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观的理论困境

四、SSK科学观的理论困境

社会建构主义者通过考察科学的实然实践过程，他们认识到科学主体的缺失在科学研究中所造成影响，并进一步认为，既然认定一切思想和知识都与一定社会的环境、结构、实在、建制和过程等社会因素相关联，那么科学也就必须在这种联系中加以说明。于是，利益、阶级、政治等诸社会要素就理当受到重视并作为揭示科学本质的关键。“以前通常把外在的社会的力量当作干扰处理，或者只是当作十分外在的背景影响来评估，而SSK把社会因素带到具体问题，细致地揭示出社会因素如何对科学研究的每一过程、环节发生了多方面的作用，包括正的和反的作用。”⁽²⁸⁾可见，SSK打破了传统的“客观知识”和知识绝对主义的神话，所以，学者指出：“建构主义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科学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使科学哲学的研究走向科学实践、走向生活，从宏观的叙事走向经验案例分析。正因如此，传统的科学哲学在建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下，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²⁹⁾

诚然，社会建构主义者揭示了科学家“实际上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把科学视为纯粹客观的、无人的知识，完全排除人文因素是错误的，科学活动中具有无法超越的社会维度，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最大成就，就是把科学的人类和社会的维度置于主要位置。我们可以这样认为，SSK使科学中的人类力量主题化，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评价和使用，受制于人类力量的约束和利益。然而，基于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基本思想，可以看出，由于社会建构主义忽略了科学研究中仪器、设备和实验组织体系等物质维度，客观力量由于纳入人类力量中而未得到重视，完全将科学看作社会建构的产物，完全从社会建构的角度解释科学知识形成的过程，从而遗漏了某种重要的东西：即我们与世界的因果互动⁽³⁰⁾，使得社会建构主义存在如下缺陷：

第一，完全从社会建构的角度解释科学知识形成的过程，就会造成对科学理论不加限制的解释、说明和应用，将无法保持科学的可检验性和合法性。任何知识作为知识的“合法性”就在于它是可检验的，人们必须以可检验性为标准来使一切知识获得确认。否则，科学与非科学将难以区别，毕竟科学知识与宗教、信仰、道德等知识是有本质区别的。

第二，将科学知识完全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从而消解了自然在知识建构中的作用，得出科学知识不是对自然的反应，这样将不能揭示科学理论何以具有有效性。哲学家亨普耳说道：“科学今天享有很高的声誉，这无疑在很大的程度上归因于它的惊人的成功和它的应用范围的迅速扩展。”⁽³¹⁾如果法拉第对电磁感应事实发现是相对的，就不会有电力；如果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理论和詹姆斯·查德威克的中子说是相对的，就不会有核能和原子弹；如果欧文·薛定谔波方程是相对的，就不会有计算机。所以，曹天予在“社会建构论意味着什么”一文中指出：“社会建构论者对科学活动的说明是不完全的、带有缺陷并有严重缺陷的。这种缺陷的原因在于建构论者的说明忽略了甚至拒斥了一个事实，即所有的科学活动是严重地受到认识自然的目的制约并受其持续不断的引导。当然也有许多对中心目的的偏离。可是所有这些与中心目的的偏离都不能过远，并且或迟或早地会被拉回并与这种目的相一致，否则这种活动最终会被当作非科学而遭到摈弃。既然已经切断了知识与世界的联系，那么奢谈真理或客观性已无任何意义。”⁽³²⁾

第三，无法解决科学知识的超前性问题。科学知识具有超前性，即科学知识的发展超前于社会生产实践，但是仅凭主体能动性而产生的科学知识，在若干年之后能够在生产实践中获得成功的应用。如1731年前后加罗华为求解高次方程而创立的群理论，在20世纪初成为量子力学最根本的数学工具；1865年麦克斯韦基于数学美感而预言的电磁波，则成为电力技术革命的理论基础；爱因斯坦基于将惯性系推广到所有参照系以消除惯性系的特权而创立的广义相对论，不仅可以解释水星近日点的进动这种现象，而且能够预言光线在引力场中弯曲这种科学事实如此等等。对于此类现象，社会建构主义者无能为力。

具体就社会建构主义的“利益分析模式”来说，也明显地存在许多欠缺：

第一，诚然，科学家是现实的社会的人，而在当今社会财富短缺的情况下，科学家选择研究课题具有某些经济活动的特征。但是，利益分析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归因解释，因为按照他们的利益分析方法，科学家最后被还原成为外部利益所驱使的，相当无力的傀儡似的人物。另一方面，利益模式所采用的宏观历史方法并没有清楚说明社会背景因素如何转化为科学家个体行动的微观动机，在宏观的利益说明与个体的知识主张解释之间是脱节的。此外，利益分析模式把注意力放在对科学争论的起源的说明上也部分削弱了它的说明能力，例如它不能说明利益相同的集团为什么会发生争论，也不能说明为什么利益明显不同的科学家会持有相同的理论立场，不能解释为什么几种科学思想被共同体所接纳并能广泛接受，而其他思想却很快被人遗忘了这样一个事实。⁽³³⁾这诚如朱克曼所说：“断言科学知识反映生产这些知识的群体的利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利益模式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利益明显不同的科学家会经常持有相同的理论立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科学家所采取的理论立场是与他们的阶级或职业利益相反的。”⁽³⁴⁾

第二，社会利益对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 life）的可观察的直接影响，是相当有限的。诚然，在现实的科学研究中，研究者之间会抛弃“无私利性”的面具，暴露出功利性（私利性）取向，他们也会为危机利益的典型的保守主义辩护，尽管很少达到像地质学家们对魏格纳大陆漂移假说进行长期刁难的那种集体偏见的程度。但是，总的说来，在现实的科学实践中，“学院科学家将他们的认知、职业和体制等利益高置于一般的社会利益——包括他们自己的社会阶层、种族和性别——之上。就是在一个病态的社会环境里，比如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他们也努力坚持试图去从事‘好科学’，在他们为知识而知识的研究中寻求一个道德的避难所。”⁽³⁵⁾为高尚的情操、精神追求而科学，向来是科学发展的一个传统。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说：“一个由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因此神话所编录的全是怪异，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部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为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产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学术自由而加深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³⁶⁾当今，科学哲学家劳丹也表示了这样的意思：“人类对认识周围世界和本身的好奇心之需要，丝毫不亚于对于以符合实物的需要。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文化人类学都表明，对宇宙运行机制的精细学说的追求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即使在刚够维持生存水平的‘原始’文化亦是如此。这种现象的普遍性表明，对世界以及人在其中地位的了解，深深根植于人类心灵之中。”⁽³⁷⁾事实上，在科学发展史上，许多令人信服的案例说明科学家是怎样看到经验事实与他们原先的立场相抵触，从而放弃或改变了自己的利益的。在利益与实验事实矛盾时，利益不得不屈服于严密的思想体系和经验事实。“中性线电流”案例、“物理学家卡尔·安德森之于高能粒子”案例，乃至20世纪60至70年代的“聚合水”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³⁸⁾所以，如果用劳丹的话说就是，运用利益分析模式解构科学时信奉的只是一种纯先验的偏见。对此，劳丹的学生平林克承袭劳丹的观点，也对利益模式的运用进行了批评。她认为利益分析模式“是用现在的因果论题去强行整理玻意耳/霍布斯时代的科学与社会关系，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即霍布斯和玻意耳的科学哲学（自然哲学）是由他们的政治哲学决定的，进而他们关于自然的哲学信念和认识论、方法论很大程度上都是非理性原因造成的，特别的是社会政治原因导致的”⁽³⁹⁾。

第三，社会因素影响知识的程度，是因知识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的，比如，在一些精密科学里（如物理学中），核心知识是被普遍接受的，而在所有学科领域内，前沿知识的认识一致性都是相对低的。⁽⁴⁰⁾因此，社会因素并不能决定知识。

第四，社会条件对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往往从宏观上讲比较说得通，而从微观上分析比较困难。例如，我们可以从近代工场手工业的经济和技术上的需要来说明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各学科中，发展较快、成熟较早的是经典力学。我们却很难说明经典力学中的每一个定律的社会根源是什么。

第五，虽然社会建构主义者强调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却并没有回答在什么时候、让社会因素如何进入知识客体中去。

对于社会建构主义者的“利益分析”，史蒂芬·科尔的追问是强有力的，他说：“利益理论要令人信服，建构主义者必须说明两点：第一，他们必须说明科学共同体的利益是在他们的评价结论之前就有可能被决定了；第二，他们必须说明科学家们不愿意让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的新成果改变他们的看法。”⁽⁴¹⁾而由上面的分析可知，这两点，社会建构主义者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就社会建构主义者对“科学文本”的“元勘”来说，他们主张在促使接受一项科技发现（或发明）的问题上，与其内容无关，从而认为科学是一种新的“修辞学”，也存在欠缺。对此，史蒂芬·科尔以DNA结构被迅速接纳进核心知识结构而被最杰出的科学家最先接受为案例，对社会建构主义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通过案例分析，史蒂芬·科尔写道：“相对于模型的建立而言，模型的被承认并非沃森和克里克的什么花言巧语、环境条件或特殊机制的结果。说他们模型的内容中有某种东西影响了这一模型的迅速被承认，这种提法似乎并不过分。”⁽⁴²⁾

就以人类学方法“元勘”“实验室研究”（lab studies）来说，布鲁诺·拉图尔与卡琳·诺尔—塞蒂纳已经与“强纲领”学派有了明显的区别。与强纲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不同，拉图尔对科学事实的分析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宏观的、静态的理论分析上。他结合实验室外部的宏观影响因素，从微观层次上对科学事实作出了经验研究，表明拉图尔和塞蒂娜要用科学实践的观点对事物进行解释。并且，在1979年，巴黎学派的拉图尔出版《实验室生活》时的副标题为：“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而此书1986年再版的时候，拉图尔将副标题改成“科学事实的建构”，删掉了“社会”一词。有学者认为，“一、二版之间的一词之差反映了拉图尔思想的巨大转变：拉图尔认为用‘实践建构’取代‘社会建构’，‘实践’一词不同于‘社会’一词，它与利益、权利、社会结构等社会因素无关。‘实践建构’表明拉图尔试图摆脱使用社会学术语解释科学，转而尝试用实践来解释科学。拉图尔写道：‘如果我和卡龙导致取消社会建构主义，那么它不是一时的兴致，而是多年来在研究科学家、工程师和政治家的日常实践形成的强有力的理由。’”⁽⁴³⁾但是，从他们对科学知识形成的分析来看，只有在建构过程结束后，“科学事实”的建构才成其为“发现”，才变成独立于建构过程的既成事实，在他们看来，社会协议（consensus）决定了“自然”，而不是自然决定了科学协议，科学是科学家争论、协商的结果，而不是科学所“发现”的自然给予，这就从根本上消解了科学的客观性。

总之，社会建构主义关注知识生产的过程，开启了对科学知识本身研究的新的范式：研究“真实的科学”而不是科学的逻辑替代品。但是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困境，其关键之点在于，认为所有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其中社会利益和意识形态是科学知识的社会成因。它并不是从社会体制这个角度来研究科学，而是强调要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考察，直接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因素的关系。从而错误地用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来取代认识论，把科学的认识论内容与运用的价值混为一谈。并且，他们消解了科学本体对象的客观性，片面夸大了科学的社会维度，这样便在科学的合理性与客观性上走向了绝对的相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诚然，科学家的政治立场、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利益追求、修辞手段、实验操作技能等会对科学知识的生产、传播、接受等产生影响，但是，科学的生命在于其对现实题的解决，如果无视本体对象的客观性，那么科学也就真正成了“沙滩上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