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能力训练教具

二、精神与物质

以前中国人有一种误解，以为西方的物质文明比东方好，而东方的精神文明比西方高。这是对物质与精神两者相互关系的一种不了解。陶师举例说：有了望远镜，人的精神就能达到火星上去游览；有了显微镜，人的精神就能认识致病的各种病因；有了电话，便能缩小空间距离，打造精神交通线。当伽利略第一个制造了天文望远镜，看见了木星的四个月亮，他的精神便达到了木星的卫星，他是第一个创造这种精神的人。他请佛罗伦萨的教授们来看木星的四个卫星，教授们不但不愿意看木星的四个月亮，连伽利略的望远镜也不肖一看，他们相信在自然界里没有真理可找，真理只在书本里，这就把书用错了。伽利略和佛罗伦萨的教授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精神文明水准，确有天与地之差别。

陶师说：“精神与物质接触必定要靠着工具。工具愈巧则精神愈能向着物质深处发挥。工具能达到什么地方即精神能达到什么地方。动物以四肢百体为工具，所以他的活动亦以四肢百体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为限。人的特别本领就是不专靠自己的身体为工具。人能发明非身体的工具，制造非身体的工具、应用非身体的工具。文明人和野蛮人的最大分别就是文明人能把这些非身体的工具发明得格外多，制造得格外精巧，运用得格外普遍。”（Ⅰ，115）语言和文字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一种工具，它本身不是物质的工具，但它是人类交流的工具，作为一种音节和符号可以传递信号、记载人类的生活经验，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工具。书中记载着人类以往的生活经验，其中有精神方面的和物质生产及工具制造方面的经验，如果限制只能接受精神方面的（如儒家伦理），然后给以优厚的待遇，那么这种导向势必逼着学子们去为此拼搏，结果越学越迂腐而不学无术，实际上是皇帝的安邦政策，天下学子尽入皇帝之掌握之中，没有人造皇帝的反、夺他的皇位，从此天下太平。所以在封建时代，教育就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欧洲在封建社会也经历了中世纪宗教的黑暗统治、搞繁琐的经院哲学。但是西方人觉悟得早，后来爆发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迎来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合二为一的。这合而为一的媒介就是工具。……没有工具则精神不能发挥，生活无由表现。”（Ⅰ，116）正因为我们的祖先把文字与书本当作唯一的工具，而且用错了，所以中国在以往的上千年里没有什么新工具发明。中国古代有过火药、指南针、造纸、活字印刷四大发明，传到外国去而被人利用来造了枪炮，造出新工具，然后用大炮轰开了国门。从此，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国家，历经百年沧桑。

现代文明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合而为一的，所以必须在制造工具、发明工具、运用工具上下工夫，决不能把文字与书本当作唯一的工具。这是人们的常识所能理解的，无须多言。陶师说：“生活教育教人发明生活工具、制造生活工具、运用生活工具。空谈生活教育是没有用的。真正的生活教育必以生活工具为出发点。”（Ⅰ，116）

陶师的这篇短文，全文约1300字，其中“工具”一词出现36处。陶师抓住了传统教育的一个致命要害，就在于把文字与书本当作唯一的工具，所办的教育只是文字书本的教育，只注重教学生读书，只运用文字书本一种工具，而忽视了生活的其他工具，忽视了教学生去创造生活新工具、制造生活新工具、运用生活新工具。

在传统教育里，教育自教育，生活自生活，教师为教书而教书，学生为读书而读书，与生活渺不相关，犯的都是同一个错误，就是把文字与书本当作唯一无二的工具。说得风趣一点，就是把文字游戏当作了唯一的教育。

生活教育一来，便要求人们转变观念。书是我们的助手、朋友，不能完全依赖它，我们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去创造生活工具、制造生活工具、运用生活工具，如此，我们的生活便有充分的表现。所以，陶师说：“教育有无创造力，也只须看他能否发明人生新工具或新人生工具；中国教育已到绝境，千万不要空谈教育，千万不要空谈生活；只有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是真教育，是真生活。”（Ⅰ，116）这里应当说明一点，陶师所说的“工具”是一个广义的名词，举凡产生的新价值、新观念、新感触等亦都在广义的工具范畴之内，而不只是指狭隘的机器、设备、用具等。简单地说，就是一类是精神的、另一类是物质的。例如，我们读一本书，如果为读书而读书，呆读、漫无目的地读，那便注定一无所获；如果你是为用书而读这一本书，你便可能有所收获，产生新价值、新观念、新思想，那你便获得了一种新的生活之工具。再如，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如果你教条地去背诵，就不会有收获；如果你在实践中边学边用，那么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一种有力的工具便由此创造而得到运用。在生活教育下，一切活的书、活的知识都是工具，都能充分表现我们的生活。活的书、活的知识、活的精神尤其是使我们的生活向前向上不可缺少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