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教育思想

第三节　严复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图15-3　严复

严复(1854—1921年，见图15-3)，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祖父中过举人，父亲为乡间儒医。14岁时考入福州船政学堂，成绩优异。毕业后上军舰实习和工作5年。1876年由福州船政学堂派赴英国留学，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留学期间，注意考察英国社会政治和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1879年归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1880年调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任会办、总办，在该校任职20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给严复以极大刺激。他连续发表数篇文章，并在天津创办《国闻报》，鼓吹变法，成为提倡变法自强的著名理论家和宣传家。为了介绍

西方的学术文化，他以极大的热诚投入到翻译著述中。1898年，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第一次把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来。他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向人们敲起救亡警钟。后又陆续译出《原富》、《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社会通诠》、《法意》、《名学》、《名学浅说》等，“严译八种”在清末西学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也因此成为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1900年后，严复历任天津开滦煤矿华人总办、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复旦大学校长、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北京学部名词馆总纂等职。辛亥革命后，短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晚年思想趋于复古，曾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支持者。1921年病逝于福州。

二、论教育的作用与目的

严复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学学说的影响，认为国家和民族兴衰存亡的关键取决于种族成员的优劣，而种族成员的优劣又取决于人民的体质、智慧、道德的高下。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13]。故教育成为挽救危亡，使种族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手段。

所谓“鼓民力”，就是要发展体育，使国民具有强健的身体，禁止吸食鸦片和革除女子缠足的陋习;“开民智”，就是要废除八股，学习西学，提高人民的智慧;“新民德”，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新道德代替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其实质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德、智、体三育武装国民，取代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他强调这三育是统一的、相互联系不可偏废。

严复还认为，“开民智”是一个长期教育的过程，欲速则不达。这一思想使他既不赞成康有为、梁启超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也不同意孙中山的革命观点。1905年，他在伦敦会见来访的孙中山时，明确表示:“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既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丁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14]显然，这种教育观属教育救国论，但他强调国家的富强和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必须以相应的民众素养为基础，也具有某些合理性。

三、对传统教育和洋务教育的批判

严复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儒学教育都是君主愚民政策的产物，不仅不能启迪人的智慧，反“适足以破坏人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自古至今，所谓教者，一语尽之曰:学古入官已耳!”他批判陆王心性之学是“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15]，至于八股取士更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祸害。“锢智慧”就是束缚人的心智发展，导致故步自封、孤陋寡闻;“坏心术”就是使人丧失是非羞耻之心、道德堕落;“滋游手”就是使社会上游手好闲的人越来越多。因此，他大声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而已。然则变则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16]中国要变法自强，唯有痛下决心废八股、讲西学。

严复在对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失败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对“中体西用”、“政本艺末”、“中主西辅”等说法进行了批驳。他指出:“一国之政教学术，其如具官之物体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腑四肢，有其质干根荄而后有其枝叶华实。”体和用本不可分，中学与西学各不相同，“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止”。并举例说明:“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之体而以马为用者也!”^[17]他认为，中国学习西学之所以没有成效，是因为为政者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西学。真正的西学，应包括西方的民主、政体和科学。

严复独到的经历和学贯中西的知识背景使得他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更加鞭辟入里，对“中体西用”之说的批驳也更具理论性。

四、对建立近代学制的倡导

为全面学习西学，严复主张改革中国传统教育，引进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他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提出了关于教育制度的设想，将学校教育划分为3个阶段。①蒙养学堂，招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他主张这个阶段的教育，以旧学为主，占9/10;应“略变从前教育之法，减其记诵之功”。②中学堂，16～20岁有小学基础的文理通顺的青年入之。主要教授西学，且“一切功课皆用洋文授课。课中洋文功课居十之七，中文功课占十之三”。③大学堂，分高等学堂和专门学堂，中学毕业后进入高等学堂，学习3至4年后可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主要学习西学课程，“中文有考课，无功课;有书籍，无讲习，听学者以余力自治之”^[18]。

这一学制反映了严复以西学为主，以科学为先的主张，这种主张对中国新学制的产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注释】

[1]中学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页。

[2]中学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48页。

[3]璩良圭、童富勇:《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139页。

[4]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

[5]梁启超:《变法通议》，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130页。

[6]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转引自王炳照、郭齐家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7]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139页。

[8]璩良圭、童富勇:《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201页。

[9]璩良圭、童富勇:《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201页。

[10]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

[11]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

[12]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13]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14]《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50页。

[15]《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页。

[16]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页。

[17]璩良圭、童富勇:《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07，310-311页。

[18]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