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与丹纳

福楼拜与丹纳

福楼拜的新传《Flaubert: A Life》新近问世。作者是沃尔(Geoffrey Wall)。评论家罗·夏托克(Roger Shattack，波士顿大学退休教授)在《纽约书评》(020613)上作了评介。

夏托克说，有素养的读者、评论家和文学史学者大概都会把福楼拜列在有史以来十名最佳的小说家之列。但和狄更斯、契诃夫和巴尔扎克等人比起来，他的传记却是出奇地少。沃尔是《包法利夫人》的英译者，并曾为《企鹅古典系列》选译过一本福楼拜的书信集，由他来写福楼拜传本应最合适不过。不过夏氏认为，沃尔虽然从七仙女版的福楼拜书信集(计划出五本，已出四本)中引用了丰富的资料，美中不足的是对福氏的晚年只用了六页的篇幅匆匆掠过。因此夏氏认为早几年出版的洛特曼(Herbert Lottman)写的《福楼拜传》(Flaubert: A Biography)(1989)更能给人全貌。夏氏也提到自从沙特的三卷本《家有痴儿》(The Idiot of the Family)(1971—1972)出版之后，关于福楼拜的研究就陷入重重疑团和误解的迷雾之中。沃著的出版至少有拨云见日之功。

福楼拜的一生可说是多彩多姿。他的早慧当不在兰波(其主要创作期是从15到21岁)之下。

但他不像兰波携诗去巴黎逐鹿文坛，而是留在老家卢昂(Rouen)终身笔耕不辍。从年轻时起他就开始了俨若夫妻的同性友谊，一生之中共有过四次这样的关系。但同时他又和年长的女性热恋。其中最著名的是当时的美女科莱特(Luise Colet)和女作家乔治桑，前者长他十二岁，后者长他十八岁。他给科的几百页充满爱恋和文学漫谈的信备受文坛珍视。(科的信则可惜已经失佚。)乔治桑和他后半生的近二十年的友谊情谊深厚、纯洁而互赖弥深，也被视为近乎奇迹。桑的信也有幸和福楼拜的信一同被保存下来。

福楼拜22岁时癫痫症发作，父亲和与他亲爱逾恒的妹妹相继去世。接踵而来的心灵创伤使他前后判若两人，他从此生活在两个交替呈现的对立世界之中:一个多彩多姿的外部世界和一个凭藉一扇开启的智力之窗而优美化和专注的内心世界。他二十四岁时写给科莱特的信读来竟像出自一位心境苍老的垂暮老人之手。他生活在文坛人士和“科罗瓦的隐士”这两个分裂的角色之间。靠着坚强的意志，也靠着他为内心世界不断作出的牺牲，这个世界越来越和他定义的、一个以大写的A开头的艺术(Art)密不可分。

夏托克指出，福氏晚年的生活中肯定还有不少韵事堪传，例如他和詹姆斯(Henry James)在巴黎的会面、每个星期六下午在他的巴黎寓所的文友聚叙(包括屠格涅夫、左拉等名家)以及他为了写最后一部作品《不伐和白求》(Bourard et Pécuchet)而规定的严格进程和为之而作的百科全书式的阅读。

纠缠福氏终身不去的癫痫症彻底影响了他的一生。福氏也因此对癫狂的滋味深有体会，他在1853年给科莱特的信中也有所述及。夏氏指出，沃尔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不如洛特曼翔实，但两人都未注意到福氏与丹纳的书信往来，其中福氏对于癫狂状态的自述同时涉及到福氏的创作活动和丹氏的心理学研究。

丹纳是19世纪后叶法国文艺界的头面人物。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者宣言》(1921)所列举的第一个作家就是丹纳。丹氏自认为自己的名世之作并不是我们熟知的《艺术哲学》，而是出版于1870年的两卷《论智力》。这本长达900页的巨著的主要内容是讨论知觉过程和语言的心理学以及自我意识的形成。丹氏为此采访了多位文艺界名人。以他们关于自己的心理和精神谈话的叙述作为部分依据，丹氏提出一个自我意识作为“真实幻觉”的理论。(布勒东在《宣言》中提到丹氏时就着重其“真实幻觉”。)丹纳于1866年在巴黎结识了福楼拜。在两人此后的通信中，福氏曾详述自己写作过程中的精神状态。丹氏在书中引用了这些素材，它们对于丹氏理论的形成当有一定的影响。在讨论想象的形象与我们对周围的世界的“真实的”知觉在我们心中的关系，基本上也就是幻觉与现实之间的竞争时，丹氏说:

“这位当世最准确而清醒的小说家(指福楼拜)在一封信里说:‘我所创造的人物感动我至深，他们萦绕着我，或不如说，我萦绕着他们:我变成了他们的化身。当我写到包法利夫人服毒时，我清楚地感到嘴里有砒霜的味道，中毒的反应在我身上是如此强烈，以致我有两次胃痛发作——两次真正的胃痛，因为我把整顿晚餐都吐光了。’”

福楼拜的描写，给丹纳所说的“想象过旺”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福氏在信中的原话是“逼得我发疯”，丹氏引用时把它温和化成“感动我至深”。)

丹氏接着讨论艺术家的幻想和真正的幻觉之间的区别。他同样引用福氏的信作为例证:

“不要把艺术家的内心幻想世界和真正的幻觉症混为一谈。我对这两种状态都深有所知。在幻觉症那里，总有恐惧同在;你觉得你的真身似乎要从你的躯壳滑脱;你觉得自己正去死去。相反地，在诗性的幻想中则总是有喜悦同在，它似乎渗透进你全身。只是，在这状态中，你同样是身不由己，不能自持。”

换言之，写作时的福楼拜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是能审度的、能控制的。而在真正的幻觉中，就像福氏早期在癫痫症发作时所经历的，辨别力和控制力都失去了。

从福氏信中所述，我们多少可以窥见他往返于真、幻状态之间的挣扎。这一经历对他的写作无疑有着深刻的影响。事实上，福氏把自己最早的一篇故事集就取名为《狂人回忆录》。他的两个举足轻重的小说人物，《包法利夫人》中爱玛(即包法利夫人)的父亲，以及《单纯的心》中的老女仆菲丽西泰，都有幻觉的经历。例如菲丽西泰在一次旅行中突然感到一阵晕眩，“在恍惚中，她过去的一生像扑面而来的潮水历历重现在她的面前。”学者们都认为这些场面的描写是对他年轻时第一次癫痫发作的某种追忆。福楼拜笔下对于疯子和愚人一直都深具同情，或许是由于他对于人生的真真幻幻具有比常人更深一层的体会罢。

“情到真处真还幻。”《包法利夫人》之真，《红楼梦》之幻，其实是同一金身。如果我们对人生的真幻之际多用几分心，领略伟大作家笔下人生的“别样红”应该不难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