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心”价值取向

三、“城市中心”价值取向

我国在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加快工业化建设，国家运用各种行政手段，从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农村集中有限资源，形成工业和城市建设的资金积累。这些措施虽然在当时具有历史必然性，使我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城乡严重分割的“二元”格局。这种“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构成“城市中心”价值取向生成的必然基础，使得在迄今为止的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政策上，都出现了城市偏向的深深烙印。

在长期以来实行的忽视城乡差别、以城市社会和居民为出发点的“城市中心”的制度安排下，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反映和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例如物资供应、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各项社会福利。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也具有一种社会福利性质，长期体现出“城市优先”的价值。

从表层现象看，城乡分治建构的是一个从中心城市出发、依行政权力而递减的等级框架，依照这种架构，可从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城、乡镇和自然村依次看到从最繁荣到最破败的不同学校。长期实行这一政策的后果之一，是人们对这种现实逐渐习以为常，从而形成了教育公共政策“城市中心主义”的价值和思维定式。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认为目前农村与城市情况不同，理应“因地制宜”地区别对待;从政策执行者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村条件不成熟，不能等同于城市的执行标准，因此同样的政策到了农村打点折扣是正常的;从政策的受众角度出发，认为政策是上层制定的，是城里人制定的，理应站在城里人的角度看问题，故而城里人多得实惠、偏远的农村地区“吃点亏”是难免的。在这种长期延续的思维定式下，“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悄然生成。

事实上也正是这样。除了教育投入上城乡经费来源的重大差别以外，在教学内容上也体现出“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如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教材和课程标准，无视城市和农村在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差别，主要以城市学生的学力为依据制定，农村孩子很难适应，这对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学生无疑是很不公正的。多项调查表明，教学难度过高，致使许多学生难以应付，已成为导致农村学生流失辍学仅次于经济负担的居第二位的原因。又如农村由于学校分散，学校规模及班额较小，需要更多的老师。然而国家制定的教师编制标准是，农村学校的编制反而比城市的少。现行的城市小学生师比是19∶1，城镇小学的是21∶1，农村小学为23∶1，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它加剧了农村教育的困境。当前在中小学推行的新课程改革，农村教师、学生普遍感到“水土不服”，重要原因是新标准选择了城市化和西化的取向，其先进的理念与现实教育资源、师资水平的巨大反差难以耦合，往往也成为农村学生获得学习机会难以逾越的门槛。^[19]“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给城乡教育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它使城乡教育的差别不断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