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扩展与教育不平等

五、教育扩展与教育不平等

（一）教育不平等的测量

在本节实证研究中，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如何测量教育不平等。我们知道，对于收入不平等，通常可以通过收入等级的划分或Gini系数的测算等方法来估计。受教育年限的不平等是否可以同样采用上述方式来测量呢？也许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作者在这里不准备加以过多的论述。

作者在这里采用的教育不平等指数是“组内标准差”，^[3]即以各年龄、各地区内部的组内标准差来衡量教育不平等程度大小。标准差是统计学中最经常用到的描述样本数据离散程度的一个度量（它的平方值即为方差），它有一个基本特性，即观测数据在样本均值周围散布的范围越广，标准差就越大。这样，如果说组内各观测值与组均值的偏差越小可以认为平等化程度越高的话，那么标准差也可以同时衡量组内的不平等程度。

对于以组内标准差为不平等指数的数据分析，需要样本个案数据进行相应的重新结构化处理。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年龄组内部不平等、地区内部不平等与教育扩展的基本关系。为此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如下两种方式的重新结构化处理：

（1）以出生年为分组变量，从原始样本数据中分别计算出总体、城市、城镇和农村中各出生年组的标准差和平均受教育程度，建立出生组数据集，以分析年龄组内不平等。

（2）以样本中的345个地区级单位为分组变量，分别计算各地区内部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差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同时从样本数据中分别计算出各地区单位中的城市、城镇人口比重，以表示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以此建立以地区为单位的新数据集来分析教育发展与地区内教育不平等关系。

（二）年龄组内部不平等与教育扩展

我们先来看年龄组内教育不平等与教育扩展的散点分布情况。从图4-11至4-14四张散点图分布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城镇之间教育发展与教育不平等之间的散点分布状况基本相似，但城镇相对城市来说年龄群体内的教育不平等随教育扩展而下降的趋势相对平缓些。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扩展到7.4年之前，年龄群体内的教育不平等差异一直维持在4.3年以上，随后的教育扩展使教育不平等急剧下降。在城镇地区，年龄群体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扩展到6年以前，教育不平等差异一直维持在4年以上，随后开始出现急剧下降。

图4-11　教育发展与年龄组内教育不平等散点图（城市）

图4-12　教育发展与年龄组内教育不平等散点图（城镇）

图4-13　教育发展与年龄组内教育不平等散点图（农村）

图4-14　教育发展与年龄组内教育不平等散点图（总体）

农村地区年龄组内的教育不平等随教育扩展的变化则出现了两个较大的起伏，平均受教育年限扩展到4.5年之前，农村年龄组内的不平等差异一直是上升的，随后才开始出现急剧下降，但当年龄组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扩展到6年左右的时候，教育不平等差异又出现了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直到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到7年后，不平等程度的下降趋势又明朗地显示出来。

由于城市、城镇和农村地区年龄组内的不平等程度与教育扩展的关系有着不同的形式，因此，我们决定对它们分别进行回归拟合。以出生组内标准差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表示年龄组内的教育不平等和教育扩展程度，并以标准差为因变量、出生组平均教育程度为自变量进行回归，以分析教育扩展与年龄组内不平等的变化关系。由此建立模型如下：

　　　　　　　　（模型4）

这里SD_birth，表示出生组内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差，表示平均受教育年限。模型中的脚标j表示分城市、城镇、农村和总体分别进行回归。表4-8是对模型4的回归估计结果。

表4-8　年龄组内教育不平等与教育扩展的回归分析(城市、城镇、农村和总体)

在常数项与回归系数两栏，括号中数字表示标准误。

上表中各模型对数据的拟合较好，同时一致地显示了年龄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扩大，对组内教育不平等程度具有较大的减缓作用。对城市、城镇和农村分别考察可以发现，城市中年龄群体受教育年限增长对组内不平等的缓解作用相对较大，城镇中则次之，农村则相对更平缓些。这一现象基本上反映了工人、农民等社会大众阶层的受教育年限在我国教育扩展过程中得到普遍提高的现实状况。

（三）地区内部不平等与教育扩展

对于地区内部教育不平等与教育扩展的关系，我们同样可以先用散点图的形式来加以描述。图4-15是对345个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地区内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差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主要存在的是一种明确的负向关系：大体上，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在4年及以上的地区中，受教育年限越高，地区内部教育年限的标准差就越小，即地区内部的教育不平等程度越低。例外的是，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4年的地区中，受教育年限与教育标准差之间的关系则是正向的，即受教育年限越高，教育不平等程度也就出现明显的上升。图中的两条直线大体上描绘了这两种不同的趋势。

进一步对教育不平等与地区内部城乡发展关系的描述表明，农村人口占各地区人口总数的比重与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差之间也存在一种复杂关系。大体上，当农村人口比重很高的时候，城市化或城镇化过程可能导致教育不平等的下降，但是当城市化或城镇化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如图4-16中两条趋势线的交界点），教育不平等则有着明确的上升趋势。当城市化水平使农村人口比重小于20%的时候，城市化或城镇化过程与教育不平等的关系就很难说有一定的趋势性规律了。可见城市化水平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城市化过程之中，即从城市化或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前，地区内部的教育不平等有可能随城市化过程而上升，当城市化达到一定的水平后，这种不平等则可能出现下降趋势。对于这样一种复杂的变化趋势，我们大体可以用一个二次回归模型来加以粗略地加以估计：

图4-15　教育扩展与地区内部教育不平等散点分布图

图4-16　地区农村人口比重与教育不平等关系的散点分布图

SD_pref=α+β₁Rural+β₂（Rural）²+ε　　　　　　　　　　　　　　（模型5）

这里，SD_pref为地区内部教育不平等指数（标准差），Rural表示各地区农村人口的比重。模型5的估计结果如表4-9所示。

表4-9　地区教育不平等指数与农村人口比重关系的预测分析

虽然模型5对地区教育标准差的解释能力较弱（R²只有3%），但是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则表示，教育不平等与城市化水平的这种复杂关系是确定地存在的，只不过它表明城乡差异对地区内部的不平等的独立影响较为微弱。那么如何来进一步分析城市化水平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呢？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了解到，城市化水平对教育发展存在较大的影响，正如我们在图4-17中所看到的，一个地区中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与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相关联系，可能使我们将城、镇化水平和地区教育发展水平作为自变量同时加入到以地区教育不平等指数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时产生问题（共线性）。但这里还存在一个可能的策略，即我们可以观察不平等指数与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回归后的残差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如图4-18）。

图4-17　城镇化水平与受教育年限散点图

图4-18　教育发展对教育不平等回归后残差与城镇化水平散点图

显然散点图的描述完全可以使我们打消顾虑：这意味着在控制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影响后，地区内部的城镇化水平与教育不平等之间出现了确切的正向关联。

在经过上述检验过程后，我们进一步设立了这样一个分析模型，它以一个地区内部的受教育年限之标准差为因变量、以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城市人口比重、城镇人口比重为自变量进行回归估计，用以分析城市化、城镇化程度和教育扩展程度对地区教育不平等的影响：

　　　　　　　　　　　　　　　　　（模型6）

这里SD_pref，表示地区内部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差，Edu_pref表示平均受教育年限。模型中City表示各地区内城市人口的比重，Town表示城镇人口比重。这一模型的估计结果及共线性诊断如下表所示：

表4-10　地区内部的教育不平等与教育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关系模型

从表4-10可以看到，我们担心的共线性问题事实上并非想象的那样严重，而较大的偏相关系数表明，在相互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各回归因子对教育不平等都有较强的独立解释能力。

上述模型结果表明，在地区教育发展水平超过3年以后，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地区内部的教育不平等指数将降低0.367年，而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0个百分点，将使地区内部教育不平等上升大约0.15年，城镇人口比重提高10个百分点则可能使教育不平等指数提高0.07年。

出现城市化水平提高反而抬升地区内部教育不平等这种情形，事实上与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以及城市化的实质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城市化经常以一些大城市或城镇居民网点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这种辐射状的城市化过程，必然将城市核心地域的资源和教育机会有限地、逐渐地向周边地区开放，从而有可能加快这些地域范围内居民的教育水平的总体性提高；而在离城市较远的边远地区，则很难共享城市化过程所带来的积极成果，这些地域范围内的居民很可能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以原有的发展速度提高区域性的教育水平。这样，地区内部的教育发展差距就会扩大，教育不平等程度也就随之提高。

其次，城市化是一个异质性逐渐增强的过程，农村人口比重逐渐下降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这些人口的劳动就业出现转型，这里包含农村劳动力转移、现代工厂制度和企业制度的发展以及基本的生产劳动技能要求提高等多方面的激发性因素，因而也必然促使这部分由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转换过程中的人口提高自身的文化教育水平，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生活。

第三，城市化也意味着传统与现代的逐渐分离，它伴随着人的现代性逐渐增强，逐渐萌生或提高着的工作效能意识以及对教育与知识之重要性的认识，也会激发这些个体去提高自身的教育文化水平，从而与原来农村地区的居民在整体上逐渐拉开教育水平方面的差距。

【注释】

[1]本章研究得到了国家统计局、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2]本章中所涉及的“直辖市”概念，均未包括重庆市。

[3]以标准差为教育不平等衡量的指标，主要借鉴于特雷曼等人的一个研究成果：Donald J. Treiman,Harry B. G. Ganzeboom＆Susanne Rijken,1998: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 Conference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Nwely 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es Compared,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