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越族文化与越国历史中的宁波教育概况

第二节　于越族文化与越国历史中的宁波教育概况

公元前2000年（夏王朝建立）以后，宁波地区进入青铜时代。这时候，宁波地区的青铜文化尽管在文化脉络上延续了一些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要素，但还是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异，注入了不少新文化的元素，给宁波地区的文化传承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7]而宁波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是与于越族的形成及越国的建立、发展紧紧相联的。因此，有关宁波这一时期的文化、教育考察，需要结合于越族史与越国文化的形成、特点展开。

一、于越族的起源及发展

越族是一个分布区域很广、亚种族众多的族群，“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8]。“百粤”作“百越”说，意指越族的种类很多，有“于越”（今浙江一带）、“瓯越”（今浙南一带）、“闽越”（今福建一带）、“南越”（今广东一带）、“扬越”（今江西、江苏一带）、“夷越”（今云南、贵州、湖南西一带）、“夔越”（今湖北西、四川东一带）等。

于越族是活跃在今浙江一带的越族，关于其起源问题，学术界的看法不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就是，“越为禹后”说。其依据在于《史记》^[9]、《吴越春秋》^[10]、《越绝书》^[11]都有相关记载，折射出越地与中原部族集团相互交往的历史。此外，还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如“楚越同源”说、“越为南方三苗后裔”说、“越为江淮徐族后裔”说等，虽然宗源不同，但这些观点都指向共同的一点，即于越族是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才形成的。

宁波毗邻绍兴，我们可以推测，宁波作为河姆渡文化的延续之地，与古代越国中心（今绍兴一带）交流频繁，并逐渐接受新的文化元素，融进日常的生产、生活之中，最终以于越文化的一个分支而不断发展。这可以通过下列考古发现，予以佐证。

20世纪50年代，大湾山东侧出土陶质罐、碗、盆等，以及大量木桩；1981年5月，乍山乡发现了泥质（夹砂）红陶釜、鼎、罐、碗、石杵等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以及战国时期的印纹陶遗存；1995年5月，姚江边的城山渡北岸三勤村附近发现12座周代至晋代的古墓，出土了成套的周代原始青瓷；2005年和2007年，在毗近城山渡的今江北洪塘卢家山和慈城后洋村附近又发现了商周时代的土墩、石室土墩墓葬等。这些考古学面貌与绍兴地区基本一致，因此，从现有考古资料推测，宁波在当时属于越族传统活动区域的东面，也是早期越国的东疆。

对此，最有力量的旁证恐怕是关于句章古城的考古和史料记载。2008年，乍山王家坝村一带，出土一批汉晋时期的瓦当、筒瓦、板瓦和纹饰砖等建筑构件，以及同期的青瓷碗、钵、罐、盘残件、漆器残片、木块等文化遗物。这些遗存的年代虽为汉晋时期，但是，结合上述所有的考古佐证以及一些史料记载，我们并不难推测句章古城的历史。明朝《嘉靖宁波府志》曾说：“在今慈溪城山渡之东，春秋时越王勾践所筑。其曰城山，以句章之城在此山也。”明人董沛《明州系年录》则云：“周元王三年，越王勾践以南疆句余之地，旷而成句章。”清《光绪慈溪县志》（卷4）亦云：“句章古城，县南十五里，城山渡东，春秋时越王勾践所筑。其曰城山者，以句章之城在此山也。”又《十三洲志》记载：“越王勾践之地，南至句余。其后并吴，因大城句余，故曰句章。”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句章城始建于约公元前473年（周元王三年），且因越王勾践“章伯功以示子孙”之目的而筑。当时，它可是周朝在浙东的重镇，也是古越国作为越人的文化故国与经济后方，以及国家统治、疆域扩张的中心。

后来，在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渐趋式微的越政权在楚人的打击下土崩瓦解，越族“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12]。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灭楚，又乘胜破会稽，降越君，置会稽郡，句章乃归秦朝版图。

在越国解体至六国归秦的这一段历史时期里，越族退守于越故地，句章城成为当时越人最后的栖息之所。当时，今三江口还是江潮出没的不毛之地。因此，句章城可以视为今宁波城的雏形，秦之后，句章城又绵延发展达600多年之久。^[13]

二、于越族文化的特征

越地先民在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中，经过长期的生活、繁衍、创造、积累而形成了独特的于越族文化，并在以后的发展和演进中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由于越地气候温暖湿润，极有利于水稻的生长，于是，于越文化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稻作生产为特色的农业文明，有关稻作农业的生产及劳动工具的探索、积累、发展和传播始终是于越族文化中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一点从上述的河姆渡文化中可见一斑。

其次，陶艺是于越文化的一大亮点。考古发现，良渚人在越地已经烧制出印纹陶，随之，越地出现了一种原始瓷，这种原始瓷胎质灰白坚硬，釉面青亮，光泽度很好。印纹陶及其原始瓷的烧制，说明了于越族文化的卓越成就。陶艺的设计和制作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经验和技术，而这些专业知识、经验和技术非一日一人之力所能完成，需要几代乃至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和探索才能实现，因而，关于陶艺方面的教育促进了教育内容、教育场所、从教和受教人员的专业化发展。

其三，独创的干栏式建筑成为越地独有的居住风格。干栏式建筑是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而存在的，也可说是越人通过长期生活体验而形成的一种居住特色。据说，这种居住习俗、建筑风格、建筑技术通过教育而被继承下来，并通过传授远播到中国的西南地区，以及今东南亚地区。

其四，逐渐成熟的造船和驾驶技术构成于越文化的特色之一。越地河流纵横、湖泊遍布，是典型的水网地带，因而越人很早就想到以舟代步。前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就证明了这一点。正如《越绝书》所言：“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随着社会的发展，越地一带的造船和驾驶技术越来越精湛，由此不免可以推测，越人关于造船和驾驶方面的知识、技能的继承和传授也一定极富特色。

此外，于越族文化中最富有内涵的是在精神文化方面形成的自然图腾、灵魂超越以及祖先祭祀等方面，它们不仅是原始宗教的主要内容，也是于越族先民对子孙后代进行社会、家族教化的主要手段和内容。前文提及河姆渡人有鸟崇拜的文化心理，越人也是如此。可能是因为鸟在越人眼里是一个长生欢乐的精灵，它能进入一个艰辛、庸碌、困顿的人所不能看见，却又十分向往的极乐世界。越人希望鸟能把自己的灵魂带入那个令人向往的世界。这种以鸟为图腾，并作为“灵魂使者”的观念，与中国中原和北方民族的“重礼”、“崇实”的文化传统有着质的差异，它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注入了超越自我、超越现实的文化特质。这一点还可以从后世宁波地区道教、佛教的昌盛得到印证。

越人还有祖先崇拜的风俗。对先人的缅怀，对死者的追思，以及与灵魂超越的观念相结合，形成了于越族另一种形式的原始宗教——祖先崇拜。于越族祖先崇拜的氛围特别浓厚，以至于人们称于越族是一个淫祀滥祭的民族。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越人历来就有崇拜祖先的传统习俗。

三、越国历史中的宁波教育

以句章城的形成、发展为标志，宁波地区的先族民在于越族文化的熏陶下，迈入青铜器时代。此时，宁波先民有机地吸收于越族文化的元素，并将其贯穿于日常生产、生活中，这一方面促进了本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大大地丰富了本地的教育内容和形式。

（一）农业和渔业

考古发现，这一时期宁波地区发现的青铜器以春秋战国时代的遗物为多，其数量和形制远逊于绍兴地区发现的青铜器物。主要器种是农具，包括斧、铲、锸、削、耜、锄，数量占全部青铜器的60%以上；其次，是兵器；礼器则甚少。可以推测的是，当时，宁波地区的农业生产中已经普遍使用新的劳动工具，这应该会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礼器不多的状况说明越地先民不同于中原重视“礼”的文化传统。

另外，“这些青铜器是否为宁波本地制造”，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目前宁波地区尚未发现铸铜作坊遗址，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具主要来自绍兴地区。^[14]因此，可以推测，宁波地区的青铜业并不发达。

渔业捕捞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到了青铜时代，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以及舟船技术的发展，捕捞业自然成为栽培农业的重要补充，这可以宁波出土的一些与水上航行有关的文物为证，北仑柴桥镇洪溪村长墩岗就曾出土春秋晚期土墩墓的青铜锚。^[15]

（二）手工业

这一时期有据可考的手工业主要是制陶和纺织。在陶器制作上，轮制技法已经得到推广，而最富有特色的是出现了印纹硬陶，原始瓷正是在印纹硬陶烧制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始瓷的烧制工艺与严格意义上的瓷器十分接近，它已经不是一般的陶器制作，因此，原始瓷的烧制标志着制陶技术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为后来成熟瓷器的烧制奠定了基础。不过，宁波地区尚未有原始瓷窑址发现，据此推测，宁波相当一部分原始瓷制品可能来自临近的绍兴等地。此外，宁波地区春秋战国的遗址中还发现了石制和陶制的纺轮，证明了当时纺织业的存在。

总之，农业、渔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原始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彩，而生产、生活的发展亦使得教育的社会作用日益显得重要，尤其在精神生活方面，因为只有发达的教育才能使得各项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得以延续。可以推测，青铜时代宁波地区的教育状况较之河姆渡文化时期更加发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1），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页。

[2]张如安、刘恒武、唐燮军：《宁波通史》（史前至隋唐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3]张如安、刘恒武、唐燮军：《宁波通史》（史前至隋唐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4]张如安、刘恒武、唐燮军：《宁波通史》（史前至隋唐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5]张如安、刘恒武、唐燮军：《宁波通史》（史前至隋唐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6]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9—234页。

[7]张如安、刘恒武、唐燮军：《宁波通史》（史前至隋唐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40—43页。

[8]（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

[9]（汉）司马迁：《史记》（卷4），《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1998年。

[10]（汉）赵晔：《吴越春秋》（卷6），《越王无余外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11]（汉）袁康：《越绝书》（卷8），《外传记地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2]（汉）司马迁：《史记》（卷4），《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1998年。

[13]东晋隆安四年（400），孙恩义军攻破句章城，城池毁坏严重，无以修复，时刘宋武帝乃迁句章县治于今鄞县鄞江桥。由此观之，句章县城前后历经周、秦、汉、晋朝代，繁华绵延800余年。

[14]张如安、刘恒武、唐燮军：《宁波通史》（史前至隋唐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57页。

[15]镇海县志编委：《北仑文史资料》，1990年第1期，第113—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