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的自救之路

（四）“福利国家”的自救之路

在哈耶克出版《通向奴役之路》的20世纪40年代，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学说引起西方国家的普遍关注，社会改革成为重要的时代潮流。美国人自己在描述这一段历史时指出：“资本主义受到了今天我们难以想象的怀疑。资本主义似乎软弱、无效率而又无能，不能依靠它来实现经济增长，过上体面的生活。”“资本主义被认为在道义上有缺陷，它建立在贪婪而不是理想主义的基础上，助长不平等并辜负了人民的希望。”^[15]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通向奴役之路》的出版便触犯众怒，从社会主义拥护者，到资本主义改良者，甚至到祈求政府救助的贫民，无不对他予以抨击。按照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罗斯福新政”的这些举措都是错误的。试想：如果当年美国不实行新政，不实施公共工程，不扩大公共服务，会是什么情况呢？不走出当时的困境，今天的美国又会是什么情况呢？1933—1945年，罗斯福连任几届总统，其新政措施对美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罗斯福新政”效应的影响下，许多西方国家取道“福利国家”的自救之路，扩大公共服务，加强公共教育，全球教育事业获得了空前发展。当然，也有一些国家，例如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对外扩张之路来化解生产过剩，于是爆发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破坏性最大的全球性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结束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仍然是困扰西方国家发展的主要问题。“向尚无答案的生产过剩挑战”^[16]——美国第三十五届总统约翰·肯尼迪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这一号召，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时许多西方政治家的思维指向。这位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喜欢把自己看成是“新政”和“公平施政”的继承者，提出了一系列援助公立学校、扩大医疗照顾等措施，可惜在立法上举步维艰，并在众目睽睽之下遇刺身亡。继任者林登·B.约翰逊总统继续推进社会改革，在当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建设“伟大社会”的纲领，希望将美国建设成为有“舒适住房、优质保健、充分就业、良好教育和充分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心理需要”的“伟大社会”。^[17]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扩大了社会保障范围，加大了教育投资力度，教育事业迅猛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的国家。

在英国，二战最后几个星期上台的工党政治家们决心建设他们心中所向往的“新耶路撒冷”。他们借鉴“全球经济停顿中的一个例外”^[18]——苏联的做法，采取措施发挥政府在调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们接受了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的建议，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向贫穷、疾病、无知、道德败坏和失业“五大巨兽”挑战。他们从列宁那里借用了“制高点”一词，在煤炭、钢铁、铁路、公用事业和国际电讯领域推进国有化，以此作为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结果约20%的劳动力被吸收到国有化的产业中工作。这一时期，英国延长了义务教育年限，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实施11年义务教育；公立中学实行免费，并为学生提供免费的医疗、奶牛、午餐和其他点心，必要时包括衣、食、宿；为少数考入收费学校的学生支付学费，为公立学校学生提供生活补助费，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提供奖学金。这些措施使英国公共教育事业获得了空前发展。

贝弗里奇报告

《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是社会保障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被视为福利国家的奠基石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里程碑，对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1年，英国政府为了向人民展示战后新的社会生活蓝图，鼓舞人民战胜法西斯，委托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爵士负责对当时的国家社会保险方案及相关服务进行调查，并就战后重建社会保障计划进行构思设计，提出具体方案和建议。第二年，贝弗里奇提交了题为“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

报告提出了英国社会保障计划的目标：确保每个公民只要尽其所能，就能有足够的收入尽自己的抚养责任，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报告设计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提出国家将为每个公民提供九种社会保险待遇，提供全方位的医疗和康复服务，并根据个人经济状况提供国民救助。

英国政府基本接受了贝弗里奇报告的建议，于1944年发布了社会保险白皮书，并制定了《国民保险法》、《国家卫生服务法》、《家庭津贴法》、《国民救助法》等一系列法律。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第一个建成了福利国家。贝弗里奇也因此获得了“福利国家之父”的称号。报告的发表和其理念在英国的实施，对欧洲其他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瑞典、芬兰、挪威、法国、意大利等国也纷纷效仿英国，致力于建设福利国家。

在法国，1945年担任临时政府新首脑的戴高乐将军宣布：国家必须拥有控制的手段。新法国的经济被划分为三个部分：私人的、国家控制的和国有的，政府掌握了银行、电力、天然气、煤炭等重要产业部门，与战前相比经济被改造一新。经过战争洗礼的法国人，对公共教育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1947年通过的“朗之万－瓦隆改革草案”提出：所有青少年，无论出生在什么家庭，无论社会地位如何，无论是什么种族，都有发挥个人才能和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一重要原则成为后来历次教育改革的蓝本。

1945—1973年的近30年，西方国家称其为“辉煌的30年”。在这一段时间里，西方国家经济获得比较稳定的发展，国家掌握的公共资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持续上升，对缓冲生产过剩、缓解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推行福利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成果的普遍分享，失业、病残、养老、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不断发展，社会不平等状况得到普遍改善。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西方国家的教育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提高。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重要文献《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这样乐观地估价二战结束以后的世界教育发展形势：“多少世纪以来，特别是在发动产业革命的欧洲国家，教育的发展一般是在经济增长之后发生的，现在，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正倾向先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19]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公共教育事业，对于较早发动产业革命的欧洲国家来说，既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自救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