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的宁波教育

第二节　20世纪20年代的宁波教育

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随之，北洋政府上演了一场复辟帝制的闹剧，教育上以尊孔读经为基本特征的封建复古逆流时时泛起，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出现一个短暂的回潮。然而，历史是不会回头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股逆流引发了国人对数千年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传统的总体性的理性批判，引发了中西文化的激烈辩论，促进了观念形态的深刻变革，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狂飙大潮。在这场运动中，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们毫无例外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教育的价值取向——尊孔读经。如果说清末和民初两次教育改革更多的是凭借政权的力量，而进行了制度层面的更新的话，那么，新文化运动则是从教育观念、教育思想等方面与封建教育进行了彻底的清算，进一步推进教育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其深度和广度是前两次改革无法比拟的。

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时宁波虽受北洋政府统治，但各界人士却也积极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邀请开明人士来甬演讲，如孙中山、叶桂宣等，宣传新文化思想，而且，还成立学生组织，掀起一阵阵学潮。在这场运动中，宁波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树立以科学和民主为表征的新思想；改革国文教学；探讨中学教改；设立民间教育组织；贯彻《壬戌学制》；等等。

一、“五四”时期学生运动的发展和新观念的思考

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新道德，要求铲除封建礼教，对封建军阀的复古主义教育也进行猛烈的抨击。在这一鲜明的反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下，迎来了“五四”运动风暴。这一时期，新旧文化激烈冲突，荡涤着积淀深厚的污泥浊水，从而唤起民众的现代意识，也引发更深层的思想解放。

（一）学生运动的发展

民国建立以后，宁波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随之，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新生社会力量也茁壮成长，据《宁波通史》统计，至1919年“五四”前夕，宁波有59家近代企业、36家钱庄、1000余家商铺，产业工人1万余人。^[6]与此相应，以学生、教师为主体的新式知识分子阶层也迅速成长，他们经受过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反封建、追求民主科学的愿望。以上各个阶层的形成为“五四”运动在宁波的发展和新思想在宁波的扎根提供了阶级和思想的准备。

就新兴知识分子群体而言，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对政治十分敏感，总是担当民主爱国运动的急先锋。早在1915年5月，为了反对签订“二十一条”，宁波学界掀起广泛抵制日货的宣传活动。是年6月14日，慈东乡间骆驼桥的敬修小学召开国耻大会，提倡救国储金。

1918年2月，留日返甬学生叶桂宣在母校效实中学演讲，揭露段祺瑞政府私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真相。省立四中、效实中学等校即于26日成立“宁波学生团”，致电总统冯国璋，坚决反对中日军事协定，开展拒约反日斗争。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爱国反帝示威运动，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宁波学生积极响应。9日，钟灵学校全体师生率先组织集会，沿街游行。10日下午，省立四中、效实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甲种商业学校、浸会中学、崇信中学、三一中学、斐迪中学、佛教孤儿院等校师生四五百人，上街示威游行，并发出宣言和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时钟灵小学、甘溪小学、第一高等小学的师生也参加了游行。当日，效实中学成立“学生自助会”，省立四中组建“殖群社”。

为了团结起来以增强斗争的力量，由效实中学和省立四中发起，经13所中等以上的学校学生同意，19日在后乐园召开“宁波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后改称“宁波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成立大会，到会的学生代表有3000余人。会议通过“学联”章程，决定以“群策群力，扬民气以救国”、“联络感情，交换智识”为宗旨，并作出通力从事宣传演讲和抵制日货活动的决定。同时，“学联”荐举来自各校的学生代表，组成21人的领导机构，以利于开展活动。效实中学的袁敦襄、省立四中的张其昀、女师的丁菊贞等均列其中。

“学联”成立后，立即组织宣传队，以各种方式上街宣传演讲，向市民讲述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严重后果，以及京沪等地民众的爱国斗争。一些宁波籍的学生回甬后，以亲身经历讲述北京学生反帝斗争的情形，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宁波女师的学生还走门串户，向家庭妇女宣讲青岛事件真相，痛述亡国奴的苦难。学生们自编自演，形式多样，如双簧、哑剧、独角戏等，内容有表现爱国题材的《痛打卖国贼》、《东洋乌龟爬不动》等，也有反抗封建礼教的《父与子》、《夫妻之争》等。这些宣传深入宁波城乡，直面广大民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各属县的爱国师生也纷纷起来响应。如镇海轫初小学全体师生在5月29日手执旗帜，上书“勿忘国耻”、“还我青岛”等字样，“游行于街市，痛告乡人，并组织学生演说团，劝告戚属邻里，勿买日货，听者俱为动容”^[7]。余姚保德一乡，也有八九所学校师生集会游行，从而使宁波的“五四”运动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5月底，全国学联大会成立，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以新思想建设新中华”为宗旨。时宁波“学联”派张其昀参加会议。此后，宁波“学联”就和其他各地的学联联合起来，一致行动。5月31日，宁波“学联”为声援京沪等地学生罢课，组织各校进行总罢课，发出“国危矣！学生等不忍数万方里土地人民之见奴于异族，极力图救，死且不避，何有于操劳，何有于辍学？故北京学生首先罢课，沪杭各处继其后尘。然所要求各件，仍无完满答复，而复摧残公论。学生等不忍坐视，自五月三十一日起，一律罢课，以待政府完满之答复”^[8]。

在组织宣传的同时，宁波“学联”还和“救国十人团”一起，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救国十人团”是由记者、教师、职工、医务人员等各界人士组成的团体，从事露天演讲和撰发传单之事。“救国十人团”发展很快，自第一个“救国十人团”成立，不到半月的时间里，就达到126个，计1260人。^[9]5月25日，由钟灵学校校长金臻庠发起，成立“宁波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推选金臻庠为会长。时团员王吟雪（小学教师）上台演讲，慷慨激昂，当场咬破手指，血书“誓死抗日”四个大字，千余听众，无不感动。

宁波“学联”和“救国十人团联合会”一方面向群众广泛宣传抵制日货的行动，另一方面，组织人员到码头、车站、商店、鱼行等地查抄日货。尤其是中等学校学生，每天凌晨空腹步行到江北码头，检查沪甬商轮和内海商船有无夹带日货。有时得到线索，半夜起床，赶到码头搜查。为推动商界抵制日货，“学联”还和商会组织一起成立“宁波商学联合会”，以互相协调，一致行动。他们要求各店铺也抵制日货，并分组至各店铺“要求出立不买卖日货之据”，同时又明察暗访，先后查获新章、余懋、大丰昶等商铺的大批日货，予以焚毁。据当时报纸报道，五四期间，宁波焚烧日货达7次之多。为此，也曾发生新章洋布店店主朱如松雇凶殴打学生致伤的“新章”血案，以及大丰昶、余懋、台鹿等事件。但是，抵制日货的活动不仅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政府，还对宁波民族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在宁波“学联”开展斗争的过程中，产业工人、商界等都积极投入斗争，组织开展罢工、罢市活动，与学界一起反抗反动政府，取得很大成效。这也反映了宁波各界民众的觉悟，历练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经验。

（二）新观念的传播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以民主和科学为表征的新思想、新文化得到空前广泛的传播。“五四”时期，宁波的知识青年先后组建了效实中学学生自助会、小学联合会、师范毕业同学会、群学社、春风学社、剡社、象山正社、四明夏期讲习会、日月文学社等一大批进步社团，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宁波伙友联合会”和“雪花社”。

“宁波伙友联合会”是进步知识分子组织动员店员群众于1920年冬成立的，次年改为“宁波工商友谊会”，有会员1000余人。^[10]该会专事社会募捐，开办义务学校和图书馆，订阅《唯物史观浅说》、《苏维埃研究》、《平民周刊》、《新青年》、《劳动界》、《伙友》等书刊，向会员宣传介绍包括马列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想、新文化。“雪花社”则是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生谢传茂、潘念之等7人因学潮离校后而于1921年6月组建的进步青年团体。该社订有社章、社约等规程，通过读书、通信、出版刊物等各种方式学习研讨新思想、新文化，主张加强自身修养和社会改造，并积极在青年学生和小学教员中发展社员。

此外，各进步社团，以及前述的“学联”、“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等组织积极创办报刊，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时相继创刊的有《宁波学生联合会周刊》、《时事公报》、《救国》、《良心》、《民意》、《救国要览》、《自助周刊》、《天鸣》、《火花》、《宁波工厂周刊》、《明日》、《春风周报》、《宁波新报》、《宁波杂志》、《月湖之光》、《新奉化》、《新宁波》、《姚江周报》等一大批进步刊物。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时事公报》。《时事公报》是“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筹资于1920年6月1日正式创刊的政治倾向较为激进的大型日报，由金臻庠和乌一蝶分别担任社长和主笔。该报以“爱国反帝”为宗旨，编得好，很受欢迎，发行量达到日销3000份。^[11]

从这些报刊的内容来看，受新思想、新文化影响的教师和学生，已经挣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对教育面临的问题，以及需要进行的改革，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认识，概括起来，大致如下：

第一，逐步树立劳工神圣的观念，提倡走学生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对于当时工农群众文盲半文盲居多的情况，提出平民教育的构想，并在城区开办一批平民夜校、义务学校、通俗夜校等，招收失学民众，施以识字为主的初等教育。至1920年，宁波城区有义务学校16所。^[12]这些学校为扫除成人文盲，普及新文化、新思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提倡学生自治。“五四”运动考验和锻炼了宁波各校的学生。“五四”以后，学生自治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各中学创建社团、创办刊物，组织撰写文章，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等都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第三，批判封建礼教，提倡妇女解放和男女教育平等。清末以来，宁波虽也办了不少女子学校，但在女子教育的指导思想等方面，仍摆脱不了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陋习。对此，《时事公报》曾刊文批驳这一陈腐观念，并设专栏讨论妇女问题，相继发表《女子解放问题之管见》、《婚姻的真义》、《女子教育底改造》、《自由离婚之我见》等文章。

第四，消除封建教育的影响，拥护教育改革的进行。“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以尊孔读经为特征的封建教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极大地推动了教育领域的思想解放和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时宁波教育界为此欢欣鼓舞，并主张顺应这一历史潮流。

总之，“五四”运动以后，宁波的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工人、商民等都普遍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激发起深沉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这就为1919年之后宁波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准备了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基础。

二、教育改革的试行和《壬戌学制》的贯彻实施

（一）教育改革的试行

“五四”运动中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为教育领域的破旧立新扫除了障碍，民众开始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开放的姿态迎接西方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从而大大地推进教育的近代化。当时，宁波教育界在以经亨颐为会长的浙江省教育会这一民间教育团体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如报纸，向同仁们传递国内外教育改革的信息，介绍国外进步的教育思想，如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孟禄的新教育思想等，促进人们教育观念的转变，也举办一些活动，如演讲，使新教育的实施得以推进。这一时期的教育主要以“五四”运动为契机，大胆尝试，对国文教学、教学制度、学校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

首先，国文教学中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早在20世纪初，宁波就有白话报刊发行，且销量颇大，很受民众欢迎。1920年秋，教育部就下令国文科一律改称国语科，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宁波各属县便立刻行动起来，并纷纷采取措施对教师进行语音和国语教授的培训。其次，根据教育部1919年的通令，有些中学根据不同情况对科目增减、教学时间等进行改革，尝试中学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制等方面的突破，变机械为灵活，以适应学生的需求。学校管理也朝民主化方向发展。

（二）七项标准的颁布和《壬戌学制》的贯彻实施

在试行的教育改革之后，宁波则迎来了更深刻、更完善的学制改革，从而使各级各类学校更接近近代意义上的教育。

1922年11月1日，北洋政府在觉醒了的知识界、教育界的推动下，以大总统令的名义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首列七项标准。这七项标准既是制定《壬戌学制》的指导思想，也是指导20世纪20年代教育改革的新的教育宗旨。其内容如下：（1）应适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地方伸缩余地。^[13]很明显，这七项标准所流露出的是一种“民主”气息和“科学”精神。例如，“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使教育易于普及”，与新文化运动中所树立起的“劳工神圣”观念相一致，此后，大批知识青年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办起形形色色的工学互助团、平民讲演团、平民夜校等。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教育才真正从知识分子的专利转向民间。又如，“谋个性之发展”、“注意生活教育”，与当时世界上流行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相吻合，体现出一种科学精神。而另外三项“应适社会进化之需要”、“注意国民经济力”、“多留地方伸缩余地”，则反映了国家对教育与社会进化、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性把握，突出“适应性”、“经济能力”、“地方性”等要素，显示出人们对近代教育的成熟理解。

依据七项标准，政府同时颁布了新的学制，即壬戌学制，又称“六三三制”。于是，在浙江省的直接领导下，宁波马上贯彻实施新学制，在短时间内小学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学前教育开始得到一定的重视，中等教育作了部分调整，职业教育得到加强。

1.接纳学前教育入学制系统

依照我国习俗，学前儿童的教育历来以家庭为场所。民国初年的学制，虽定有发展蒙养园之规划，但未将其列入学制系统。不过，宁波在此阶段的蒙养园有所创办。1922年底之前，宁波的蒙养园共有6所，160余^[14]名幼儿，大致为私立和教会所办。私立蒙养园有：1918年林黎权创办的育德蒙养园（后改称育德幼稚园）和1922年2月湖西幼稚师范学校附设的湖西幼稚园。教会办的蒙养园有：1919年春崇德女校创办的崇德蒙养园（后改称甬北幼稚园）、1919年10月创办的圣模蒙养园（后改称圣模幼稚园）和1922年2月基督教群学社创办的群学社幼稚园。另外，1918年创办的蔡氏星荫蒙养园，因经费问题，于1922年移交鄞县议会续办，并改为县立星荫幼稚园。

新学制把幼稚园纳入学制系统，推动了宁波学前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先后建立了一些幼稚园。1923年，创办县立养正幼稚园。同年，定海县女子一小附设幼稚班。1925年春，士绅赵钵尼等在西门外贸西小学内设贸西幼稚园，范笑斋任园长。1927年，星荫幼稚园改为市立，并迁至旧后乐园云石山房遗址。次年，改名云石幼稚园。

2.调整小学学制，改组小学教育

宁波的小学教育在民国后已有很大的发展，1922年，仅城区小学就达到56所，学生5870人。^[15]时规模最大的小学是鄞县县立高等小学（今镇明中心小学地址），有学生286人，教师12人。^[16]新学制颁布后，宁波开始实行小学教育六年制，分初、高两级，前四年为初级，单独设置，后两年为高级，不能独立。据此，原来三类学校中的国民学校可直接改为初级小学，而高等小学和国民高小兼设的学校只能扩充为完全小学或改办初级小学。省里为此还拟定了地方性的改组标准。宁波即刻遵照学制的要求和省拟标准，对原来的国民学校、高等小学和国民高小兼设的学校进行改组、调整，至1923年，各属县的小学和学生数量迅速增长到1262个和71888人。详见表8‐2。

表8‐2　1923年宁波各属县（含余姚、宁海）所设小学、学生统计表

资料来源：《浙江教育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2—45页。

在调整学制的同时，各校遵照全国教育联合会1922年12月修订的《中小学各学科课程要旨》，在高小开设国语、算术、公民、卫生、历史、地理、自然、体育、音乐、手工（后改为工用艺术）、图画（后改为形象艺术）。初小把公民、卫生、历史、地理合为社会科，其他不变。时各校还根据条件，强化某些课程，如私立翰香小学注重国语，高年级选读《左传》、《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学校还自编自印教材（如《高级国语补充读物》）以开展教学。

3.调整中学学制，改革中学教育

根据新学制要求，中学修业年限延长至六年，分初、高级，每级3年，初级中学可单设。据此，宁波的各类中学进行了相应的调整。1923年，旧宁属县立工业学校附设初级中学。效实中学和省立四中也相应改4年学制为6年，并三三分段。

另外，教会中学也进行了一定的改组，1923年，崇德、圣模两校中学部合并，于城区战船街新建校舍（原宁波市第六中学地址），定名私立甬江女子中学；崇信、浸会两所教会中学合并，定名四明中学，分别在槐树路崇信中学旧址和北门外碶桥浸会中学旧址设高中部和初中部。包括民国初发展的中学，是年，宁波城区共计10所中学，大致分为三类：公办中学，包括省立四中、旧宁属县立女子师范初中、旧宁属县立工业学校初中；私立的效实中学；教会中学，包括甬江女中、四明中学、三一中学、斐迪中学、毓才中学、仁德女校初中。

1925年，中共宁波地方组织创办民强中学。同年2月，创办启明女子中学，1926年停办。同年，在秃水桥办起培英女校，其实质是启明女子中学的延续。这一阶段，宁波中学校数和中学生数都有了明显的增加。

在创建、改组中学的同时，新学制要求各中学采取学分制和选科制，并公布相应的课程标准纲要，明确学分制和选科制的办法，以谋求学生个性之发展。据此，各中学进行课程、教学改革。例如，效实中学初中生在完成必修科教学后，初三增设伦理、心理、社会常识、簿记、打字、珠算等课程。高中分文、理科，其课程设置如表8‐3。

表8‐3　效实中学高中生必修科、选修科安排

资料来源：宁波市教育委员会：《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7页。

同时，实行学分制，以每科每周授课1小时满1学期为1学分；无须课外预备之学科，如图画、手工、体操，以每周授课2小时满1学期为1学分。初中168分合格，高中156分合格。

4.加强职业教育

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社会急需受过一定职业教育和训练的专业技术人才，为此，新学制强调对学生的职业教育和训练，并提出具体的做法。宁波据此对原有实业学校进行改革：把乙种实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甲种实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或并入高级中学分设的农、工、商等科，如同下文所述的中师合并之模式；在小学高年级增置职业准备教育，如鄞县四眼碶小学增开农业或商业，而轫初小学高小部干脆于1922年7月改为乙种商业学校。改革以后，原先的普通中小学校增强了职业教育的功能，变普通学校单一的升学目标为升学、就业兼顾的双重目标。另外，还创设若干新的职业学校，1922年，创办私立宁波女子职业学校；1923年，余姚泗门镇创设私立诚意商科职业补习学校。据统计，1923年，宁波共有职业学校6所，学生582人。^[17]1925年，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在望京路5号创建华美医院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

与此同时，对师范教育进行改革，实行中师合并。1923年9月，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即并入省立四中，在四中内设三年制师范科。之后，在经亨颐的领导下，实行二二二制，即初中2年，公共高中2年，分科高中2年，分科高中阶段设师范科（另一科为普通高中科）。1926年，经亨颐离任，又改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师范科和普通高中各3年。中师合并虽然有利于充分利用优质教育资源和学生的选择性发展，但是，对师范教育本身的独立发展造成不小的冲击。另外，1922年2月，在张雪门、杨菊庭等人的筹备下，在湖西马衙街创办幼稚师范学校，招生12人。后于1924年停办。

5.改革教学方法

早在民国初年，有些中小学就开始引进欧美或日本的教学方法，以改善教学质量。例如，鄮山小学就试行来自日本的“五段教学法”，即预备、提示、比较、总结、运用5个步骤；石碶小学则在低年级试行设计教学法，中年级采用自学辅导法，高年级实行道尔顿制；中学有移植欧美、日本的“教师讲学生练”和启发式、辅导等教法。

在新学制颁行和课程改革的推动下，宁波的中小学出现了改革教学方法的热潮。时省立四中附小分别在初级部和高级部采用设计教学法、自学辅导法，道尔顿制、自学辅导法。其中学部改革更是热烈，下文再述。此外，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四明学会、鄞县教育会等单位还利用暑期在1922年举办设计教学法讲习会，聘请吴研因、杨卫玉、郭智方等教育名家讲授设计教学法、智力测验法等，并以几所小学为基地进行实习。^[18]

新方法的运用对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重视学生个性和能力的发展，转变教学模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6.平民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

“五四”时期，宁波进步知识青年、热心教育的士民、群众团体等积极创办一批平民夜校、义务学校，招收失学民众，施以识字为主的初等教育，也开设算术、国民道德、体操等课程，有的还兼以职业技术训练。1920年春，宁波学联发动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筹办平民义务教育，至7月，连同女学联合会创办的，宁波城区的义务学校达16所。^[19]

七项标准颁布后，应“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使教育易于普及”之宗旨，平民夜校进一步发展。1922年6月，设在碶闸街的“群学社”开办通俗夜校。1923年1月，宁波青年会在槐树路开办一平民学校。至1923年年底，宁波城区平民学校8所，夜校4所。^[20]这些学校的设施、教育状况未见资料。

1924年之后，中共党组织在宁波城区、农村开办了一批工人夜校和农民夜校，主要通过识字教学，学习文化知识和进行政治教育。例如，1924年秋，共产党员卓兰芳在江北佘使君庙附近创办宁波历史上第一所工人夜校。1926年3月，中共宁波地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竺清旦在余姚永凝乡新华小学（今属慈溪浒山镇）召开会议，发动创办农民夜校。会后，奉化、鄞县、镇海等县农村办起一批农民夜校。

7.学校管理体制改革

新学制颁布后，浙江省于1923年制定改组各校管理体制的办法，共16条，规定校长之下，设教务主任、科主任、级主任、部主任等。宁波遵照之。

三、经亨颐对宁波府中学堂的改革

经亨颐（1877—1938），字子渊，号石禅，又颐渊，上虞人。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金石画家。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国后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辛亥革命后，该学堂更名为省立第一师范，经亨颐任校长。1913年，经亨颐出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经亨颐认为教育应“由维持而加以改造，由传达而益以增进”。“五四”时期，他高举文化革命的旗帜，大力提倡文学革命，改革学制，实行民主治校。主张“人格教育”，注重感化与启发，反对压制学生。课程设置以有利于陶冶学生身心，培养正直、坚强、学识兼备的人才为目标。

1923年8月，经亨颐受教育厅委托，出任省立四中校长。他一到任，就大刀阔斧地改革旧教育。首先，进行学制改革，将原来的三三制改为二二二制，即初中二年，公共高中二年，分科高中二年；分科高中设师范、普通两科；普通科又分为文理两组；高中课程还开设了不少选修课。^[21]其次，大胆聘请思想进步、学有专长的学者任教，如夏丏尊、朱自清、许杰、方光焘等，同时，邀请名人，如恽代英、杨贤江、陈望道、沈雁冰、戴季陶等到校讲学，开阔师生眼界，激发学生求知欲。其三，革新教学方法，授学生以“渔”。时四中各科教学生动活泼，没有教材自己编选，《阿Q正传》、《风波》等皆被选入教材。朱自清在国文教学中鼓励学生创作，师生共编刊物数几种，如《火曜》、《甬江枪声》、《嗷声》、《飞蛾》、《大风》等。其四，强调“人格教育”，提倡“自动、自由、自治、自律”，积极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允许党团组织在校内公开活动。如1925年，省立四中创建中共省立第四中学支部；组织活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列宁逝世追悼会，经亨颐亲自作报告，盛赞俄国十月革命；成立“卫社”、“火曜社”等组织，编印校刊《四中之半月》；出版《宁波评论》等进步刊物。其五，改善学校设施，充实图书仪器设备，添购进步书刊。最后，建立学校规章制度，注意学生从外表到精神的整饬。

在经亨颐的领导下，省立四中的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当时四种学生团体组织多达30余个，校内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展至数十人。经亨颐任职两年有余，致力于中等教育改革，为宁波新式教育的发展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收回教会教育权

新式教育迅速发展，这使宁波悠久的教会学校深感紧迫。为了应对来自世俗教育的挑战，保持教会学校的独立地位，在这一阶段，教会调整了自己的办学结构，或创办新的教会中学；或扩大招生规模，如斐迪中学1912年学生就增至200余人，甬江女子中学1924年学生就达到66人，四明中学1924年学生则有295人。^[22]此外，它们进一步加强教会之间的联合，并且在课程设置、学校系统方面自成一体。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日益高涨，教会学校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冲击，主要表现在进步学生和教会学校之间的摩擦时时不断。例如，辛亥革命后，三一中学学生剪去辫子参加革命军，遭到校长慕华德（英国人）的阻止和劝解，但是，学生最后还是剪了辫子，参加了革命。斐迪学校校长雷汉伯（英国人），管制学生动辄记过、开除，或者强令非信教学生做礼拜，深为学生不满。1912年1月，雷汉伯侮辱中国教员，引起公愤，造成绝大多数学生罢课。1924年，崇德女校学生因试图参加纪念“五・九”国耻的示威游行而被逼祷告直至下午两点多，连饭都不许吃。1925年，斐迪中学学生因抗议“五卅”惨案而参加全市罢课活动，与校长发生冲突，致使180余学生离校，全校仅剩40余人^[23]，时甬江女中不少学生也因此事而罢课离校。

与此同时，全国掀起了非基督教（后扩大为非宗教）运动，旗手余家菊率先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要求对教会学校施行“学校注册法”。此语一出，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包括宁波教育界和学生界的响应。1927年3月始，在北伐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宁波教育界便发起收回教育权运动，指出教会办学含有文化侵略的性质，国人应提高觉悟予以铲除。其间，3月5日，三一中学以国民党宁波市党部规定条件与教会办学宗旨不合为由，宣告停办。5月初，经国民党宁波市党部准许，民强中学迁入斐迪校舍接收该校。毓才中学为“避免摩擦”宣告停办。7月，由地方人士发起的宁波收回教育权急进会宣告成立，提出具体任务：收回外国人对学校的管理权，改订课程设置，审查教职员是否教会化、洋奴化，筹划经费，接办停闭之教会学校。7月7日，宁波收回教育权急进会收回甬江女子中学的教育权，组织董事会，聘沈贻芗为校长。同年秋，浸礼会将全部学校移交国人办理。1928年6月，三一中学移交浙江中华圣公会接办，聘夏松寿为校长。1929年5月，斐迪中学由该校毕业生徐学传重新开办。四明中学则在五卅运动后改由华人樊正康担任校长，以后又相继由王实铭、徐询刍等主持校务。

自此，教会学校除了还接受教会津贴、一定程度的宗教宣传，以及偏重英语倾向之外，其他各方面与一般私立中学已无多大差别。进入民国国民政府时期以后，这些学校中的教会影响逐渐减弱，课程编制也悉遵教育部所颁的标准和规则。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思想的进步性、激进性不断凸现出来。

综上所述，20世纪20年代的宁波教育是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而展开的，其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深度主要体现为此次改革涉及思想层面的变化，即一方面与传统教育作了较为彻底的了断，另一方面进一步探索符合实际的、适宜的学制系统；广度主要体现在改革的影响范围和内容上，也就是说，改革的影响是广泛的、且植根于民众，而改革的内容则不仅涉及中小学学制改革，而且涉及职业教育等，因此，这是近代意义的教育制度得到实质性体现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以尊经读孔为特征的封建教育得到彻底的清除，近代意义上的中小学教育制度、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深入人心，并取得迅速发展；职业教育得到重视和加强；平民教育也得到人们一定的认同，并不断发展。

宁波教育的近代化走过懵懂的儿童期和青涩的少年期，终于步入朝气蓬勃的青年期。

【注释】

[1]乐承耀：《宁波通史》（清代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300页。

[2]宁波市教育委员会：《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8页。

[3]宁波市教育委员会：《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08页。

[4]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6页。

[5]庄俞：《小学教育现状论》，《教育杂志》，1912年第3期。

[6]王慕民：《宁波通史》（民国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7]《乡村小学救国热》，《申报》，1919年5月30日。

[8]《宁波学生罢课宣言》，《申报》，1919年6月6日。

[9]毛翼虎：《五四运动在宁波》，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66页。

[10]王慕民、沈松平、王万盈：《宁波通史》（民国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72页。

[11]徐蔚藏：《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状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9页。

[12]宁波市教育委员会：《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0页。

[13]《政府公报》，命令，第2393号，1922年11月2日。

[14]宁波市教育委员会：《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15]宁波市教育委员会：《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1页。

[16]宁波市教育委员会：《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1页。

[17]宁波市教育委员会：《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1页。

[18]1922年，宁波教育界还利用暑期举办夏期讲习会，聘请沈雁冰、郑振铎宣讲教育改革。

[19]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

[20]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

[21]1926年，经亨颐离任后，即停止二二二制改革试验。

[22]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97页。

[23]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