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商务交际学对商务英语教学研究的启示

跨文化商务交际学对商务英语教学研究的启示

跨文化商务交际学对商务英语教学研究的启示⁽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

史兴松　徐　珺

摘　要:在阐述跨文化商务交际学在商务英语专业的理论体系、培养目标及教学科研中的重要地位的基础上，作者对跨文化商务交际学研究的主要议题，尤其对以往研究之不足进行了简要评析。作者指出，单纯地满足于对其他国家的风土人情、社会文化及主体价值观念的了解，不足以确保跨国商务沟通的有效进行;除此之外，我们必须对交际对方的企业文化、职业文化、个体差异有所了解，并且了解其他文化的总体经济状况、具体商业实践和商务环境、惯用的交际策略，以及这些综合因素在工作场合对交际模式可能产生的动态影响。商务英语专业要培养合格的跨文化商务交际人才，有必要通过科学论证、精心设计，建立起比较系统的立体化跨文化商务交际课程群。研究表明，跨文化商务交际学可以为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提供理念、范畴和方法等多方面启示。

关键词:跨文化商务交际学　商务英语　启示

一、引言

2007年经教育部批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首次招收商务英语专业本科生。历经5年的快速发展，这个当初的试办专业，终于在2011年获得正式“户口”，成为教育部获批的目录内本科专业。商务英语专业因其显现出的蓬勃生机，已成为英语学科衍生出来的一个新兴增长点，仅2011年经教育部备案或审批同意设置的高等学校商务英语本科专业院校就增加了30所。2009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牵头拟定了《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要求》(以下简称《教学要求》)，该文件一经推出即成为我国商务英语专业建设的行动纲领，为商务英语专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教学要求》指出: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宽阔的国际化视野、合理的国际商务知识与技能，掌握经济、管理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与沟通能力，能在国际环境中用英语从事商务、经贸、管理、金融、外事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商务英语专业的知识与能力由4个模块构成——即语言知识与技能、商务知识与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人文素养(陈准民、王立非，2009)。这一设计思路得到全国高校的普遍认同，在此总体框架的指导下，各高校商务英语专业在四大模块的课程配比和设置上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为进一步完善商务英语专业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商务英语学科的探索逐渐深入，在探讨专业教学要求(陈准民、王立非，2009)、课程体系建设(彭川、朱文忠，2011)、人才培养模式(平洪，2009)之余，学者们开始对商务英语作为独立学科的理论构架(翁凤翔，2009;曹德春，2011)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思考。

翁凤翔于2009年提出了由内部核心理论系统和外部支撑理论系统构成的商务英语学科理论构架。其内部核心理论系统包括商务英语教育史、商务英语翻译理论和商务英语理论三块。其中，商务英语理论围绕商务英语教学，涵盖商务英语基础理论、教学理论、语言理论、习得理论、教育理论和文体论。外部支撑理论系统包含哲学思维、语言符号和社会文化三部分。《教学要求》中重点强调的商务知识技能及跨文化交际能力在此框架中被置于外部支撑理论系统的社会文化板块项下。总体上，该理论构架是在传统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理论主导下建立的，商务英语中商务的成分在此构架中的位置相对弱化。这与有些学者提出的商务英语是由英语语言学和经管类学科“双管齐下”、交叉融合而形成的思路不尽相同(林添湖，2001;咸修斌、唐文龙，2005;平洪，2009)。

为寻找商务英语理论构架的共核机制，曹德春建议“借鉴北美商务沟通和欧洲商务语篇的学术资源和学术成果，将广义的商务沟通构建成为我国商务英语理论体系的共同核心”(2011:63)。对此观点本文作者持保留意见。我们认同曹德春(2011)的部分观点，例如，在商务英语教学中应大力提升学生的商务沟通(尤其是跨文化商务沟通)技能;同时，学术界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商务沟通和商务语篇研究与国际相关研究领域实现对接。然而，我们认为，不能因为“作为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ESP)分支的商务语篇趋向于融入商务沟通”，就可以将“商务沟通置于我国商务英语理论建设的核心地位”，这是因为商务英语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其教育教学以及实践应用的功能和属性使其研究范畴宽广、研究视角和层面纷繁复杂，商务语篇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换言之，应用语言学和ESP相对成熟、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对商务英语教学与科研的指导作用不是商务语篇或商务沟通研究所能全面涵盖和替换的，仅此一点，商务沟通能否成为商务英语的理论共核有待进一步商榷。

然而，若仔细研习《教学要求》提出的培养目标，我们可以看到提升学生的跨文化商务沟通能力的确是商务英语专业培养目标的重心。因而，我们在认同应用语言学和专门用途英语是商务英语学科理论的主要源泉的同时，认为跨文化商务交际是商务英语研究的重要分支，是商务英语理论体系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以上理论探讨，我们可以看到(见表1)，跨文化商务交际与商务英语的理论基础有很多兼容之处。采集各家之长，商务英语的学科理论可以概括为应用语言学、专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商务交际的总和。由此，我们可以一方面强调商务英语中语言教学与习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重视跨文化、商务与沟通三个变量的有机整合。鉴于跨文化商务交际在商务英语教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下文将在评析以往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的主要议题的基础上，阐释其最新发展特点，并讨论跨文化商务交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的启示。

表1　商务英语学科理论探讨与跨文化商务交际理论基础对比

二、跨文化商务交际学研究的主要议题

跨文化商务交际(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主要关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或群体在商务环境中的交际(Varner，2000)，是将跨文化、商务与沟通三个变量整合为一体而形成的非常具有研究潜力的跨学科领域(Bargiela-Chiappin＆Nickerson 2003)。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商务交际学最早起源于美国，其创始人Edward Hall(1959)最先指出跨文化交际学与商务之间的关系，并试图通过跨文化交际研究解决国际商务活动中由文化差异导致的沟通与管理上的问题。这种研究视角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人们开始综合跨文化交际学、国际商务研究、商务沟通、比较管理、组织行为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和商务语篇等相关学科领域的理论观点进行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其中，跨文化交际学是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的主要理论源头之一。Hall的高语境/低语境文化和时间观念理论，以及Hofstede(1980)的文化四维度理论对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产生过深刻影响。依据研究类别，大体划分为以下四类:

1.提供跨文化商务交际指南

研究多以国家为单位，介绍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情境和商务环境中，人们的文化取向、商业规则和行为方式。此类内容多见于各种教科书中，通常为读者提供特定文化商务环境的掠影和商务活动指南。

2.探讨何谓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

该类研究主要探讨合格的跨文化商务交际人才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和能力(例如成功跨国谈判人员的个人特质)，对这一问题的探求可以为评价、培养和选拔跨文化商务交际人才提供有益参考。

3.商务交际对比研究

此类研究往往以商务环境中的交际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对比不同文化交际方式的差异，研究商务环境中文化变体对人们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的影响，例如，跨文化商务谈判中认知和情感因素对谈判人员谈判风格和方式的影响;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对于企业中人际沟通和商业行为的影响;国际品牌营销手段中体现出的文化差异;或者文化观念对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影响，等等。

4.商务沟通语体研究

商务沟通语体研究要么研究一个国家的某种交际语体，要么对不同文化的特定交际语体(例如商业信函、广告话语)进行对比分析。这种研究通常结合跨文化交际学和外国语言学理论和概念，分析不同商务语篇交际语体的组织形式、语气、正式程度、行文规范、修辞选择和其中蕴涵的社会文化意义。研究内容可阐释商务语篇实现特定交际目的的技巧手段(如银行财务报告如何游说投资者提振投资信心)，也可为商务外语教学和跨文化商务沟通提供对比参考。

三、跨文化商务交际学的发展趋势:多维化

历经几十年的发展，跨文化商务交际学在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在反思以往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之上，专家们提议以更加全面、动态的视角，建立更完善的理论框架对跨文化商务交际问题进行探讨。

传统的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受Hall(1959)和Hofstede(1980)等跨文化交际学专家的影响，往往以国家为单位区分文化倾向，并用国家文化概念去解析人们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的交际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不能将文化视为静态的思维模式或价值观念，不能简单地套用国家文化概念、用定势思维模式去理解复杂多变的跨文化商务沟通问题(Bjerregard，Lauring＆Klitmoller，2009;Varner，2000)。人们逐渐以更加动态多维的视角研究商务环境中的复杂现象，对文化、交际、商务环境乃至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多重因素之间复杂、动态的交互作用予以更多的关注。

首先，对于文化与商务的关系，学者们认为应该采取多层面、全方位，立体化的多维视角，综合考察商务环境中的跨文化问题。一方面，传统跨文化交际研究总结出的国家文化倾向虽有局限(如容易引起定势思维、理论视角过于西化等)，但其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仍旧值得重视和认可。因为对其他国家文化倾向的基本认知，可以帮助商务人员对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的文化差异更加敏感、更加包容、更加准确地理解或预知对方的交际行为(Gudykunst，2005)。另一方面，仅仅了解国家文化，具备一定跨文化交际意识，还不足以解决国际商务环境中复杂的商务沟通问题、难以确保跨文化商务交际的成功。除国家文化外，我们还应对不同国家的总体商务文化、不同行当的职业文化和不同组织的企业文化有所了解(Lovitt，1999;Victor，1994;Varner，2000)。

具体来讲，从事跨文化商务沟通的人除要了解相应文化的一般概念，还要掌握在某国从事商务活动的商务文化和商务环境，并且协调本国文化与异国文化在商务活动中的差异。例如，他们需要了解对方国家的总体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具体商业条例、金融规则、法律规章、国家政策;主要组织形式、雇佣方式、奖惩机制、运营模式、决策制定、竞争环境、行业规范等等，并对地方商业文化、企业的社会地位、政商沟通渠道等等都有所了解。

此外，跨文化商务沟通人士会受到其职业文化和企业文化的深刻影响。如果交际者来自同一个跨国公司，公司特有的企业文化对跨国员工的工作方式、行为举止和交际模式的影响可能会超过不同国家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与此相似，如果交际双方有相同的职业背景，他们之间相通的背景知识也会促进其实现有效沟通。因为相同职业群体内部已经约定俗成的交际模式、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流程都比较相近，这些因素对其交际模式和交际效果的影响可能超过其国家文化对其交际方式的影响(Varner，2000)。

除文化因素和商务环境的影响，交际策略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样值得重视。商务沟通中，交际策略受企业国际化程度、组织结构、交际政策、交际目的、交际渠道、常规技术手段、交际内容和交际规范的影响。同时，交际者个人的交际风格、交际能力、交际目的、习惯使用的交际技术和手段、在公司的地位以及与交际对方的权力关系等也会影响其交际策略。此外，交际中使用的语言，该语言常规的交际模式、文化内涵，以及使用该语言交际双方的文化背景是否与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思维和认知模式相吻合等种种因素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商务交际的形式及结果。不难看出，在跨文化商务交际环境中，交际者的交际策略和交际效果会受到文化因素和商务环境的多方影响。

从上文分析我们能够看到，跨文化商务交际不是文化、交际和商务成分的简单叠加，而是三者整合后自成一体的全新架构，单独从其中某一方面展开研究很难全面考察问题。原有很多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要么侧重从跨文化交际视角、要么侧重从国际商务视角分析跨文化商务交际问题。侧重跨文化交际学视角的研究通常以商务活动中的跨文化交际案例为例，分析文化差异对交际行为的影响，其着眼点主要在于解析跨文化交际问题，而不是为商务沟通问题探寻解决方法和实用策略。而以国际商务为主要出发点的学者，研究内容偏向于介绍或者比较各国的国际贸易规则、流程、商法、管理模式和经济体系。这种研究对了解国际贸易问题有利，但很多研究不会站在价值观和文化取向角度去剖析导致国际商务实践差异的深层文化问题以及应对策略。这种现象表明，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有必要建立更全面、独立的理论框架，因为如果单纯依赖相关学科、缺乏自身研究的理论框架，其研究重心很可能会过多受其他学科主导而缺乏自身特质或有失全面。认识到这一问题，Varner(2000)综合商务沟通、跨文化交际和国际商务等研究中的理论精华建立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跨文化商务交际理论体系。

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交际者的身份认同以及工作环境中的其他动态因素对跨文化商务交际产生的重要影响。人们认识到，交际者一方面会受社会、文化、商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或制约而选择相应的交际形式和策略，另一方面会调动自己的主体性，依据自我身份定位，通过自身与外界环境的互动协商来调整其交际行为。交际中，人们不仅仅会通过同化行为去求同，也会抵制或重新构建交际行为中的参与模式，使跨文化商务交际表现出更加动态离散的个性化特征(Bjerregard，Lauring＆Klitmoller，2009;Shi，2010)。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文化商务交际学者不但强调对文化、交际和商务三大要素需综合考虑，还关注复杂多变的个人因素、不断变化的具体工作环境，以及人际交流时权利关系的协商与博弈等动态因素对商务交际实践所产生的具体影响(Bargiela-Chiappin＆Nickerson 2003;Bjerregard，Lauring＆Klitmoller，2009)。

图1　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最新发展动态示意图

综上所述(见图1)，跨文化商务交际的最新研究表明，单纯以国家文化中的语言文化以及交际者的成员身份来解释交际困难、误解或交际行为，很难洞悉跨文化商务交际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社会、文化、组织、个人以及其他重要的情境因素，尤其是商务环境因素对交际过程及结果产生的综合影响。对交际环境中动态影响因素的重视和对各因素之间互构关系的探讨成为当今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的重要特征，人们愈来愈重视以全面、动态、多维的眼光考察跨文化商务交际中产生的各种问题。

四、对商务英语教学与科研的启示

上文提及，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是商务英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国际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的最新发展对我国商务英语研究应该具有一定启示作用。叶兴国等(2011:58)对我国1980～2009年商务英语学术论文发表情况进行过实证调研，调查发现“四多两少”现象，即“从研究角度看，研究商务英语翻译的论文多，研究商务英语教学的论文多，运用语言学理论研究商务英语的论文少;从研究领域看，笼统地研究商务英语(包括ESP)的论文多，研究英语广告(包括商标和品牌)的论文多，深入研究国际商务具体领域专门用途英语的论文少”。曹德春(2011)指出，我国现有商务英语研究大多关注词法、句法问题，对商务语篇的研究较少。笔者认为，与国际相关研究相比，我国现有商务英语研究中能够采用全面的理论框架、多维的研究方法，对商务英语语境中的语言、文化、商务问题进行综合考量的实证研究的确非常缺乏。要想大力发展我国的商务英语研究，建立完备的学科体系，并且与国际相关研究领域接轨，我们可以借鉴国际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的理论与成果，充实我国的商务英语研究。

在教学方面，培养学生的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是商务英语专业培养目标的核心。然而，目前为止，我国跨文化商务交际教育大多仍以西方传统跨文化交际理论为主干教学内容，总体上还没有脱离比较僵化的以国家文化对比为主的教育思路。而通过上文回顾与分析，我们认识到，单纯地满足于对其他国家的风土人情、社会文化及主体价值观念的了解，不足以确保跨国商务沟通的有效进行。我们还必须对交际对方的企业文化、职业文化、个体差异有所了解，并且了解其他文化的总体经济状况、具体商业实践和商务环境、惯用的交际策略，以及这些综合因素在工作场合对交际模式可能产生的动态影响。而要对以上内容全面了解，单纯通过一个课本、一门课程是很难实现的。要培养合格的跨文化商务交际人才，我们有必要通过科学论证、精心设计，建立起比较系统的立体化跨文化商务交际课程群(见图2)。该课程群涵盖跨文化、商务和交际等各层面的内容，并且教师应通过理论指导和实践教学，积极引导学生认识到跨文化商务交际各影响因素的动态互构关系，促进他们以更辩证更敏锐的跨文化视角去理解和处理国际商务交际问题。这种课程群的建设与商务英语专业的总体培养目标相契合(陈准民、王立非，2009);而对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的强调、重视和刻意培养，对我国跨文化商务交际人才的培养以及对外商务沟通水平的提升都会发挥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

图2　跨文化商务交际课程群设计

五、结语

哈佛商学院前院长Robert Kent曾指出:“在商界，交际意味着一切。而在全球范畴内经商时，很少能有比跨文化交际能力更重要的技能。在当今越来越全球化的工作环境中，有效明了地进行跨文化沟通对确保成功可谓至关重要”。由此可见，商务活动中的跨文化问题的确值得关注。分析和研究跨国经营中的跨文化商务交际问题，不仅对海外在华企业，而且对于中国企业进军海外市场、迈向国际化经营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适应人才市场需求，探讨如何在我国教育领域和商务环境中建立科学有效的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培养模式，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教育与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跨文化商务交际的教学与科研不能止步于对文化、商务和交际三大要素的认知和探讨，还应该看到三大要素在跨文化商务交际实践中的交互影响乃至相互博弈对整体商务沟通效果的综合干预。如何全面系统地掌握三大要素现有的知识体系，同时以更宏观的视角将三要素加以有机整合，并且综合考虑各要素之间以及交际者个人在跨文化商务环境中的动态交互影响，将是未来跨文化商务交际以及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需要着意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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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2003，Vol.24，No.1，3－15.

［2］Bjerregard，T.，Lauring J.＆Klitmoller A.A critical analysi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Introducing newer developments inanthropology.CriticalPerspectivesonInternationalBusiness.2009，5(3)，20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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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hi，X.‘Intercultural language socialization of a Chinese MBA student in an American negotiation class’，Journal of Pragmatics，2010，42:24，75–86.

［8］Varner，I.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A Conceptual Model.The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2000，37(1)39－57.

［9］Victor，D.A.Advancing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The Bulletin，1994，9: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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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彭川，朱文忠.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建设CIPP评价模式研究［J］．中国外语，2011(2):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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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翁凤翔.商务英语学科理论构架思考［］J.中国外语，2009(4):12－17.

［16］咸修斌，唐文龙.商务英语学科定位的新思考［J］．高教探索，2005(2):60－61.

［17］叶兴国等.中国商务英语研究:现状与趋势［J］．中国外语，2011(8):57－62.

【注释】

(1)本研究是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汉文化经典外译:理论与实践”(11YJA740103)、“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创新团队资助项目”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