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档案学理论研究新天地

开拓档案学理论研究新天地——纪念曾三同志100周年诞辰

何嘉荪

曾三同志不仅是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奠基人，也是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为我国的档案学理论研究开创了一条新路。他倡导的档案学理论研究思路，堪称我国档案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后来一大批人的研究。我本人的研究思想就深受其熏陶。

我是在1960年与档案学结缘的。当时我17岁，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本科学习。入学后就听说，同年级同学中有两名分别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两位副主任的子女，其中一位就是兼任国家档案局局长的曾三同志的女儿曾晓前。在这之前，作为上海的一名中学生，我只听说过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和内务部长的曾山同志（曾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父亲）。至此，我才知道曾山与曾三同志并非同一个人。

当时人大的学生绝大部分为调干生^[1]，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考进去的凤毛麟角。由于我与曾晓前同为应届高中毕业生，又经常在一起听课（当时有的专业课调干生与应届青年学生分开上课），也都比较喜好音乐（尤其是苏联歌曲），故很快就比较亲近。记得她当时常来我住的房间（那时由于调干生多，年纪较大、自制能力强，人大的男女同学基本上混住在同一层楼，故互相交往很方便），我拉手风琴，她与其他同学一起唱歌，日子非常快乐！在与她的交往中，可以感觉到由于家教严，她丝毫没有其他高干子女身上时常显露出来的优越感。

我在人大档案系本科学习的几年中，见到曾三同志本人的机会并不多，主要是他有时会来系里视察、作报告和参加学生毕业典礼并留影。曾三同志身材修长，戴着眼镜，浓重的书生气，使人无法想象他当年是如何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那时，人大校领导每年都分头到校内各系与毕业学生合影留念。很荣幸，1964年我毕业时，尊敬的吴玉章校长偕同曾三同志以及国家档案局其他几位副局长都前来与我们一起合影。当年这些身居高位的领导同志工作都很忙，连毛主席都非常敬重的吴老，更是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然而他们仍然年复一年地坚持用实际行动亲近我们这些普通的青年学生，实在令人感动！我常想，今天我们的校领导，其职位级别比吴老和曾三同志低得多，也年轻得多，也不见得比他们更忙，为什么就做不到这一点呢？

我还有过与曾三同志近距离接触的经历，但那时我已经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毕业。1964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外交部从全国重点大学文科毕业生中招收研究生，以有助于改变外交干部仅仅由外语院校培养的不利状况。我报名参加了考试，被外交部录取进入外交学院，在外事调研班学习。根据组织分配，我必须从原来学英语改学西班牙语。一年半多以后，我已经初步掌握西班牙语。为了使学习更上一层楼，我很想买一些西班牙语书籍。但是，这在20世纪60年代并非易事，于是我想到了请曾晓前帮忙。她那时分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档案室工作（该委员会在“文革”后并入了文化部），而专门出版影印外文原版图书的光华出版社是其下属单位。曾晓前承诺可以帮我办一张购书卡，以便进入该出版社的内部书店购书。为此，我受到曾晓前邀请，曾经两次前往曾三同志在北京缸瓦市的寓所。其中有一次前去，正遇上临近午餐时间。我是完全空手前去的，由于距离近也根本没有打算在外面用餐（外交学院后门靠近阜外大街，乘坐13路公共汽车没有几站路即可直达缸瓦市），于是我慌慌张张地想马上走。但是曾三同志及其夫人留住了我。说实话，我完全没有想到会与心目中景仰已久的曾三同志共进午餐，心情有点紧张，究竟吃了些什么菜也不知道，或者说已经想不起来了。只有一个印象：菜肴极其简单，米饭中掺有杂粮，唯一的荤菜是汤，里面有一点排骨肉。

席间，曾三同志简单询问了我一些关于外交学院的情况。我当时已经脱离档案学专业正准备当外交官，根本想不到日后会爆发“文化大革命”，也绝对想不到“文革”后会再次重操旧业——回归档案学专业。故而我也没有询问与档案工作、档案学有关的任何问题。

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战就打响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同志首先受到冲击。曾三同志作为杨尚昆同志的主要副手由此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我揣测，这可能是曾三同志当时在餐席间较少言语的主要原因。

其实给我留下最深印象、也影响了我后半生学术道路的是曾三同志的学术思想。

我在人大档案系念一、二年级时，学校里为我们开设的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外语、历史学以及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基础课，直到三年级才开始全面铺开讲授档案学专业课。当时，除了和宝荣老师讲授的档案管理学以外，最引起我兴趣的是丁永奎、梅岱老师讲授的“档案学专题”。这门课除了讲授旧中国30年代的档案学研究思想以外，非常重要的是讲授曾三、吴宝康等学者（包括丁永奎老师自己）的研究思想。这是我第一次全面接触曾三同志的档案学思想。

如果现在进行总结，我认为曾三同志在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的所作所为，对我的档案学思想的形成构成直接重大影响的有如下两点：

其一，研究档案学要走自己的路。

我国的档案学正式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从欧美国家引进的；而新中国建立以后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大发展，又主要是50年代从苏联引进系统的档案学理论开始的。鉴于50年代的环境，我认为那时我国全盘向苏联学习是不可避免的和必不可少的。但是此后，我认为在曾三同志领导下，我国档案界就开始“批判地吸收”，走自己的路了。有人认为“那个时候是完全照搬苏联模式”。我认为，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如此！因为无论是我国党政合一的档案管理体制，还是科技档案工作的建立与发展，还有对编史修志的重视……我们都走着与苏联不太相同的道路。

对我而言，或者说我更看重的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在档案学研究方面已经独辟蹊径了，既有别于苏联，也有别于西方国家。

在曾三同志领导和吴宝康教授主持下，我国档案界在20世纪60年代对30年代的档案学旧著进行了整理和研究，还在内部翻译了大量西方国家的档案学论文和著作，谢伦伯格、布伦内克等人的著作最早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翻译引进我国的。

正是在此基础上，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档案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曾三同志号召我们探索档案工作的矛盾和规律，并且他身体力行，由此使档案学界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除了档案自然形成规律以外，我国对档案发挥作用规律的总结，我认为在世界上也具有独创性。由于手头资料不全，我不可能在此一一列举这方面的成果。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除了初创时期对国外档案学理论必要的学习照搬以外，从总体而言，在曾三同志领导下我国档案界在档案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在力图走自己的路，无论在“文革”前还是“文革”后均如此！

所以，曾三同志倡导的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自己的研究就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和鞭策下进行的。今后我也将继续在这一精神指导下，努力研究档案学理论，直至老迈无法动弹为止。

其二，曾三同志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矛盾、性质和客观规律的思想。

“曾三同志一贯重视研究档案事业的矛盾、性质和客观规律，并强调一定要坚持按照档案和档案事业的矛盾、性质和客观规律去进行工作，而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去进行工作。”^[2]正是根据曾三同志的这一学术思想，我国档案学术界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对档案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研究。丁永奎老师曾经就此问题在课堂上进行了专题演讲，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说实话，我近年来对文件运动规律的研究，尤其是我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文件运动的动力理论的研究，就深受此学术思想的影响。我想说，我们今天进行的对文件运动规律和理论的研究^[3]，在国际上具有独创性，是独一无二的。而这种研究，完全可以说是与曾三同志等前辈的研究一脉相承的。如果没有曾三同志提倡和开创的研究思想以及道路，也就没有我们今天对文件运动规律和理论的研究。

曾三同志离我们而去已经不少时日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他的学术思想也仍然指引着我们去奋力开拓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新天地！

（原载《浙江档案》2006年第6期）

【注释】

[1]调干生：已经是机关干部又奉调脱产学习的学生。

[2]《曾三同志对档案事业的贡献——冯子直访谈录》（谢丽荣整理），《档案与建设》2006年第6期。

[3]请注意，我这里讲的是文件运动理论，不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两者是有区别的，后者仅仅是前者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