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　图书馆学的形成和发展

一、世界图书馆学的形成及其发展

图书馆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指图书馆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一般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807年以前），准备孕育时期。这是一个漫长的时期。

人类自从创造了文字，便进入了文明社会。人类为了总结和传播社会实践经验，便用文字将这些实践知识和经验记录下来，记录的结果便产生了文献。人类最初对文献的收藏，便形成了最原始的图书馆形态。这种以收藏文献为宗旨的图书馆形态差不多已经延续了四五千年了。人类经过了长期的对图书馆的建设、管理和利用实践，总结和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理论。这些经验和理论仍然处于零散状态，散布在史学、文献学、文学等其他学科之中，难以形成一个理论体系，更谈不上形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学科。这一时期积累的相关的知识和资料，为图书馆学的建立作了较充分的准备。

第二个时期（1807—1887年），图书馆学的萌芽时期。

1807年，德国的施莱廷格（Schrettinger，M.W.）第一个使用“图书馆学”一词。这虽然还不能说是图书馆学的诞生，但也是图书馆学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情。1808年，施莱廷格出版了《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认为“图书馆学是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初步确定其内容是图书配备和目录的编制。1820年，德国的艾伯特（Ebert，F.A.）出版了《图书馆员的教育》，他认为“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员执行图书馆工作任务时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巧的总和”，“应该研究图书馆工作中的实际技术”。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研究成果和著述。1876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标志着图书馆学研究走向集体研究，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活动。所有这些，还不能构成独立的一门学科。只有当图书馆学研究集中到自己的特定的研究对象，并对这一对象做出科学的分析、研究之后，才有可能建立独立的图书馆学。不过，它已经使人们看到希望，图书馆学正孕育萌发。

第三个时期（1887—约1950年），图书馆学形成时期。

1887年，发生了两件事：首先是德国哥丁根大学举办了图书馆学讲座；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麦维尔·杜威（Dewey，M.）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图书学专业教育机构——哥伦比亚图书馆管理学校。图书馆学者们有的将前一事件看成是图书馆学诞生的标志，有的认为后一事件“使图书馆学这门学科趋向于成型”。不管以哪个事件作为图书馆学诞生的标志，大家都承认图书馆学在1887年正式诞生了。192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首次设立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课程，这是图书馆学已经形成的标志。

哥丁根大学举办的图书馆学讲座，据当时在那里学习的美国留学生回忆，主要课程有“目录学”“书写的历史”“印刷术”“古文献学”“图书馆管理学”等，这是为了培养图书馆工作者而设置的。哥伦比亚图书馆管理学校开设的课目有“图书馆的经营”“书籍的保护”“书目”“分类法”“目录著录”“参考咨询”等。严格说来，这些课目的总和还不等于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

1905—1922年，列宁（Lenin）在其一系列的讲话、书信和文件中提出一整套图书馆发展和建设的原则，充分肯定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并就衡量图书馆的价值标准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列宁关于图书馆是社会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观点，图书馆应遵循一般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应成为探讨图书馆理论的指导思想之一。

到20世纪20—3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崛起和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Ranganathan，S.R.）的《图书馆学五原则》的出版，图书馆学才逐渐从专注于操作技术与方法研究转变到理论研究上来。以美国“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科学、理性的理论精神是20世纪中最值得称道的图书馆学精神。他们从1920年后期开始探索图书馆学理论的体系化，培养博士层面的高层次人才，使图书馆学从一门“职业”变成了一门“专业”。世界图书馆学史中通常公认，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的早期学术探索是图书馆从人文科学转变到社会科学的里程碑。1930—1935年，美国共发表了400多篇图书馆学研究论文。《图书馆学五原则》开始真正接触到图书馆学理论问题，强调了图书的使用，提出了对图书馆员的基本要求，说明图书馆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反映了当时图书馆学理论成就。1933年，阮冈纳赞的《冒号分类法》出版。同年，美国芝加哥图书馆学家巴特勒（Butleer，P.）的《图书馆学引论》问世，开拓了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1928年，中国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发表了《研究图书馆学的心得》一文，其观点的认识程度绝不逊于同时代的图书馆学家们。

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全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恢复时期，战争给全世界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也对图书馆学研究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关于图书馆社会作用的研究成果，加强了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但留下的问题也不少，如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问题还缺少一致的认识，图书馆学的方法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讨论等等，说明图书馆学还没有达到一个成熟的程度。

第四个时期（1950—1993年），图书馆学的发展时期。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50年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文献信息大量生产，人类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人们对于图书馆事业的需求日益增加，这些都成为发展图书馆学的推动力。

这一时期，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一些问题展开的：文献和文献的生产、文献信息、图书馆产生、图书馆学的性质与研究对象、图书馆的性质及图书馆工作规律、图书情报一体化、图书馆网络及图书馆现代的初步研究等等，并逐步向信息资源、信息产业与信息服务领域拓展。应该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更加深入，取得了巨大的多方面的成就，研究队伍也空前的壮大。但是，要真正圆满地回答这些问题并非易事，除了图书馆网络与现代化问题尚能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以外，其他问题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一时期，也有部分学者力求突破就图书馆论图书馆，试将图书馆放到更大范围，更大系统中去观察，揭示其本质属性，分析其社会职能。

第五个时期（1993年至今），进入网络时期。

网络化是20世纪末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由于它对当代人类生活的影响是如此巨大、深刻和全面，被人们视为连接两个世纪的主要纽带和预测世纪人类生活的主要依据，还有人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强软公司总裁科兹曼（Cozemann，M.）曾预言：“19世纪是铁路的时代，20世纪是高速公路系统的时代，21世纪将是宽带网络的时代。”所谓“宽带网络”就是通常所说的“信息高速公路”。

“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最初见于1991年9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的一项法案中，参议员戈尔（Gore，A.）是该法案起草人。1992年，克林顿（Clinton，B.）和戈尔竞选总统时，建立全国性信息网络是他们做出的最杰出的许诺之一。1993年新年伊始，新上任的克林顿随即指示白宫建立了“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小组”，专门负责研究制订有关计划。1993年9月15日，戈尔正式宣布，美国将开始建设“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简称NII计划。该计划宣布后，引起了美国邮电和传播等相关行业的极大兴趣和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都相继制订和公布了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也标志着人类世界进入了网络化时代。“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图书馆、图书馆事业也毫不例外，为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图书馆网络化始于图书馆的自动化。早期图书馆自动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仅仅局限于个别国家少数馆，其进程并不顺利，成本太高，缺乏软件开发和系统方面的标准，直到196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LC）的MARC计划宣告成功后才得以改观。也就是说，MARC计划是图书馆自动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到20世纪80年代，MARC变成了以多媒体形式的所有罗马字母语言的资料，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计算机化书目格式的标准，图书馆开始联合起来利用MARC格式建立数据库，实现多馆共享，从而发展了可以兼容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美国的OCLC（Onlinc Computer Library Center，联机图书馆中心）最初就是提供自动化目录系统为主要业务的图书馆公司。到20世纪90年代，OCLC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网络，它还联入了Internet网，成为Internet网中最主要的信息资源供应者之一。所有这些，都为图书馆进入网络时期作了充分的准备，也为网络时期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一时期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除了对传统的一些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以外，主要是对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信息的资源建设、知识信息的组织开发、知识信息管理、数字图书馆、电子文献、智能检索、网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图书馆应用技术开发等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及其取得的成果，使得图书馆学在新形势下具有旺盛的生机和活力。研究领域不断进行战略性的拓展，研究内容和研究深度进一步发生质的飞跃，说明图书馆学与时俱进，与信息时代的历史进步和知识经济的深化具有紧密的、内在的和直接的必然联系。

由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图书馆学界也掀起了对技术的研究热潮。图书馆学在初期主要是偏重于操作技术研究，20世纪30年代，经过以巴特勒和阮冈纳赞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努力，使图书馆学增添了一些理性色彩；但到20世纪50年代，巴特勒又自我否定了，并得到图书馆学家谢拉的赞同。因此，我国图书馆学者一般认为，美国偏重于技术研究，前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偏重于理论。据统计，美国1959—1964年有图书馆学研究项目902个，属于理性研究的只占5%；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图书馆应用研究占90%，理性研究只占4.3%；1990—1993年，美国产生的图书馆学博士论文256篇，实际工作研究144篇，理论研究仅6篇。1993年以后，这种状况并未改变。而前苏联图书馆学者们并不同意中国学者的看法，他们把图书馆学定义为功能科学，即服务科学。尽管他们重视图书馆职能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对教育职能的研究，但主体是如何开展服务，即应用技术研究。实际上，真正偏重理论研究的是我国图书馆学者。在20世纪60—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者的理论著述都遥遥领先，名列前茅。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一些变化，据有关学者对我国出版的12种有关期刊统计，研究信息技术的论文遥居首位。其实，重技术研究是图书馆学迎接信息时代挑战的本能反映，也是图书馆学与生俱来的基本特征，不必加以褒贬。图书馆学的发展必须有双重动力，即理论研究者的思辨性研究和实践工作者的实践活动，实践工作永远是图书馆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也有一些研究者对以往图书馆学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一些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问题重新认识，或者置于网络环境下重新审视，如：图书馆学的学科名称、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图书馆、图书馆职能和图书馆工作规律等等，并提出了自己一些很有见地和深度的见解，对促进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过分的不稳定性，使得图书馆学体系备受侵蚀，令不少研究者担忧。主要表现：一是研究内容的过量泛化，容易导致图书馆学失去自我。把不该属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硬拉进来，大量阵地被“另类”研究所占领。二是泛滥成“学”，等于自戕。图书学理论本身还有许多问题尚无定论，却竞相出现名目繁多的学科，如文献资源学、工具书学、期刊学、读者学、图书馆色彩学、图书馆美学、图书馆社会学、图书馆评价学等等，有人在一本书中列出的所谓“新学科”就有74个，如果再加上没有列进来的，恐怕不少于百种。三是图书馆学如果变化太大，将会导致消亡。从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文献信息学→信息资源管理学……这样相继变化乃至交叉发生。一个学科变化是必要的，但不能失去或搅混其核心内容和基本结构，否则将变成另类，离其消亡也就不远了。

二、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简况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至少是在殷商时代就出现了图书馆，这已是3500余年以前的事。我国真正以图书馆学命名的理论研究论著出现是在20世纪20年代，比西方要晚。但是，我国图书馆学的某些知识的产生要比西方早得多。《周礼》《史记》等书中都有有关记载。如：“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这里的“册”和“典”，就是殷代史料。老子就是“守藏室之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汉初萧何“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书·萧何曾参传》），汉武帝、成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随书·经籍志》）。刘向的《七略》、魏时郑默的《中经》、晋时苟勖的《中经新薄》和李充的《四部目录》、唐代的《随书经籍志》、宋代成俱的《麟台故事》和郑樵的《通志·校仇略》以及明清时期祁承火业的《澹生堂藏书约》、邱睿的《论图籍之储》与《访求遗书疏》、孙庆增的《藏书纪要》、曹溶的《流通古书要》等。这些论著比较系统地总结了藏书的收集与鉴别、分类、编目、图书流通利用等问题。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化思想传入，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兴起，也就真正开始了我国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早期以“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命名的论著大多是翻译作品，如1910年谢荫昌译的《图书馆教育》（奉天图书发行所发行）、1917年通俗教育研究会译的《图书馆小识》（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出版）等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第一个兴旺时期。1920年北京高师开设暑期图书馆学讲习班，文华大学设立了图书科（1929年独立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21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后设立图书教育组（这是最早中国图书馆学组织），1925年成立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编辑出版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双月刊）和《图书馆学季刊》（刘国钧主编）；还有《文华图书馆学校季刊》《中山大学图书周刊》《浙江图书馆月刊》等等。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发展也比较快，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如马宗荣、沈祖荣、戴志骞、李小缘、洪有丰、裘开明、袁同礼、王重民、王云五、蒋复璁、杜定友、刘国钧、皮高品、吕绍虞、汪长炳等。他们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如沈祖荣和胡庆生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1917年）、杨眙晰的《图书馆学》（1923年）、杜定友的《世界图书分类法》（1922年）和《图书馆通论》（1925年）及1935年定型的《杜氏图书分类法》、洪有丰的《图书分类法》（1924年）和《图书馆组织与管理》（1933年）、王云五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1928年）、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1929年）和《图书馆学要旨》（1934年）、皮高品的《中国十进分类法》（1934年）、程伯群的《比较图书馆学》（1935年）、俞爽迷的《图书馆学通论》（1936年）、蒋元卿的《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1937年）等；1928—1937年共发表学术论文4000余篇（1900—1950年共发表学术论文5300余篇）。20世纪40年代，由于战争的影响，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处于低潮时期，没有取得什么有影响的成果。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是造就了一批图书馆学家，兴办了图书馆学教育，成立了中华图书馆协会和部分地方图书馆协会，开展了图书馆学国际交流（1925年参加了美、英图书馆协会有关活动；1927年参加了IFLA成立大会及国际学术会议），发表一大批学术论著。理论研究受美国影响较大，但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要素说”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进入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新的历史时期。20世纪50年代，开始比较大规模地介绍列宁和毛泽东关于图书馆事业的论述，并进行了初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于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起了奠基的作用。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受前苏联的影响较大，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仍留下不少痕迹。从1957年前后开始形成了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第二次高潮，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而结束。这一时期，意识形态有力地介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图书馆学者们进行了思想改造，关于图书馆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图书馆性质与职能等的讨论以及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图书馆学等。前苏联图书馆学思想的全面渗透，影响着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几十年。图书馆学研究纳入国家科学规划（王重民主持制订了全国图书馆发展规划），1957年国务院颁发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并成立专门机构。初步形成了一支新老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队伍，以新的观念研究图书馆学理论。基本上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体系，编写了《图书馆学引论》《藏书与目录》《读者工作》《目录学》等一系列教材，建立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分类、图书馆目录、藏书建设、读者工作、目录学等分支学科。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分类法编制和基础理论探讨两个方面，1949—1965年共发表学术论文4305篇。1952—1960年，编制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人大法》）、《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简称《中小型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等，完成了图书分类法意识形态化。在理论探讨上，主要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矛盾说”等。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10年是我国图书馆事业遭受严重破坏的10年、灾难的10年、倒退的10年。根本谈不上出什么成果，老一代图书馆学家和还未来得及展露才华的新一代图书馆学者就被迫离开自己所投身的事业。

粉碎“四人帮”后，从1979年开始，我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学术思想从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图书馆学的专家学者们和专业人员的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生动活泼，大家的努力奋斗，取得空前未有的多方面成就，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迎来了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第三次高潮。

197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太原市宣告成立，到1999年已拥有会员8631人。毫无疑问，这一个时期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振奋期。从此以后，中国图书馆学会的系统分会、地方学会（协会）以及半官方的高校和中小学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简称“图工委”）等相继建立。从此，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逐步走上了“组织起来”“共同奋斗”的道路。

1976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里，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主要是深入探讨了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重新讨论和评价了图书馆工作的性质、地位、规律及与情报工作的关系和图书馆的阶级性、社会职能，讨论了图书馆的网络和现代化的建设，进行了文献资源共享和布局研究与实践，开始了图书馆的信息交流与管理的研究，等等。主要表现在：

一是经受了“出国热”“市场经济”和“下海潮”考验，形成了一支为数众多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除了仅存的几位老一辈学者以外，一类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在“文革”之前已崭露头角的学者（包括两部分：一部分留苏学者，另一部分是国内培养出来的学者），他们是这一时期的主体；一类是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进入高校学习的佼佼者（包括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一类是少数最早出国留学镀金者；一类是长期在工作实践中锻炼，或接受过“五大”（函大、电大、夜大、业大、自修大学）教育，或自学成才者。后三类才是这一时期后半段和跨世纪的真正主人。

二是在时代交替中，图书馆学也受到强烈冲击，主要是通过学科名称和高校院系名变化中表现出来的，如从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到文献信息管理学、信息管理学，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更名为信息管理系，对全国相关院系带来很大影响。

三是图书馆学研究已不是少数学者之事了。全国有100余种图书情报学刊物（《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索引：1981—1989》引用的专业刊物共117种，绝大部分创刊于20世纪80年代），从业人员素质有较大提高，理论研究已变成普遍的活动，1980年到1992年共发表论文45290余篇，出版了一批有较高价值的专著。

四是在不同层面和领域开展了学术讨论。如关于“图书馆的性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情报一体化”“发展战略”“文献资源布局与共享”“图书馆与市场经济”以及关于“低谷”的争论等。

五是进一步完善了图书馆学教育体系。除了作为中间层次的50多个本专科教学点外，20世纪70年末开始硕士教育和90年代初开始的博士教育，明显地提高了专业教育层次；“五大生”教育、专业证书教育以及短训班、培训班等，进一步完善了专业教育体系。

六是积极地开展了国际交流。恢复了我国在国际图联中的会员地位，加强了与世界各国图书情报界的交流与合作，开展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展览、书刊交换与互借、互派留学生和人员互访等活动。

1993年9月15日，以美国正式宣布实施NII计划为标志，人类社会正式进入信息社会，我国图书馆事业也进入网络时代。

在网络时代里，面对着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知识信息多维结构和多元化的研究和探索等等，传统图书馆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走向也就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在这个时代里，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事物的中青年学者们理所当然地成了时代的主人。因此，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也就呈现出有史以来最活跃的局面。

在这个时代里，图书馆学的专家学者们试图将图书馆学全部理论问题都置于信息环境、网络环境下重新认识、重新审视，其涉及面非常广泛，争论也就十分激烈了。其主要特点：

一是中青年图书馆学者已成为时代的主人。老一辈图书馆学家除了少数尚能与时俱进外，多数已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目前，活跃在理论研究前沿的大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中青年人，包括国内自己培养出来的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大批从国外留学归国人员，带回了各国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五大生”和经过短期培训、自学成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由信息技术等其他专业投身到图书馆学研究队伍中来的专业人才等等。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认识敏锐，取得的成果极其喜人。

二是拓展了研究领域，新的学科生长点大量涌现。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图书馆作为知识信息的社会传递媒介的功能日显重要，图书馆学研究逐步向信息资源、信息产业和信息服务领域拓展，并进一步向“信息”“知识”层次深化，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信息的资源建设、组织开发，以及电子文献、智能检索、图书馆的应用技术等等课题都纷纷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新的学科生长点。

三是对传统图书馆学提出了挑战。由于新技术，特别是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使得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图书馆工作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这种环境下，对图书馆学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或者赋予新的含义，或者重新定义，或者加以责询甚至否定，如对图书馆学的学科名称、学科定义、学科性质、学科地位、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研究方法以及图书馆的性质、地位、职能等等，涉及面相当广泛。

四是图书馆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方面，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继续发展和不断深化，对未来图书馆的新环境、新格局、新功能研究提出了一些有较大影响的观点，为实现传统图书馆学向现代图书馆学转型创造了一定条件；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开始分野，进一步为图书馆学体系建设作出了贡献；产生了一批回顾总结性论著，对图书馆学日益敏感，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建设与发展乃至图书馆哲学等都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定位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另一方面，图书馆学的应用理论研究获得显著进展。关于图书馆学和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系统理论和思想的研究，用现代产业观对图书馆事业和当前图书馆事业建设实践的系统研究、信息服务研究、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与共享及文献信息资源社会保障的研究和数字图书馆的理论研究等都在不断深入，发挥了理论指导的作用。发表和出版大量研究论著，1993—2002年，共发表论文5万余篇；1998年到1999年两年内共发表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的论文就达500余篇；1994年至1999年，6年之内有关文献资源共享的论文就达2324篇，差不多每1.38天就有1篇论文产生；近几年，关于信息与信息技术理论和开发研究的论文几乎占到所有发表论文的1／4。这些都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我国图书馆学者们的关注重点和研究热点。

五是新技术在图书馆广泛应用，现代化程度大为提高。图书馆网络及网络建设理论研究，图书馆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研究，数字图书馆及其建设研究，数据库及其建设理论研究，以及声像技术、复印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光盘技术、存贮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等的开发研究等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图书馆工作现代化、自动化打下了重要的技术基础。由于这些理论和技术的应用，图书馆工作现代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六是在相关理论指导下，图书馆事业建设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实践取得重大进展。如上海图书馆近年实施共建共享计划，目前已开通共享协作网页；江苏高校图书馆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实行重要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和文献集中编目活动，建立了文科和理科两个编目中心；北京等地区、县实行了中小学图书馆（室）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和保障系统；北京、上海、辽宁等地图书馆藏书古籍数字化资源转换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各地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体系特色图书馆的建设也初具规模。第二，数字图书馆建设进入实施阶段。20世纪中期以后，关于数字图书馆问题引起了各国许多有关部门和单位的重视，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辽宁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等先后进行了数字图书馆项目研究，北大、北邮还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该项目还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和文化部、电子部等的积极支持，并纳入国家863计划。2000年4月，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正式启动，其目标是建立一个超大规模的、分布的、可以跨库检索的海量国家数字化信息资源库。作为数字图书馆顶层设计的中华文化信息网已经开通。除图书馆系统外，目前与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战略组签约的还有博物馆、出版发行、广播电视等行业。2000年9月，大连博菲特公司与《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编辑部协作，进行了中小学数字图书馆建设，目前已建立起一个相当规模的数据库。与此同时，国家科技图书馆文献中心也正式成立。该中心是一个专业化的虚拟科技信息资源机构，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是我国最大的数字化图书馆，为保障国家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提供科技信息资源支持服务。

七是国际和地区交流日益频繁。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图书馆界与世界图书馆组织、各国图书馆组织和各类图书馆建立了人员交流、文献交换、学者互访等各种关系，同时还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和展览活动。自从1981年4月恢复我国在国际图联（IFLA）合法席位后，与国际图联关系日趋密切，派出代表团、代表参加国际图联工作和各种活动；1996年在我国北京成功举办了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国内与会人员900余人，发表论文58篇，向国际图书馆学界展示了我国的研究成果。1996年9月，由武汉大学等联合在武汉举办了“’96信息资源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8月15日，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了“第11届国际图书馆建筑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25个国家100多位代表；2000年6月，文化部召开了“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有欧美、东南亚等地60余名代表与会，并成立了以开发中文元数据为目标的“中文metadata标准格式合作小组”。至2001年，中国已有22个图书馆成为OCLC（Online Conputer Library Center Inc.联机图书馆中心）的成员；2001年9月，中山大学程焕文教授当先成为OCLC成员委员会代表（亚太地区只有3名代表，其余2名代表是香港特别行政区1名、日本1名），海峡两岸交流方面，曾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成都等地定期召开研讨会，台、港和大陆专家多次进行互访、讲学。中美成功举办三届“中美图书馆合作会议”。在信息社会里，国际和地区之间和学术交流逐渐向网络化发展。这些国际和地区之间的交流，加强了合作，增进了友谊，推动了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

近些年来，我国的一些图书馆学者对以前我国图书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进行了一些深刻的反思，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的还对理论研究中的不良现象进行了讨论和批评。如：

①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这一问题主要是针对有人指责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与图书馆实践脱节而提出来的。研究者认为，对这一问题把握不准和对二者关系纠缠不清是导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左右摇摆、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成为制约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甚至可以说，这一问题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和特定的范围内往往成为束缚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建设的思想禁锢和精神枷锁。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是一种超脱于图书馆具体工作和具体行为的思辨之学，就其本质意义而言，基础理论研究不存在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产生这种观点的主要原因是图书馆学的不成熟和某些弱点、理论与实践的严重错位、否定理论的极左思潮作祟和从业人员素质偏低等造成的。

②图书馆学学科名称问题

有的认为，“图书馆学一词的创造实属悲剧”，“图书馆学学科名称不规范、不科学”等；对于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将图书馆学改名为“信息管理学”“图书资讯学”等等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图书馆不仅是一种社会机构，也是一种行业，改名后内涵宽泛不稳定”，“难以取代具有二百年历史的图书馆学”。据有关资料记载，“电工学的历史数百年，其技术与理论发展神速，但它并不因此去改名，而图书馆却硬要隐姓埋名，另立门户……”

③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问题

有些人认为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现阶段“应当”属于社会科学，将来“可能”是综合性科学，或者具有“应用学科性质”“管理学科性质”等等。有些学者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没改变，与其他学科一样，不可能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学科性质。

④关于图书馆消亡论问题

图书馆消亡论提出者的主要依据：一是信息存贮技术的发展。认为磁存贮、电子存贮和光存贮的知识载体将代替印刷载体，由于它们存贮量大、体积小、使用方便，在一定时间以后，将导致图书馆的消亡。二是通讯技术和电子技术的发展。人们利用图书馆方面有了很大改变，人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图书馆了，这一论点曾一时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

近几年来，人们对这一观点的认识有了很大改变，认为图书馆和人类社会会永远存在下去，不可能消亡。其理由：一是印刷型文献将与非印刷型文献永远并存；二是人们利用文献的习惯将难以改变，印刷型文献利用不受限制，方便灵活；三是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将起重要作用，人们仍依赖图书馆。因此，图书馆消亡论应该休矣。实际上，近两年这种论调基本销声匿迹了。

⑤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

有些学者认为，图书馆学通过“裂变”“聚变”“嬗变”，其研究对象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基本上是：图书馆→文献资源→信息资源，等等。有些学者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太宽泛，不稳定，由于图书馆学本身并无突破性的进展，这样的变化会危及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

⑥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内容过分泛化问题

主要表现在：一是盲目扩大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二是“泛滥”成“学”，提出了近百种所谓“新学科”，等等。认为这样的过分泛化导致了图书馆学失去自我，“等于自戕”。

另外，对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研究方法以及图书馆的性质、图书馆工作规律等问题都有类似的情况。这样的讨论和反思，有助于加深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推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进一步发展。可以说，没有中国图书馆学界的这些深刻反思，就不能实现学术思想的“拨乱反正”，很难完成从传统图书馆学向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和过渡所进行的理论基础的奠基。但是，这也反映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还缺乏自身内在的稳定性，值得引起学界的深思。

我国在近100年的图书馆学研究中，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有许多不足之外，有待继续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总体研究质量不够高，研究不够深；普遍存在一般描述多，重点深入少，追赶时髦，真知灼见少；研究技术方法多，研究理论少；为评职称写稿多，为图书馆发展写稿少；书面理论多，实际调研少；感性成份多，理性分析少；转抄仿效多，独立思考和创新少；研究事物多，研究人的思想少；具体问题研究多，整体系统研究少；情况综述多，会议多，学术研讨少；相关论述多，本体研究少；追求形式多，讲求实效少；自发研究多，有计划有目的的组织研究少等等。”这是黄宗忠先生总结提出的，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

三、台湾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简况

台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其图书馆学是中国图书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大陆基本上获得解放后，当时的部分图书馆学者直接或辗转到台湾，正是他们构成了台湾日后图书馆学发展的基础。台湾图书馆学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形成于60年代到70年代，发展于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中。

在台湾，于20世纪70年代末，将图书馆学改名为“资讯学”。“资讯”一词最初是在1978年7月28日、29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台湾大学联合举办的“资讯系统研讨会”上提出来的，以后很快就被大家所接受。根据台湾图书馆学家顾敏解释，“资讯源于英文Information，其意义在用语言或文字表达特定范围内有特定意义的资料，简言之，也就是可以被人理解和接受的讯息。”“它代表的意义相当广泛，包括文字符号、传讯处理、行为社会以及经济生产等四个领域”。“它是由‘资料’和‘讯息’所合成的”，“‘资讯’取自于‘资料’和‘资源’的资字，‘讯’取自于‘讯息’和‘电讯’的讯字，代表着一个统合性的概念。”这一解释，提示了“资讯”一词的由来、内涵和范围，使之富有鲜明生动的现代气息。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台湾化的词语，才使台湾避免了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长期对立和平行并存。

台湾图书馆学研究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主要是20世纪60—70年代从国外留学和在国外工作归来的，主要是留学美国和留美工作的，他们正处在事业发展的顶峰时期，是目前台湾研究图书馆学的中坚力量。另一部分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己培养出来的，他们正在迅速崛起，是新世纪图书馆学研究的真正主人。因此，台湾图书馆学的发展，受欧美，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很大。

台湾图书馆学教育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过60—70年代的发展，完善于80—90年代。1955年，台湾师范大学正式设立图书馆学系，1980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64年，世界新闻专科学校（1991年改为世界新闻传播学院，1996年更名世新大学）设图书馆资料科，1992年停办，1995年再设图书馆资讯学系，199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70年，辅仁大学设立图书馆学系，1992年更名为图书馆资讯学系，1994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71年，淡江大学成立教育资料科学系，1991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71年，政治大学与国立中央图书馆合作，在该校中国文学研究所成立目录组并开始招收目录版本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96年正式成立图书资讯学研究所并开始单独招收硕士研究生等等。这些图书馆的教学机构的教学内容有较明确分工，培养目标各有不同。正是由于台湾图书馆学的教育，培养了一批图书馆学研究人才，形成了一支正在崛起的跨世纪的研究队伍，推动了台湾图书馆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台湾图书馆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处于开放的环境下。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一直处于西方集团的庇护之下，这使得台湾图书馆学研究便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学进行自由交流，极大地缩短了台湾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后期，海峡两岸关系开始趋缓，台湾图书馆学界又不失时机地加强了与大陆的交流。1990年，台湾图书馆界首次组团访问大陆，这是阻隔40年后的首次交流；1993年2月，台湾中华图书馆资讯学教育学会举办“图书资讯学教学研讨会”，大陆有6位教授或馆长与会；同年7月，台湾胡述兆教授又率领10名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到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访问实习，开始教学直接交流；从1993年12月开始，分别于1994年8月、1997年4月、1998年4月、2002年6月，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哈尔滨等地成功举办六届海峡两岸图书馆资讯学术研讨会；1999年4月29日，在台湾淡江大学举办了“1999年海峡两岸图书馆建筑研讨会”；在这10多年中，还进行多次多种形式的互访；2003年1月，台湾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在南京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等等。开放的环境造就了台湾图书馆学的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风格。

50余年中，台湾图书馆学研究已形成了一定规模，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据统计，1980—1995年，台湾共产生博士、硕士学位论文160余篇，出版发行的专业期刊21种。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学和资讯学综论、图书馆管理与自动化（研究论文约占1／3）、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资料检索等。台湾图书馆学研究很注重实际问题，较少进行理论问题的探索，在专著中却不乏理论精品，如王振鹄的《图书馆学论丛》、胡述兆和吴祖善的《图书馆学导论》、顾敏的《现代图书馆探讨》、赖鼎铭的《图书馆学的哲学》和周宁森的《图书资讯导论》等。从总体来看，台湾老一代图书馆学者受美国图书馆学的实用理念影响较大，他们大多从图书馆实践或工作出发，来概括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其理论常有浓厚的经验色彩；中青年学者更多的吸收现代科学知识，更多地从理性分析入手，来探索图书馆学的“知识本体”，其理论带有明显的现代意识和理性色彩，可以预见，这将促进未来的台湾图书馆学研究的繁荣和地位的提升。

四、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当然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从实践中去考察、分析、研究。许多新生事物在今天已初露端倪，我们要善于抓住苗头，去探索其未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图书馆学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几种发展趋势：

（一）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将进一步深化

长期以来，图书馆学应用性研究较强，对基础理论研究不够重视，从而影响了图书馆学在社会上的地位与竞争力。实际上，图书馆学理论包括两个方面，即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这两个方面是支撑图书馆学的两条腿，是图书馆学学科建设中缺一不可的。理论是实践的经验总结，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是为实践服务的；实践又促进理论的发展和提高。图书馆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一系列的实践方法，不断地探索这些方法和技术的优化和改进，以适应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因此，人们已逐步认识到，只有进一步重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图书馆学的学科理论建设，提高理论层次，才能巩固和提高学科地位。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比国外要重视得多，特别是近10多年就更加突出，也是发表论著较多的研究内容。今后，将在20世纪研究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基础理论研究将进一步深化，不断拓宽研究领域，丰富研究内容，完善体系，提升理论层次，为学科理论建设作出更大成就。

（二）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将出现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趋势

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以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为代表的横断学科的出现，打破了近代以来人类科学思维的方式，现代科学发展形成了跨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也呈现出这种趋势。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文献学和档案学等在发展史上有同源关系的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它们既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又有许多的相同点或相似点，但作为平行的不同学科，又有各自的独立性。随着电子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在这些学科当中的具体应用，已经并正在进一步打破这些学科之间的壁垒，相互渗透融合趋势十分明显，它们之间紧密联系，捆绑发展，将形成较强的学科群体。二是图书馆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这种交叉研究，既表现为学科建设层面，又表现为学科实践应用层面。图书馆学与社会学、管理学、数学、电子科学、“三论”、经济学、法学、大众传播学、文化学、教育学、史学、哲学等相关学科正在不断交叉融合，从交换学术思想发展到全面交流学术观点、方法等各种学术资料。传统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等很少向其他学科提供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对其他学科在社会应用层面也很少产生影响。但在网络环境下，数字化信息资源的组织建设、开发利用与资源共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涉及广泛的宏观课题，需要综合采用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信息科学、电子科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进行共同研究，使图书馆学与这些学科之间交叉渗透非常明显和突出，与这些学科共同解决数字资源的组织建设和利用问题，加速信息化进程。

（三）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不断增强

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主要由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三个部分构成。近20多年来，尽管我国图书馆学在理论建设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其学科建设的总体状况，一直存在着整体性、系统性不足的问题，既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与技术体系，又未相互衔接、联系紧密，共同构成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学科体系，实际上是反映学科建设不断成熟的状态。近几年来，图书馆学界逐步重视开发性、应用性研究，如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图书馆网络技术、联合创建数字图书馆等，使图书馆学的应用性、实用性特征不断加强，理论指导性强，具有纵深层次的内涵性、思辨性和前瞻性，这就预示着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将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之间构建起一种有效的系统平衡和整体发展的关系。

（四）图书馆学研究将更加体现中国特色，增强理论原则性，开掘学科前沿性

图书馆事业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化的本质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形态和社会表达形式，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内涵。文化的要义在于特色，否定了特色，就否定了文化。当今的时代文化既表现为全面整合、整体发展的趋势，又表现为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的民族特色和本土特色。这种多元一体的整体发展是当代人类文化建设的时代特征，即信息文明的特征。以人类社会图书馆现象的共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普通图书馆学是以人类的共同文化为基础的，因此可以同时也必须超然于民族文化之上。而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文化单元的背景下，以相对具体的社会空间范围内的图书馆现象的特殊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应用图书馆学必然与民族文化具有不解之缘。图书馆事业与文化的乃至与社会和历史的这种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反映了图书馆事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在我国，应用图书馆学如何具有中国特色，使之本土化，有效推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历史发展，这类应用理论层面的原创性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自从20世纪初图书馆学理论传入中国后，始终处于不断跟踪和追随国外的发展水平的被动状态。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主要是以西方，特别是欧美的图书馆学的学术思想和学科建设范式来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体系，以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主要以模仿前苏联为主，也应该将这一优势发展成自己的特色。这些优势，主要是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和丰富的学术资源，如从藏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中国的古典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分类学、藏书思想等，都具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发展得十分成熟，极富有民族特色。如何使这些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我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学术思想和科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这绝不是复古，必须站在信息文明的人文精神建设的历史高度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科学继承，有所发展，有所进步。实际上，近20多年来，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取得了一些具有较强原创性和前沿性的可喜成果，初步扭转了过去那种单纯照搬或机械模仿外国的局面，这就为今后进行这方面研究开了一个好头。

（五）图书馆学研究将会使人文传统和技术进步并重

科学技术是推动图书馆学发展的强大动力。从纸张、印刷术的发明到电子技术和通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无不如此。在信息社会里，由于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在图书馆内的应用，彻底地改变了图书馆的传统工作方式，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形象焕然一新。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也不断给图书馆学创造出新的研究领域与新的学科知识增长点。文献信息是图书馆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也是图书馆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因此，图书馆学是具有浓郁的人文传统，特别是图书馆进入近现代以来，始终以消除一切歧视，实现公正、平等，使每个有能力利用图书馆资源的人都能有效地、方便地、快捷地获取各自所需要的一切信息知识，作为自身的工作准则和奋斗目标。图书馆事业在其发挥社会职能的过程中，所为之奋斗的社会目标正是体现了民主、自由、公正、平等的当代全人类所共同珍视的最为基本的人文精神。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是一种以物质资源为基础的文明社会，主要是“以物为本”的物质型文明。今天，我们已进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本质应是一种以信息和知识资源为基础，以生产信息和知识的“人”为核心的“以人为本”的非物质型的文明，即精神型文明。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都为推进人类人文精神的进步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历史贡献。在信息时代，作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依托，以社会信息化和信息文明建设为社会终极目标的交流和传播信息的图书馆学，将伴随自身技术含量的不断提高，其具有信息时代历史高度的人文关怀也必然与日俱增，并伴随人类历史的进步，不断实现其在物质型文明的历史条件下所无法彻底实现的人文精神。

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一种带有预测性的研究。因此，第一，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发展，并不断明晰起来；第二，由于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和认识水平、时间、出发点与角度等的差异，所提出的观点和看法区别也比较大；第三，研究者所提出的观点只要是符合图书馆学的发展规律，就能经得起历史的印证和考验；第四，因其研究具有前瞻性，对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具有指导作用，所以，对图书馆学研究发展趋势的观点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