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个案

(二)社会调查个案

(1)《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

在美国传教士约翰·步济时(John S.Burgess，1883—1949)的主持下，1914—1915年间北京社会实进会进行了对302个洋车夫的生活情况的调查。为了完整地搜集资料，步济时采用了五个途径:①访问了数百位车夫，让他们按问卷回答问题，给每人5个铜子的酬劳。②在街上观察记录车夫的年龄、衣着、身体、车况、车资、如何找主顾、车站等共十六个方面的状况。③访问人力车夫聚集的茶馆或街头休息处。④访问车厂。⑤去讲演堂、警察局、医院、收容所、粥厂等车夫经常出入的地方。

人力车夫

(2)《中国生活水平的评估》

1917年，清华学校社会科学系教授狄特莫(C.G.Dittmar)指导学生在北京西郊成府村对195家居民的生活费用进行了调查。其中100家汉人，95家满人。另一组为清华学校的93名役工。从广义来说，对象是劳工阶级家庭。调查的内容包括家庭预算、生活情形等。

(3)《中国农村经济实况》

在农村社会经济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有马伦(C.B.Malone)与戴乐仁(J.B.Taylor)合编的《中国农村经济实况》调查报告论文集^[2]。其中戴乐仁的《中国农村经济之调查》是根据1922年夏季组织北平9所大学学生对全国5省240个村庄进行调查的研究报告。调查项目包括农村人口密度、年龄、男女性比例、生育率、死亡率、迁移、家庭大小、住房、田地大小与所有权、家庭收入、职业、贫困问题等。

(4)《华南农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

运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乡村社区文化，这是由美国布朗大学毕业生、传教士葛学溥(Daniel H.KulpⅡ，1888—1980)首创的。1919年，葛学溥指导沪江大学的学生在广东潮州凤凰村做调查写成^[3]。凤凰村很小，仅有650人，非常适合于应用他所谓“有机的研究法”，做详细、系统的分析。他对中国各地乡村社区研究院的建议，给后来的中国社会学者以极大的启示。他主张先将中国划分为几大文化区域，在每个区域内，按照器物、职业、社会组织及态度和理想等标准，选择有代表性的村、镇或市，作为精密考察的单位，从所考察现象的相互联系中，看社区的功用、历程及趋向，最终认清中国社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乡村社区研究有静态和动态两种。

(5)《北京——一个社会调查》

1918—1919年间，北京私立燕京大学步济时与北京美籍教士甘博等，仿照美国1914年进行的春田社会调查，主持进行了“北京社会调查”。内容包括历史、地理、政府、人口、健康、经济、娱乐、娼妓、贫穷、救济、宗教等项。调查结果于1921年用英文发表，书名叫《北京——一个社会调查》^[4]。这是中国城市社会调查的开端。书中大量的统计数字现在已经很难考证其准确性了，但是在后来的中国社会学者眼里，这是“本着科学的精神，以研究北京社会状况为科学的研究中国社会状况的第一书”^[5]。

(6)北京社会调查社(Social Research Council)的建立

为了更加系统地组织社会调查工作，传教士们于1924年夏成立了北京社会调查社(Social Research Council)，专门实地研究北京社会情形。朱积权与包立德合著《北京地毯工业》。李景汉调查北京人力车夫状况^[6]。社会调查筹备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f Social Research)在1925年成立，进行实地调查，并将研究成果集结成册。

这些社会调查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首批以科学的方法实地调查、分析中国社会生活所获得的开创性成果。调查过程中使用访谈法、问卷法、统计图表、记账法等，都是当时西方社会学界所通行的方法。这些调查方法和调查机构，为后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划定了范围，确定了基础。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对社会的调查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对社会改造的理解不同:前者所做的调查从基督教社会服务的理念出发;而中国社会学者从批判传统治学方法出发，为的是在中国建立社会学，并最终实现一个真正根植于民主与科学的社会。

在实地调查中，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感到，在中国运用西方调查方法之难。例如，中国人缺乏准确的数字概念;中国的货币与重量单位不统一等。

同时，这些研究也存在着种种难以忽略的局限。大多数研究成果仅用英文发表，未在中国造成广泛影响;在搜集材料方面，因当时中国官方统计资料极不完备，所以结果中的许多数字不一定可靠;研究者对于中国的社会生活缺乏深切的体验，其分析有时会片面、肤浅，甚至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