪，由于大学在新科学面前的保守，新的学术共同体——科学学会成为那个时代的知识旗手。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于1665年创办了《哲学学报》^[1]，遇到了编辑和审稿问题，英国皇家学会理事会决定，经此学会理事会准许发行的小册子，应首先由理事会的某些成员作出评价。（R．K．默顿，2004：637）

同行评议在知识评价活动中成为通行的方式，首先是因为它是知识权力的体现。学科共同体希望通过自己拥有的专业知识话语权控制学术标准和新人准入，于是出现了“学术守门人”，他们决定进入本知识领域的人选和研究的方向。这对学位申请者尤为重要，面对学界前辈的评判，申请者必须遵从“学术守门人”制订的标准。其次，同行评议被学者理解为学术自由的保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伯纳德·巴伯（Bernard Barber）强调自主权与知识性专业的关系，认为在知识性专业中才能实行自主权，知识性专业越有自主权，就越能充分地实现知识专业化。（伯纳德·巴伯，1989：131）美国圣托马斯大学法学教授哈米顿（Neil Ham ilton）认为，同行评议是学术自由的关键，在由较为分散和独立的学者组成的较为松散的学术共同体中，学者们达成了共识：不论知识和主张是谁提出来的，都必须接受检验，并经得起检验，唯其如此，才能保证学术的高标准和职业威望。（Neil Ham ilton，2003）再次，它具有资源分配的功能。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高级分析家库宾（Chubin）在其专著《无同行的科学：同行评议和美国的科学政策》中描述了同行评议的功能：“同行评议是用于评价科学工作的一种组织方法，这种方法常常被科学界用来判断工作程序的正确性、确认结果的可靠性以及对有限资源的分配。”（吴述尧，1996：2）而这些有限资源往往由公共机构或企业提供，这些组织无法对资源分配的合理性进行评价，通常委托评价机构进行同行评议。

（二）学科群落对同行评议的影响

在知识分工的背景下，同行评议是维护知识评价标准的重要工具，被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看作科学界和学术界的“法官”，并认为评议人根据角色表现的情况进行奖励分配，他们对保持或提高角色表现标准具有重要的作用。（R．K．默顿，2004：637）但是，无论是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员或者守门人，还是作为社会人，评议人必然面临着利益与价值的多种力量驱动。

在我国学位论文同行评议的实际活动中，知识评价广泛受到学科群落的影响。在客观的知识体系背后，存在着复杂的学科群落关系。这种群落被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描述为学术网络和社会圈子。他们对12个学科的学者进行问卷调查，试图探求学术文化和学科知识之间关系的本质特征，提出了“操作模式”与“规范模式”两个概念，前者定义为人个或者群体的行为，后者定义为人个或者群体的价值与忠诚。（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2008：97-98）我们可以借用这两个概念分析评议人在学位论文评审中的行为。

随着政治与市场不断入侵学者领地，学科群落与外界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开放，学术共同体的准则受到挑战。评议人面临两种压力：一种来自外界，包括政府、市场、公众的服务需求。另外一种来自学科内部，已有范式与创新的冲突。两种压力促使“操作模式”与“规范模式”出现分离，即评议行为没有遵循学科群落和个人的价值观，削弱了同行评议的可靠性。我国就发生了不少学位论文抄袭的案例：2009年，西南交通大学宣布该校副校长黄某博士学位论文抄袭事实成立，取消其博士学位，并被撤销研究生导师资格；同年，因学位论文抄袭，东北财经大学撤销了2007年授予袁某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决议。这样的例子不仅中国有，发达国家也有。最近，由德国的反论文抄袭网上社区发动的一场博士论文复查活动轰轰烈烈地在德国展开。2011年2月，德国国防部长古滕贝格被曝论文抄袭，之后他的博士头衔被贝罗伊特大学撤销，随即宣布辞职。同年5月，德国自民党女政治家、欧洲议会议员和欧洲自由与民主党联盟副主席西尔瓦娜·科赫-梅林宣布辞去所有党内和欧洲议会的职务，原因也是论文抄袭。打假人士还揭发了前巴伐利亚州州长埃德蒙·施托伊贝尔之女、康斯坦茨大学博士维罗妮卡·萨斯有抄袭行为。这些学位论文都经过同行评议，但是专家评审没有发挥应有的评价功能。

在同行评议的有效性受到质疑的同时，工具主义随之兴起，由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CNKI）开发的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被广泛应用于学位论文评审。该系统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比对数据库，可以快速统计出重复率，对抄袭与剽窃、伪造、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快速检测。许多高校据此规定了学位论文的重复率。由于重复率是根据系统设定的相应指标统计而来，缺少学科特性的判断，历史学、文献学等某些传统人文学科将面临工具主义新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