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爱的教育思想

第四节　钱德洪、徐爱的教育思想

一、钱德洪的教育思想

明中叶，王阳明以批判程朱理学、拯救时弊为己任，积极传播心学，再加上其弟子、再传弟子的多方推动，盛极一时，对后世的学术思想和书院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心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弟子的驳杂为心学的分化提供了可能性。1524年，王阳明和其弟子在天泉桥论道，把自己的思想总结为四句话，即著名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1527年，被称为“教授师”的王门弟子钱德洪、王畿当着他的面表达了对“四句教”的不同理解，揭开了心学的分化之幕。钱德洪作为宁波人，继承、发展了一支流派，称浙中王门。

钱德洪（1496—1574），字洪甫，号绪山，余姚人。王阳明早年在余姚中天阁讲学时就收为弟子，其治学风格较为保守，以维护师说为己任。其思想主要见于《明儒学案》（卷11）所收录的《会语》、《论学书》。

（一）基本思想

钱德洪信奉“四句教”，主张在诚意上下工夫。他说：“心之本体，纯粹无杂，至善也。良知者，至善之著察也。良知即至善也。心无体以知为体，无知即无心也。知无体以感应之是非为体，无是非即无知也。意也者，以言乎其感应也；物也者，以言乎其感应之事也，而知则主宰乎事物是非之则也。”^[59]

又说：“盖心无体，心之上不可以言功也。应感起物而好恶形焉，于是乎有精察克治之功。诚意之功极，则体自寂而应自顺，初学以至成德，彻始彻终无二功也。”^[60]

这几句话表达了他对“心”、“意”、“知”、“物”四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在他看来，“心”之本体是至善的，它无形无体，具有超验性。“良知”则是至善之“心”体的具体承担者。由于良知对于是非的判断是不可能没有对象的，所以它本身又不能独立存在，只能在人心感应“物”的活动中显现自身。“意”即是人心对于物的感应之活动，而“物”无非就是人心感应的对象。这样一来，现实中体现“心”之体的“良知”是通过“意”之过程而得以实现的，又因为人心对于物的感应中有好恶之情，故“致良知”的功夫应该在诚意上。以意念之起为“致良知”的入手处，把诚意作为回复至善本体的功夫，正是浙中王门的核心思想。

与诚意相一致的功夫便是“戒惧”。他说：“戒惧即是良知，觉得多此戒惧，只是工夫生；久则本体工夫自能相忘，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一熟耳。”^[61]也就是说，从“戒惧”开始，经过不断反复，良知自会成为本身固定的东西。而“戒惧”的要义仅仅在于“一念微处”。所谓“一念微处”，便是要求人们从小事做起，并从小处根除私欲杂念，做到“去恶必穷其根”，使得人能“藏其根而恶其萌蘖之生，浊其源而辨其末流之清”，最终恢复良知。这样一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便可修身至善。

（二）论道德修养

根据以上思想，钱德洪认为，人心由于为事所“累”，会受到物欲的蒙蔽，因此，一个人的道德修养须从去除蒙蔽开始。要做到这一点，有两种方法，即“定”和“应酬”。

所谓“定”，就是在纷繁复杂的事物面前，心能够尽可能地排除杂念，并作出良知的甄别和断定。只有“定”，人才能达到“心事非二，内外两忘”的境界。那时，人的感官和心能实现统一，“目无一色，故能尽万物一色；耳无一声，故能尽万物之声；心无一善，故能尽天下万事之善”^[62]。

所谓“应酬”，就是注重道德实践。他说：“吾心本与民物同体，此是位育之根，除却应酬更无本体，失却本体便非应酬。苟于应酬之中，随事随地不失此体，眼前大地何处非黄金。若厌却应酬，心必欲去觅山中，养成一个枯寂，恐以黄金反混作顽铁矣。”^[63]

钱德洪通过“定”和“应酬”，在一静一动之间诠释了良知的回归路程。

二、徐爱的教育思想

徐爱（1487—1517），字曰仁，号横山，余姚横河马堰（今慈溪）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历任祁州知州、南京兵部员外郎、南京工部郎中。徐爱是王阳明最早的入门弟子，早在正德二年（1507）就拜王阳明为师，深得王阳明赏识。他为早中期阳明心学的形成和发展曾作出突出贡献，现行《传习录》首卷大多为徐爱所整理。

（一）基本思想

徐爱作为王阳明最早的及门弟子，一方面接受了“心即理”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发展了“心即理”的内涵，提出了“人之心有体有用”的诠释。他说：“人之心有体有用，犹之水木有根源有枝叶流派。”^[64]也就是说，心如同河流、树木离不开源头、根系一样，有“体”有“用”，而且“体”、“用”是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学习要遵循这一原理，故他接着说：“学则如培浚溉疏，故木水在培溉其根，浚疏其源，根盛源深，则枝流自然茂且长。故学莫要于收放心，涵养省察克治是也，即培浚其根源也。读书玩理皆所以溉疏之也。故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缓；文章名业者，人之枝叶也，而非所汲汲。”^[65]这就是说，学习如同树要灌溉其根、河流要疏浚其源一样，既要重“心德”（“体”）之修养，又要重“学业”（“用”）之作为。如此一来，“体”、“用”便结合在一起了。有“体”无“用”或有“用”无“体”，只会使人格结构出现偏差。

（二）论教育

鉴于“体”、“用”合一的思想，徐爱在个人修养方法和为学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个人修身养性上，徐爱特别强调不要“忮心”和“求心”。他说：“是故吾之私得以加诸彼，则忮心生焉。忮心，好胜之类也，凡天下计较、忌妒、骄淫、狠傲、攘夺、暴乱之恶皆从之矣。吾之私得以藉诸彼，则求心生焉。求心，好屈之类也，凡天下阿比、谄佞、柔懦、燕溺、污辱、咒诅之恶皆从之矣。”^[66]“忮心”和“求心”乃是个人修身养性之大忌。在为学上，他强调学思结合。他说：“予始学于先生，惟循迹而行。久而大疑且骇，然不敢遽非，必反而思之。思之稍通，复验之身心。”^[67]也就是说，徐爱主张为学要学、思并重，同时还要将学、思和个人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把知识变为自己的东西。徐爱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据说当王阳明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命题的时候，徐爱曾多次提出疑问，并不断反思、讨教，这在《传习录》首卷多有记载。

徐爱以自己的理解诠释了王阳明的思想，使心学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推动了当时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