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陶行知发起了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民主教育运动。在各个时期，陶行知都身先士卒，站在运动的前线，置生死于度外。为了中国劳苦大众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在1923年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教授辞职后的二十几年里，从月薪三百大洋降至一百，从大学教授直落为一名小学校长，都是为了全力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正是在这个民族解放的熔炉里，修炼了他的人格、他的学问、他的处事治学。“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既是他的教育哲理，也是他的人生哲理。他在行动中修炼人生，增长学问。陶行知说：“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个人的生命才有意义。唯有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个人才不会死！”（Ⅳ，150）这是陶行知在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人生哲理，短短几句话，把人生的价值观表述得再明白不过了。
几十年来，陶行知与人民大众生死与共，与民族同患难。他所做的都是为了大众解放与民族的独立，所以他的学问是革命的学问、是中国教育改造的学问，而且愈做愈大，愈做愈深。这就是他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所以他的学问也永远活在大众的记忆里，世代相传，放射出永不熄灭的光芒。人的品格，学问及治学、都不可单一的去发展。品格、学问以及治学总是熔于一炉而炼就，陶行知就是这样一位世纪典范，堪称“万世师表”。
陶行知说：“我们求学，所为何事？为着升官发财吗？为着自己小圈子的利益吗？不是！《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我们想说得更清楚些：‘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止予人民的幸福’。大德不能小于‘天下为公’。人民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是人民的亲人，是必须亲近，打成一片、并肩作战。‘止’是瞄准的意思，一切所学所做所探讨，为的都是人民的幸福。”（Ⅳ，548）这是陶行知对治学做学问的切身体验，是对治学做学问的源头、过程与归宿的全面简明的叙述。做学问，离不开人民大众，而且为的是人民的幸福。早在青年时代，陶行知就说过：“盖明知识之本源，然后乃能取之不尽；盖明知识之归宿，然后乃能用之无穷。”（Ⅰ，274）所以“我们求学，所为何事？”实在是治学做学问的一个根本问题，以学问做买卖，或者当作装饰品都是危险的。陶行知说：“学问不论新旧，只要是追求真理，便与革命精神相符。若以学问做买卖，则不论新旧，都有作汉奸之可能……在学问上忠于真理的，即在政治上必忠于革命”。“依据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看来，学问与革命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Ⅷ，630）汉奸汪精卫，汤尔和这类人有没有学问？学问原本是有的，但是一做了汉奸，所谓的学问便变成了做汉奸的坏心术，害己害人害民族。所以做学问必须同时学会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追求真理做真人”（Ⅸ，310）陶师说：“人生志在创业。”（Ⅸ，697）我们追求真理都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幸福而创造，抱着这个目的，则一个人的学问便会越做越大，越做越深，越做越博，发展无限；一当坏心术产生，学问也就终止。所以人生志在创业，创业充实人生，发展人生，以至无限，这是治学做学问的实际过程，舍此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陶行知批评说：“中国人求学，往往不在服务，在出风头。他们将学问往头颅里边装，学问一装，头颅就大，越装越大，再装再大，大得不可再大，就要出洋。出洋回来，头颅更大，从此就锁起来，不再开了。开必须金钥匙，否则永远不开。这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守知奴。今天的守知奴，是将来的亡国奴。”（Ⅳ，146）这里所说的‘金钥匙’指的是金钱，于是知识同商品一样，价值以金钱的多少来计算，穷人是买不起的，中国是个穷国，也买不起，这种知识库存时间长了，便会过期失效，再拿出来也没人要了，所以守知奴的结局是可想而知了。在生活教育下，知识是个动态的东西，在用中求生，愈用愈活。陶行知学贯中西，博学多才，智慧深邃超人，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他的知识无时无刻不在运动更新，在用中发展，所以求学做学问是为了事业，事业又发展学问，学问和事业是相互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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