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赋予学者的历史责任

第一节　反思科学：时代赋予学者的历史责任

在当今世界中，首先，科学业已成为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以及构成我们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的最强大势力之一；科学的实际活动业已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基础，科学知识不仅是我们所具有的一种最好、最重要的知识，而且也正如法国著名的学者让·拉特利尔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科学不再只是获取知识的方法，也不再只是知识体系，而是极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决定现代社会的全部命运，并正在向我们提出极为严峻的问题，……科学对于现代社会最深远的影响主要可能并不是——当然也不是直接地——来自于科学所提供的关于实在的陈述，而是它以大量的设备器械和实践的形式造成了外部的投影，我们自身的存在陷于其中，不论我们愿意与否，它直接地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间接地决定了我们对价值的陈述和价值系统。”⁽¹⁾对此，卡西尔也曾说：“在我们现代世界里，再也没有第二种力量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²⁾科学正把自身和自身的应用扩展于整个世界，在铸造世界的未来上起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作用。

其次，由于科学的发展，以计算为基础的“效益最优原则”成为社会生产的根本准则，使得生产过程呆板、乏味和枯燥，科学和理性扼杀了生命的意义和精神生活，机械主义的“非人格化”使生命变成了病态，导致人生意义式微，人成了既无历史又无家园的漂泊者，成为用于高级目的的材料，正如阿尔贝特·史怀泽、弗洛姆所说，人类依靠科学的力量，建造了一个丰富的物质世界。但是，随着“由机器带来的变革，我们大家几乎都受到太规则化、太死板、太紧张的劳动的折磨。我们难以集中心思进行反思。家庭生活和儿童教育发生了危机。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丧失个性而沦为机械的危险。从而，这种对人类生存的各种物质和精神伤害，成为知识和能力成就的阴暗面”⁽³⁾。“……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以征服自然，但他却陷入这些方法的网罗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他具有关于物质的全部知识，但对于人的存在之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人是什么、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才能创造性地释放和运用人所具有的巨大能量——都茫无所知。”⁽⁴⁾似乎人类正在走向“一条陷入于无底深渊的道路”。

再次，在科学昌明的今天，科学发展、运行的社会环境较之以往，业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当今，社会对科学发展的选择、导向作用日趋明显。现在，由于科学的社会功能彰显，人们对科学的态度业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此，诺贝尔奖获得者、苏联著名物理学家П．Л．卡皮查教授说：“人们对科学的态度，现在正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在我年轻时候，常常听人讲的是‘纯科学’和‘为科学而科学’，但是，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把科学看作现代社会体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仅是颇为有用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家把科学看作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部门，并且给予了日益广泛的注意。”⁽⁵⁾

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针对当时社会和科学发展的未来趋势，西方国家就调整了自己的科学政策，为支持国家的长远需要，就将研究引向以期得到有用发现的特定研究领域，或者为解决已发现的实际问题提供所必需的知识基础。如196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在《基础研究和国家目标》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国家目标”概念。声称基础研究若想申请政府资助，“必须证明（该）基础研究能产生一种超越其花费的社会报酬，并证明偿还任何类型的资源投资后仍有剩余”，若基础研究不能表明它对“国家目标”有用，“将不再有存在的希望并从为得到有限资源的竞争中被排除出去”⁽⁶⁾。美国老布什政府也曾经指出：“基础研究是美国研究与开发的基础……它驱动着经济增长并提高生活质量。”1994年，美国克林顿政府的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了《科学与国家利益》的科学政策白皮书，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在基础研究中体现国家目标的要求，强调了基础研究必须要有应用前景。⁽⁷⁾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2年科技规划中，基础性研究也是紧紧围绕国家需要发展的重点方向而展开的，不仅产生了“两弹一星”、牛胰岛素等世界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发展。用约翰·齐曼的话来说就是：当今，“科学被强制征用为国家R＆D系统的驱动力，被强行征用为整个经济创造财富的技术科学的发动机。”“发现首先是评估其商业价值，而不是评估其科学性。”⁽⁸⁾“用知识创造价值”、“知识价值化”成为科学探索的普遍行为准则，“市场原则”（即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成为当今科学的组织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发展究竟有没有自身的规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科学发展的自主性和社会的选择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科学观念，才能确保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只是福祉？……诸如此类的问题，迫切需要学界作出回答。

最后，科学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1）科学认识过程中，主体性因素的作用日趋明显

我们知道，在经典科学时期，科学理论实质上是对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结果的直接抽象，这一时期，科学认识过程呈现出明显的直观性，科学理论所表达的经验内容可以直接用感官来观察或者用极为简单的仪器与技术给予测量；在科学理论建构时，科学家十分重视科学概念、科学命题同客观事实的直接对应关系，对某一现象或过程的认识归根结底意味着建立符合它们的理论模型，并且，这一理论模型被认为与主体的情绪、情感、价值观念等主体性因素无关。然而，20世纪初期，由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学科的创立，人们的认识进入不能为人的直观所直接把握的宇观和微观领域，认识直观性的消除，使认识系统中的主体性因素的作用加大，认识由“冷”（cool）转“暖”（warm），科学认识过程中主体性因素彰显。科学认识取向、科学认识途径、科学理论接受等，越来越显示出认识的主体性因素的痕迹。另一方面，经过产业革命、电力技术和蒸汽机革命等的洗礼之后，科学于19世纪在德国率先成为一种职业，成为一种社会建制（social institution）。于是乎作为科学研究主体的科学家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自身利益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在当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愈益明显，而众所周知，科学向以客观性而著称，这样一来，我们如何认识科学的客观性和主体性、客观性和社会影响因素的关系，便成为学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2）科学前沿探索呈现出“瓶颈”现象，“科学终结论”思潮涌动

诚然，20世纪60年代以前，科学的前沿探索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在生物学领域，沃森和克里克DNA的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及其后来对遗传密码的破译，成功解决了遗传信息代际传递问题；在物理学领域，创立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不仅将人们的认识推进到宇观领域和微观领域，而且为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为材料科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天文学领域，1948年伽莫夫提出了“宇宙大爆炸”学说，不仅成功解释了恒星光谱的红移现象，而且较为科学地解决了我们当今稳定而和谐的宇宙的起源问题；在系统科学领域，科学家们不仅创立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旧三论”），而且创立了突变论、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在数学领域，查德1965年创立了模糊数学，成功解决了自然现象的精确与模糊问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面对这些巨大的科学成就，人们无不心旷神怡，欣喜若狂。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前沿探索似乎出现了“瓶颈”现象：重大基础理论性突破不再，众多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如同科学这一大厦的“装修工”或如库恩所说的“清洁工”，只不过做一些修补美化、保持清洁的工作。一方面科学的基础性理论创新难度加大，另一方面，科学的前沿理论发展出现了“反讽”现象：科学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其理论的实证性，区别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主要化解标准也是实证性，而当今一些前沿理论如“超弦理论”（The Theory of Super‐string）、斯蒂芬·霍金的“黑洞”、“婴儿宇宙”等，这些理论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科幻小说，难以确证，用霍根的话来说就是显得既严肃又滑稽，给人以难以压抑得住的本能的荒谬感。面对这种情景，“科学终结论”思潮⁽⁹⁾便开始涌动。

（3）后现代思潮对科学霸权地位的颠覆及其后果

自文艺复兴以来，尤其是从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科学便一直被视为“理性与进步”的事业。基于现实经验和逻辑理性，科学使世界得以祛魅，使人类得以福祉，从而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西方社会跨入了所谓的“后工业社会”。社会的转型致使“现代性”的困境得以突现，启蒙运动以来的总体化（totalization）思想和价值观念式微。于是乎，开启人类新文明的启蒙运动便受到了质疑，作为人类理智最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便遭到了十分消极的评判。另一方面，1962年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以后，“科学并非是对客观性和真理的追求，而是在已被接受的‘范式’（paradigm）内部‘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之思想日益为学术界所关注。人们日益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有自然维度，而且还具有社会维度。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批受库恩重构科学知识历史图景激励的研究者，秉承后现代思潮之飓风，从社会学的维度对科学知识的生产、传播等进行了审视，从而认为科学知识的内容及其客观真理性都由社会因素决定。在这些学者看来，科学不再是观察与表达世界的方式，而是一种操作或干涉自然的活动，科学家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科学方法蜕变成一种修辞的诡辩，科学真理来源于不同的演讲、语言游戏，是为了解答当前社会与文化需要的范式或工具虚构。这样，传统的关于科学的客观性认识便受到了冲击，科学在人类文化中的王位便被颠覆了。一方面，“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作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它是一种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可能得到发展得非常晚而且非常精致的成果。在我们现代世界，再也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们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在变动不拘的宇宙中，科学思想确立了支撑点，确立了不可动摇的支柱。在古希腊语中，甚至连科学（epistene）这个词从词源学上说就是源于一个意指坚固性和稳定性的词根。科学的进程导向一种稳定的平衡，导向我们的知觉和思想世界的稳定化和巩固化”⁽¹⁰⁾。另一方面，后现代思潮激励去颠覆科学的霸权地位。这不可避免地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混乱。基于此，反思科学以深刻理解和把握科学的本质便成为学者们的一项自然而又必然的研究课题。

（4）科学哲学中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方兴未艾

统观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历史，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之争论一直是其主要内容之一，也一直是学者探讨的热点问题。与既往的传统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不同，当代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社会建构论除外）之间的分歧，不再是关于是否承认存在着独立于人心的客观世界、是不是物质第一性等本体论问题上的分歧，而是在承认世界的存在性、承认感性经验能为我们提供客观世界的信息、承认科学是一项合乎理性的事业、承认科学的进步性与成功性、承认理论实体在认识过程中能起重要作用的前提下，理解科学为什么会取得成功，为什么会向着逼近真理的方向发展，理论实体是否真的存在，科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等重大认识论问题上的分歧。⁽¹¹⁾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涉及了科学属性的各个方面：①在科学本体论问题上，科学实在论认为科学所揭示和认定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是本然客观的，任何成熟的科学理论在现实世界中都是具有客观原型的，科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不可观察的理论实体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陈述，并且认为他们有理由能够令人相信不可观察的理论实体的本体性，从成功的科学理论一定可以推论出客观世界的存在。因为首先，当且仅当我们能够运用作用于世界的某种实体时，我们才有资格相信，这个理论实体是真实的；其次，我们能够运用某些理论实体（例如电子）作用于世界；最后，我们有资格相信，这些理论实体是真正存在的。反科学实在论则认为理论世界只不过是捕捉生活世界结构的概念之网，真正的实在只能是生活世界，理论的成功仅仅因为它们是有效的，并不能说明它们是对客观真实的描述和解释，一个理论的本体与它的自然界中的“真实”对应物之间在契合原则上是虚幻的，人们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相信成功的理论一定是真的，“有一个独立与科学描述和解释的世界”这句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②在科学认识论问题上，科学实在论者主张科学知识都是以客观现象的联系和结构的认识为基础，依据客观化方法所建立的知识体系，科学知识是对外部世界的映像，科学的任务就是表述外部世界，决定科学陈述真假的既不是人们的主观感觉，也不是人们的内心结构或语言，而是外在的客观事物，主张“真理逼近论”，真理是一个程度问题，理论的发展可以越来越趋向、逼近真理，我们对实在的认识正在趋向对实在的真的描述。反科学实在论者则强调事实知识必须基于经验，不存在任何先验的事实知识。科学理论在经验上的证实并不能保证它是关于外部世界本来面貌的知识，人类的认识只能局限在经验之内，不能超越经验，科学的证实也是经验内部的证实，不能说明经验之外的任何问题。③在科学价值观方面，科学实在论者主张科学是“价值无涉”的，信奉科学知识是客观的。即认为运用逻辑和经验得来的科学知识是客观的、具体的。它不仅有自己特殊的物质载体，而且是独立存在的，超越于具体的科学家个人的寿命甚至超越于特定的科学共同体的寿命的。科学最基本的属性是它的内容的客观性。科学实在论者将客观性等同于与认识主体的无关性，进而主张科学和价值是完全对立的两极，即科学是关乎事实的，而价值是关乎目的的：科学是客观的，而价值是主观的；科学是追求真理的，而价值是追求功利的；科学是理性的，而价值是非理性的；科学是可以进行逻辑分析的，而价值是不能进行逻辑分析的。反科学实在论者则主张“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解题活动”（劳丹语），科学的目标是为我们提供具有经验适当性的理论，真理本质上只是人们的一种信念和价值观，理论的接受仅仅与相信理论具有经验适当性的信念有关。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之间的争论以树立合理的科学观，这也是当今学界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