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改良经堂教育的呼吁
明清以来,以农业生产经济为主的中国,因其封建社会的封闭性和稳定性,沿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在自我封闭的氛围中代代相传。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伦理说教对我国传统学校及社会、家庭等教育无不产生深远的影响。回族,作为元末明初在中国逐步形成的,吸收和融合了多种民族成分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尽管深受伊斯兰宗教文化的熏陶,但其根生殖于中国,这决定了此民族的每个成员从一降生就存在于“先于他而存在的文化环境中。当他一来到世界,文化就统治了他,随着他的成长,文化赋予他语言、习俗、信仰、工具等等。总之,是文化向他提供作为人类一员的行为方式和内容”。[32]这个统治、影响回族成长的文化就是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等多元文化的融合体,身处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宁夏回族同全国大多地区回族一样,是带有浓郁中国文化印痕的穆斯林(伊斯兰教对其信徒的称谓)。
同时,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主流文化在不同地区回族文化中呈现不同层次的滋生蔓延态势,其中突出表现为:东南沿海地区回族区域文化以汉儒文化为重;云南地区回族区域文化发展为汉伊文化并重(或称“经汉并重”);西北地区回族区域文化以伊斯兰文化为重。相对东南沿海等地伊斯兰教衰微及回族文化中伊斯兰文化成分大量丧失之趋势,西北回族文化却依然能固守伊斯兰文化,使之始终保持活力、持久不衰,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堂教育在西北地区的兴起和发展。
清末新政前后,宁夏经堂教育,随着近代教育思想的传入,伊赫瓦尼教派在当地的暗中传播,已开始发生变化。如同心豫旺城人李文炳(回族),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出生于豫旺城内一宗教职业者家庭,20岁时经考取廪生,后赴兰州考上了优级师范学校,他在家乡任教多年。
光绪二十三年(1897),汪乃必阿訇,在海原县烂泥沟、同心城等地开学,虎嵩山等经生纷纷慕名至其门下求学。同心城人口仅1735人,清真寺就有4所,因而韦州大寺获得了“罕仪·麦斯吉德”(清真寺总寺)的称号。[33]同时甘肃马万福阿訇,即果园哈吉所倡导的伊赫瓦尼经学,已在河州、西宁一带广为流传。汪乃必、虎嵩山师徒二人带着极大的兴趣开始专门学习和探讨被伊赫瓦尼奉为正统经典的《沙米》《伊尔沙德》《米什卡特》三部经典。[34]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虎嵩山从汪乃必门下毕业,回到了同心,开始传播伊赫瓦尼教。除了提倡发展回民教育外,他还对清真寺的经堂教育提出了改革意见,认为过去的经堂学生,只学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培养出来的阿訇既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又不能确切地阐述宗教教义;尤其对阿文、波斯文的口译,错误很多。因而,他建议在经堂教育中添授汉文,造就中阿兼通的宗教人才,[35]但未得到多大反响。
与此同时,一些回族进步人士大胆提出改良经堂教育的思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中国留日回族学生为唤醒回族民族,以图发展,创办《醒回篇》教育文化刊物,其宗旨是为“宗教改良、教育普及”。发表于该刊物的数篇文章,都是针对国家、民族、宗教与教育的关系而提出颇为建树的思想和见解,尤其对回族教育难于普及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认为“吾国数年来,倡兴教育之声如风气水湧。独吾教中人视之如秦人于越人肥瘠漠然,无所动于中。问之,则曰:学堂有官立,何待于我?又曰:他之私立者,亦自不少,我何患乎?呜呼,教育之不普及,可知矣”。[36]
黄镇磐在《宗教与教育之关系》一文中强调:“当兹时代,凡夫蠢生蠕动,莫不日呈进化之观,何也?迫于争生竞存而然也,况于吾人之身,又如凡百技术莫不日新月异,而岁不同,随世界文明而俱进,何也?以适于现时代之要求也。况夫宗教,苟吾掌教,长此因循,不知振作,今日之不昔若者,后日更不若今日。经教十百年后,则吾教之残存于世者,如梦中花,如幻泡影,或并于天主,或并于耶稣……皆在所不免也”。[37]赵钟奇呼吁:“愿我教内同胞,富者捐其资,贫者出其力,智者出其谋,才者竭其思,强有力者则倡导而督率之。设学堂焉,聘教习焉,购书籍焉,置模型焉,聚子弟而教育之。修身也,伦理也,教之以端其趋向;文学也,技艺也,教之以高其心思;历史也,地理也,教之以启其爱国;数学也,理化也,教之以广其才能。教之体操,以强健其身体;教之游戏,以活泼其脑筋;教之博物,以增进其知识;教之宗教、哲学,以博大其心胸。极而言之,则欲望子弟之成家立业也;而实业专门不可不教,欲望子弟之保国、保种也;而法政、军事不可不教,欲望子弟之立大功、成大名也”。[38]
他们的言论从正面对回族穆斯林进行了教育引导,呼吁穆民要增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意识;对于国家倡导的普及教育,不仅伊斯兰宗教职业人士要理解支持,所有穆斯林大众也要积极响应。在他们的宣传声中,也对教育本身进行了分析,好的教育就是教人道德、智慧、知识、技能等等,以便他们能更好地适应社会、造福人类。
受近代教育思潮的影响,1907年,王浩然、王友兰、达浦生等阿訇率先在北平牛街礼拜寺创办回文师范学堂,大力倡导“中阿并授”,[39]即汉语与阿拉伯语同时教授,揭开了改良经堂教育、创办新式回民教育之帷幕。随后,云南一些回族知识分子,顺应形势对经堂教育进行改革,创办高等中阿并授的学校。宁夏经堂教育,同西北大多经堂教育一样,虽有变革之萌动,但实质上仍停留在“有清三百年的摧抑,回民乃变其积极态度为消极,退居寺内,谨守教规……暴政之下,保持回教于不绝,寺的教育,实为首要。然而拘墟不变,使回民积渐成今日至贫愚”[40]之状况。
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宗教教育处于对宗教本身的维护,而对广大穆民进行教育单一化的误导。其中,经堂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经堂教育源于西北,也发展壮大于西北,创办经堂教育的主要目的,一是宗教信仰发展的需要,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宗教职业人士,通过他们把伊斯兰宗教精神代代相传下去,二是宗教上层想要获得穆斯林的拥护,就必须借教育之手对广大穆斯林民众施加影响,引导穆斯林抵制统治阶级的文化教育方式,这也是经堂教育自身的最大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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