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瑜的教育思想

第五节　朱之瑜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主要教育活动

朱之瑜（1600—1682），字楚屿，后改为鲁屿，又号舜水，浙江余姚人。出身望族，自幼博闻强识，精研经史，尤通《毛诗》。因“世道日坏，国事日非”而屡次坚辞朝廷征召。明亡后，面对清兵长驱南下之势，投入抗清复明斗争，失败后亡命日本，并辗转于安南（今越南中部）、交趾（今越南南部）、暹罗（今泰国）等地，历尽艰辛，意欲借兵，继续抗争。后见大势已去，复明无望，怀抱孤愤，于顺治十六年（1659），复至日本，留寓长崎，开始其长达24年的寓日讲学生涯。

在日本期间，朱之瑜着力传播“经世致用”的儒学思想，对当时日本的教育、文化、社会风气产生深刻的影响，有“日本的孔夫子”之称。康熙二十一年（1682），朱之瑜于日本大阪去世，享年82岁。日本私谥其为“文恭先生”。

朱之瑜在世撰有《中原阳九述略》，去世后，弟子整理其书信、文稿，编为《朱舜水先生文集》28卷、《朱徵君文集》10卷。清末，日本学者稻叶岩吉将上述两本书籍合刊为《朱舜水全集》。民国初年，浙江人马一浮又据此删定为《文集》25卷、《释典仪注》1卷、《阳九述略》1卷、《安南供役纪事》1卷，合为《舜水遗书》。后来，中华书局将朱舜水遗著重加校点成《朱舜水集》刊出。

在朱舜水的思想中，他特别注重“践履”。在寓居日本期间，他指导日本人绘制学校、庙宇、殿堂等房屋的结构图，并据图建造，1670年，朱舜水还依照余姚学宫的基本格局撰写了著名的《学宫图说》；他还传授日本人制造古祭器、古尺、古升等器具的方法，例如，有关重心与平衡的“周庙欹器”，“唐宋以来，图虽存而制莫传”，朱舜水乃“依图考古，研核其法，巧思默契，指画精到，授之工师”^[21]；朱舜水还精于衣冠裁缝，向日本衣工讲明中国的服饰及其制作；朱舜水也很熟悉农业生产技术，曾非常具体地向当地人传授整田技术，以及根据地域的气候、地理等特点而从事园圃农事的建议；他还向日本人介绍了中国的祭祀仪礼、医术、兵学、动植物等多方面知识和习俗。借此，他向世人说明了何谓“实学”的真谛，即对生活、对社会发展有实用的知识。而他关于教育的若干看法也是建立在“践履”这一基本观点之上。

二、论学校教育

前文已述，科举制度在明朝采用八股取士的办法，并使学校成为科考的必经之路，从而迫使士子毕生为举业所累。朱舜水从明亡的现实中深切地体会到重八股的严重后果。他尖锐地指出，明末日趋腐败的官僚政治和士大夫的腐败无能都源于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他说：“以八股为文章，非文章也。志在利禄，不过藉此干进。彼尚知仁义礼智为何物？不过钩深棘远，图中试官已耳，非真学问也。”^[22]又说：“主司以时文得官，典试以时文取士，竞标新艳，何取渊源。……其功亦穷年皓首，惟以剽窃为工，掇取青紫为志，谁复知读书之义哉！”^[23]朱舜水认为，通过八股取士所选拔的人才并非是真正的贤才，相反，这些官僚士大夫不行辅君兴利除害之政事，专营图谋私利、欺君害民之邪恶。正是他们的腐败无能和残酷剥削，败坏了社会道德风尚，破坏了封建社会秩序，激化了整个社会矛盾，最终导致国家政权的覆灭。因此，他提出要兴学校以培养能真正治国、建国的贤人，“庠序学校为天下国家之命脉，不可一日废”^[24]。不仅如此，兴学校还是恢复“圣人”之学的主要途径。他说：“近者，中国之所以亡，亡于圣教之堕废。圣教堕废，则奔竞功利之路开，而礼义廉耻之风息，欲不亡得乎？知中国之所以亡，则知圣教之所以兴矣。”^[25]这里的“圣教”就是指“圣人”之学，即未被统治者改造过而保留其本意的孔子之学。

如此看来，朱舜水的意思是通过兴学校，倡导“圣学”，并进而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有用人才，这种人才既重修身又博学多才，“所贵乎儒者，修身之谓也。身既修矣，必博学以实之；学既博矣，必作文以明之”^[26]。以此人才去除腐败无能的贪官污吏，达到经世致用、治国安邦的目的。可见，朱舜水对学校教育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通过它培养贤才、治理国家，并维系政权的存在。

此外，朱舜水认为，学校教育在培养贤才的同时，还可以起到移风易俗、改变社会风气的作用。他说：“诚欲兴道致治，移风而易俗。”^[27]当时，理学的空谈已经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倡导“圣学”的学校教育必定可以改变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变空洞的性理之学为经国济世之学。

关于学校教育的内容，朱舜水自然要求注重与“圣学”相吻合的“实理”之学。他认为，宋理学逐渐脱离现实事物，空谈天理性命，不合圣贤之道，背离儒学本旨。而“圣贤要道，止在彝伦日用。彼厌平淡而务空虚玄远者，下者心至颠蹶，上至亦终身沦丧已尔。究竟必无所益也”^[28]。因此，他主张学校教育的内容须着眼于具体事物的道理，在人伦日用之际、衣食住行之间寻求实理，而不空谈理学形而上的“天理”之道。

三、论治学之道

鉴于朱舜水对“实理”之学的重视，在他倡导“圣贤”之学之际，自然非常讲究“实学”，这也成为他“治学”的方法。这一方法包含两方面：

首先，朱舜水认为要从经学和史学入手。对于经史的阅读，他要求先读史后习经。在致奥村庸礼的信中，他讲了孙权勉励部将吕蒙读书的故事，并建议奥村庸礼从阅读历史书入手，“中年尚学，经义简奥难明，读之必生厌倦，不若读史之为愈也。《资治通鉴》文义肤浅，读之易晓，而于事情又近。日读一卷半卷，他日于事理吻合，世情通透，必喜而好之。愈好愈有味，由此而《国语》，而《左传》，皆史也，则义理渐通矣”^[29]。朱舜水还进一步指出，史后读经要读原文，而且要不拘于后人的注释，如此，方可有自己的见解。

其次，朱舜水认为“治学”的诀窍在于“践履”，即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他说：“学问之道，贵在实行”^[30]，“圣贤之学，俱在践履”^[31]。从“实行”的思路出发，朱舜水对程朱“知”、“行”相割裂的观点进行批判，反对先“知”后“行”，在《答野节问三十一条》中说：“兼致知力行，方是学，方是习。若空空去学，学个甚底？习，又习个甚底？慎思明辨，即是此中事。”^[32]这表明，他主张“知”、“行”两者须紧密相连，绝对不能分割。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实理实学”的主张，即认为理论的价值须与实际效果结合起来看，凡是能取得实际功用与事功的就是实理，否则，理论便是流于空疏。他指出，传统儒学的圣贤之道，其核心在于关注社会人生，切近人伦日用，贵在实行实用，重在有功于世，故“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吾道之功，如布帛菽粟，衣之即不寒，食之即不饥，非如彼邪道说玄说妙，说得天花乱坠，千年万年，总来无一人得见。……吾道明明现前，人人皆具，家家皆具；政如大路，不论上下、男妇、智愚、贤不肖，皆可行得，举足即有其功”^[33]。也就是说，“为学”便要作有益于自己身心、有益于社会的学问。他说：“为学之道，在于近里著己，有益于天下国家，不在乎纯弄虚脾，捕风捉影。……勿剽窃粉饰自号于人曰‘我儒者也’。处之危疑而弗能决，投之艰大而弗能胜，岂儒者哉？”^[34]

笔者以为，朱舜水的“践履”之认识观以批判其空疏陋习之弊，矫正其迂腐害人之祸，不仅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于当时“浮夸虚伪”之理学的清醒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对“现世的人”的肯定，颇似西欧曾经历的以呼唤人文精神为宗旨的文艺复兴。因此，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说，这是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思想准备。可惜的是，“舜水之学不行于中国”。

四、论道德修养

关于道德修养，朱舜水大力提倡孔孟的道德观。他说：“仁义礼智积于中，恭敬温文发乎外，斯诚国家之至宝，而圣帝明王之上珍也。”^[35]他把仁义礼智当做治国的“至宝”、明君的“上珍”，可见他对德治的重视。朱舜水以为明中后期国运日衰的主导因素是“不念经国大猷，事事废弛……民风浇薄，弱肉强食”^[36]。因此，他强调“治国以教化为先”，把政治统治和道德教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做到“积德累仁”，以“勤民为贤”，即帝王要想国运隆盛，须以身作则，以德治国，唯此，才能真正地稳定人心，维护社会秩序。

鉴于朱舜水对道德教化作用的认识，他非常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根据“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的道理，朱舜水指出道德修养应以“敬”为根本，他说：“敬为德之聚，是敬乃德之本也。”^[37]又说：“他人皆当爱，皆当敬也。”^[38]这就是说，“敬”是德的核心，而且，应该以“敬”处理人际关系——即爱人，敬人。此外，他还贯彻“践履”之精神，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践向世人展示其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光复大明王朝为己任。朱舜水以“敬”为本的道德修养学说，对其弟子，乃至整个日本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日本民众“习释奠礼，改定仪注，详明礼节……日人文教，为之彬彬焉”^[39]，与朱舜水倡导的“敬”之学说有直接的关系。

朱舜水在日本讲学20余年，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栽培了很多有识之士，对日本的教育作出重大贡献。他的社会启蒙思想对日本的社会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波及以后的明治维新。梁启超曾说：“舜水之学不行于中国，是中国的不幸；然而行于日本，也算是人类之幸了。”^[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