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癸卯学制”的颁行

（一）20世纪初“癸卯学制”的颁行

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外国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呈现一种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景象。面对百孔千疮的晚清王朝，曾做过内阁中书的魏源（1794—1857年）较早发出了“师夷之长”的呐喊，主张改革教育，培养人才，传播近代科学技术。从1862年开设京师同文馆开始，中国境内陆续举办了一些外语学堂、军事学堂、技术学堂等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的建立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界标，其后40年中陆续兴建的一批新式学堂，为中国建立国民教育制度做了实践准备。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在严酷现实的刺激下，一些了解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变革的有识之士，开始深入反思中国的国体、政体，认为中国之所以失败，因为对手是全新的“国民国家”以及受过国民教育的对国家具有认同感的国民，中国要御侮图强，必须兴民权、开民智，破除与封建专制相联系的“臣民”意识，确立与民主要求相联系的“国民”意识，通过改革教育，发展教育，培养对“国家”而不是对某一个“家族”（皇族）具有认同感的国民。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国民教育的思想开始形成并不断扩散。

康有为

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1858—1927年）感愤于列强瓜分狂潮的切肤之痛，从自强保种的视角向朝廷提出了《请开学校折》。在《请开学校折》中，康有为分析了西方国家强盛的原因，指出百业千器万技皆出于学，西方国家强盛之源在于兴学，养成国民之才，而中国的民众则被困于依题释义的八股文。在《请开学校折》中，康有为首先提出，要远法德国，近采日本，创建“国民学”（即国民教育）。“遍令省、府、县、乡兴学。乡立小学，令民七岁以上皆入学，县立中学，其省府能立专门高等学大学。”^[10]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1873－1929年）在积极宣传国民教育思想的同时，提出了变科举、兴学校的系统主张，认为中国图强的第一要义是变科举，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并设计了上策、中策和下策三种方案以供采择。维新派人士的这些主张并没有得到实行。

张百熙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爆发了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与此同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为了平抑人民的不满情绪，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清廷于1901年推行“新政”，同年颁布“兴学诏书”，鼓励各地兴办学堂，要求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902年颁行由管学大臣张百熙仿照日本学制拟就的《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1904年颁布由张百熙、张之洞等经七易其稿拟定的“癸卯学制”。1905年成立学部，统管全国教育事务。中国终于艰难地迈出了建立国民教育制度的第一步。主持制订“癸卯学制”的张百熙，被誉为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奠基人。

建立国民教育制度，关键在政府，关键在认识。新学制颁行以后，虽然国运维艰，国力维艰，全国学校还是有了令人欣喜的发展。据资料统计，1903年全国学校719所，在校学生0.69万人。1908年学堂数达47 895所，学生人数达130万人。^[11]《癸卯学制》是20世纪初我国出台的第一个宏大的教育工程，在总体上体现了救亡图存的主流意识和国民教育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