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认识

第一节　冲突与融合:关于世界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认识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角度里看我们的校园文化建设。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化观，对我们正确认识过去和现在，擘划中国校园文化发展的未来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冲突:世界文化的形成理论

马克思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揭示了民族文化向世界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世界的范围内，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包括物资生产和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各个相互影响和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在世界的形成过程中，各民族以往互相隔绝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逐步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普遍的超民族的认同正在取代民族国家的特殊的民族认同，于是，世界文化开始形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个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生产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文学。”^〔2〕这样，在世界普遍交往的前提下，民族文化的交流像商品交往那样也开辟了自己的“世界市场”。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的形成，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它是在各民族没有自觉地意识到的情况下开始的。因此，必须充分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在开拓世界历史过程中所起到的应有的历史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3〕

正是在资本主义向世界范围的扩张中，各民族普遍交往的客观基础形成了。所以，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导之于各民族冲突的历史。中国近代所面临的就是能否适应这股世界历史潮流的选择:是闭关自守，还是向世界开放?在世界文化的前提下，迎接世界挑战的选择已无法避免。马克思对此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4〕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经历的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充分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见。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都可以看作是中国逐步走向世界历史的不同阶段，封建王朝的最后崩溃是世界历史不同形成过程中的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决定了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形成过程中的特殊作用。西方文化在整个古代的中世纪时期，并未对其他民族的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其原因在于由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局面尚未形成。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有赖于西方文化传统价值的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又促使西方文化走在民族文化的前列，并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而影响了其他民族文化的构成和走向。资本主义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坚船利炮”打破了东方封闭自守的状态，因而其文化在与东方文化的比较中，也呈现出空前的优越性。这样，在世界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首先就产生了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冲突问题。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中，不管民族对西方文化有多大的抵触情绪，但西方文化还是以其不可逆转的力量影响和改变着中国文化发展和传统走向，中西方文化的冲突贯穿了中华民族的近代的心路历程。

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全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紧缩的时期;‘全球村’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人们再也不能互相回避或坚持闭关自守的孤立主义政策。不断增强的流动性，现代化的交通电讯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范围的共同问题的意识，似乎在迅速地打破不同文化间的时空关系。由于偶然的和人为的原因，某些曾经显得遥远的、与世隔绝的文化，一下子与我们的关系密切起来。”^〔5〕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社会现实，也成了一个理论和文化问题。对全球化的认识也角度不一:从经济上来说，全球化意味着跨国公司、国际资本、全球贸易;从政治上来说，全球化意味着跨国家、跨地区的国际组织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而从文化角度来说，则是全球化的文化市场的形成，消费主义的全球性蔓延。

二、共同繁荣: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

如果说，资本主义在开辟世界市场时所客观形成的世界文化包含着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剧烈冲突，那么，随着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和崩溃、文化的交流将不再以侵略、掠夺、征服的形式出现，各民族开始自觉地意识到了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各民族文化自觉地、平行地互相交融，共同汇集成世界文化的主流。在各民族自觉形成世界文化的过程中，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能被看做是世界文化的归宿，不管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而且，民族文化的局限性只有在世界文化系列中才能得到克服。

事实上，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下半叶，开拓了世界现代文明的西方愈渴望从中华文明中寻找智能的宝藏。1988年1月，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会议上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能。”在西方社会，物质文明的每一步进展，都伴随着某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等关系的畸形变态，人创造的物质反过来成为窒息和吞噬人的异己力量。许多有远见的人意识到所谓“增长的极限”，西方世界几代人经过害怕“物压倒人”的强烈恐惧和害怕丧失自我的深深忧虑后，哲学和文化观念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例如:科学知识从近代的分析研究转向有机整体的研究;从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观转向天人协和的生态平衡观;从片面追求外在世界的物质文明转向重视心灵建构的心物调谐观……一些学者纷纷强调吸取东方文化的积极因素，以调整补充现代西方文化结构和缓解社会矛盾，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中个人与家庭、社会的和谐、“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多样化发展的整体性思维等，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种文化精神远比西方文化更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英国历史学巨匠汤恩比甚至说:“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当然，我们并没必要因为这些西方学者的恭维而沾沾自喜，而是为了旁证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存在价值，说明世界文化的发展并非西方文化征服东方文化的一元模式，从而增强本民族文化在与其他民族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共同繁荣的自信心。

但是我们应该冷静看到的是，汤恩比和亨廷顿在对中国文化旺盛生命力的肯定甚至“恭维”中，并没有得出东西方文明共同繁荣、和平发展的结论，相反他得出的是“中国威胁论”。汤恩比在和日本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的对话中说:中国将在人类下一个历史阶段接替欧美的主导权;那时，会有更多的暴力和野蛮，中国也许会统治全世界而使其殖民化。亨廷顿断然预言:西方文明面临的最大“敌手”将是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联合势力。很显然，他们坚持的还是西方文明即普世文明的狭隘的历史一元论，把文明发展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对立起来，把西方文化作为判断世界文化价值的唯一标准。

马克思有过这么一段话:“你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却为什么要求世界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6〕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文化，并不是走向文化的一元论，相反世界文化只有依靠文化的多元化才能存在。近代欧美文明的曙光——文艺复兴，不仅是“复兴”了希腊罗马文明，也吸收了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文明。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7〕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的差异，并不妨碍多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世界文化的发展正是有赖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推动。1993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西雅图会议上倡导各国人民努力发展自己丰富多彩的文化，各国人民之间、各种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番讲话博得了众多热爱和平的国家和地区领导人的赞赏。这充分说明中西文化同属人类的宝贵财富。中西文化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共同繁荣。

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广泛而日益密切与世界联系的建立，今天，这种联系的紧密程序已达到可以把整个世界称为“地球村”的程序。随着遥感技术、卫星传播、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国家、民族地区之间的自然阻隔将加速度打破，全球性的“文化流”不可阻挡。面对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界，自我封闭、孤芳自赏没有出路，重弹“西化”旧调将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只有满怀自信地敞开国门，警醒主动地制定和完善本民族跨世纪文化发展战略，坚定不移地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