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育的现代价值

九、生活教育的现代价值

（一）生活教育自古以来存在并发展至今

陶行知说：“真正的生活教育，自古以来一直存在到今天，即发展到今天，而且还要一直存在下去、发展下去而达到最高的生活即最高的教育。”（Ⅳ，427）

人人过生活，即人人受教育。但是未必人人都注意生活教育。陶行知举了三个有趣的例子；有个儿子喜欢赌博，母亲训斥他；但她却悄悄地去邻舍赌博，被儿子在窗口看见了，于是也到别处赌博了。这个儿子过的是赌博的生活，受的是赌博教育，不期而然养成了赌博人生。第二个例子，某校反对“生活教育”，陶行知参观了这个学校，适逢午饭时候。陶行知发现，先生吃得好，而学生的菜坏之不堪。名为一碗肉，却只有碗面有几块，学生未下箸时，一碗饭还没吃完，而菜已吃得精光了。这种状态无形中在饭堂里造就许多“小军阀”。第三个例子，是讲许多人对于男女的恋爱，讳莫如深，但恋爱问题往往闹遍全校。陶行知说，在生活教育里，以为恋爱问题吃饭问题都很重要，应当正视的，要把恋爱先生、吃饭先生请来，共同来干。非但要教，并且要学要做。

在我们今天的学校里思想品德教育不力，问题的症结何在呢？似乎学校只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不是育人的生活场所，从而导致了教育的失误在“生活”。因此，忽视了“生活问题”，也就忽视了教育。早在1940年1月，陶行知就指出生活教育之被人忽视的原因是：“一、过生活而忽视教育的人，必然忽视生活教育；二、受教育或者施教育而忽视生活的人，亦必然忽视生活教育。三、忽视民众生活而又忽视民众教育的人，固然不要生活教育而高谈革命理论，而无革命实践的象牙塔里的‘革命家’，也无由知道生活教育之宝贵。”。（Ⅳ，428）

（二）生活即教育

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生活和教育是一个东西，是一个现象的两个名称，但是不少人至今仍受传统教育的影响，误认为教育便是读书写字、老师讲、学生听，除此之外便不是教育了。所以，学校教育便成了没有‘教育’的教育。由此而产生了“为教育而教育”“为讲书而讲书”，“为读书而读书”，从而造就了一大批读书没有目的的“书呆子”，把中国造成了一个书呆子大国。

（三）生活决定教育，教育要通过自觉的生活才能踏进更高的境界。（Ⅳ，450）

生活教育认定“要拿好的生活来改造坏的生活，拿前进的生活来引导落后的生活”（Ⅳ，269）这就是“以生活影响生活”的真教育。

1939年7月，陶行知创办了育才学校，这是一所用生活教育培育难童中的天才儿童的实验机构，成功地为抗战建国培育出一大批栋梁之材。在《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1940年8月）中写道：

“育才学校全盘教育基础建筑在集体生活上。这里不是一个旧的教育场所，而是一个新的生活场所。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给儿童以什么样的教育，同时更在于如何使儿童接受那样的教育；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应有一个教育理想与计划，而在于如何能通过集体生活达到那样一个理想与计划。”

《纲要》指出所谓“集体生活是全盘教育的基础”含意有三：

“集体生活是儿童之自我向社会化道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儿童心理正常发展所必需。

集体生活可以逐渐培养一个人的集体精神。这是克服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及悲观懦性思想的有效药性。

集体生活是用众人的力量集体地创造合理的生活、进步的生活和丰富的生活；以这种丰富、进步而又合理的生活之血液来滋养儿童，以集体生活之不断的自新创造的过程来教育儿童。”

《纲要》指出：欲保持集体生活之合理，进步与丰富，有两个重要条件：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与整个世界的沟通；在集体之下，发展民主、着重个性。

“育才学校的政治教育笼罩着整个集体生活。”（Ⅳ，461）

陶行知牢牢地把握着生活，使它变得有计划、有目的，所以办学卓有成效。可以看出，生活即教育，教育要通过自觉的生活才能踏进更高的境界。这是我们今天值得借鉴的。如果我们无视生活，则将使教育越来越偏离正确方向、变得越来越畸形。

（四）文字与书本只是人生工具之一

早在1927年7月，陶行知就指出：“文字与书本只是人生工具之一种……文字、书本倘能用的得当，还不失为人生工具之一；但是‘老八股’与‘洋八股’的学生们却不用他们来学‘生’，偏要用他们来学‘死’。中国教育所以弄到山穷水尽，没得路走，是因为大家专靠文字、书本做唯一无二的工具，并且把文字、书本这个工具用错了。”（Ⅰ，115）

在《“伪知识”阶级》（1928年1月）一文中，陶行知通俗地做了解释：“书只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是一样的性质，都是给人用的，我们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书’。书里有真知识和伪知识，读他一辈子，不能辨别他的真伪。可是用他一下，书的本来面目便显了出来，真的便用得出去、伪的便用不出去。”（Ⅰ，150）

陶行知把读书比作吃饭，应当人人有饭吃，人人要读书。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只知道吃饭，不成了饭桶了吗？只知道读书，不成为有脚可以走路的活书架子吗？”（I、150）

但是寻常人有一人误解，“就是误认读书为教育，只要提到教育，便联想到读书认字。他们以为一切教育都从读书认字出发。他们只管劝人家识字读书，不顾到别的生活需要。识字读书是人生教育的一部分，谁也不能否认。但是样样教育都要从教书入手，走不得几步便走不通了。”（Ⅱ，437）

中国今天的学子，普遍存在厌学思想，不啻于科举时代的士子们的“八股生活”。这种生活实与今天的现代生活不相适应。

生活教育指示了人们：书只是生活工具之一种，是要拿来活用的，不是拿来死读的。陶行知批评传统教育说：“我国历来的教育只是教员教书，学生读书，刻板式的自古迄今不稍变易，就是读死书、死读书、读死书，因此弄成整个死的教育”（Ⅲ，493）“一般的知识阶级，他们是劳心而不劳力，读书而不做工，所以形成了‘书呆子’。教书的人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书的人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充其量只是做一个活书橱，贩卖知识而已。”（Ⅲ，507）“农工阶级呢？他们是劳力而不劳心，做工而不读书，所以形成了一个‘田呆子’。中国因为有了‘书呆子’和‘田呆子’，所以形成了‘呆子国家’。”“读书的人除了劳心以外，不去劳力，除读书以外，不去做工，以致不能生产。他们寄生在社会上，只是衣架饭囊，为社会国家蝥蠹。中国目前的坏，坏在哪里？可以说完全是坏在这一班人身上。做工的人除劳力以外，不去劳心；除做工以外，不去读书，以致不能自保其利益，而受他人横搜直刮。要他们做国家的主人翁，那更是在做梦。”（Ⅲ，508）

当时中国正处于危机四伏，存亡一缕。陶行知指出：“做成这个的原因，就是这山穷水尽的传统教育。我们要挽回国家的危亡，必须打破传统的教育而寻生路。”“目前中国的教育只有两条路线可以走得通：（1）教劳心者劳力——教读书的人做工。（2）教劳力者劳心——教做工的人读书。”（Ⅲ，508）

陶行知创导，读书人要到实践中去运用理论，工人农民要拿起文字与书本这个工具、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用实践来发展理论，这不是口头上的“实践”，而是去实地的“做”。

陶行知不是单倡实践而轻看书本者。他非常看重书，他说：“书是一种工具，只可看，只可用。看也是为着用，为着解决问题，断不可以呆读。认清这一点，书是最好的东西，有好书，我们就受用无穷了。”（Ⅳ，298）

关于读书与读书人，书怎样读，读书人应该怎样生活，陶师有许多精辟论述。其哲理之深，实令现代人敬佩，值得现代人借鉴。

1.学理与经验（理论与实践）

早在1921年，陶行知指出“学理与经验是一套分不开的手续。学理在经验上发现，并制裁他的进行，指示他的方向。经验得此制裁指示、始能胜过所遇的困难，以谋改良。但学理未必有罗盘那样准，那样灵。有时指示了错路，制裁得太过或不及，以致失败。但失败之时之先之后，经验必使人亲自感受失败的影响，并使他不得不把他致败的学理，假设来审查修正……所以学理不但指示经验，经验亦要改造学理。学理与经验相合，必有进步；二者相离，学理就要变成空思幻想，经验或也变成盲行盲动了。”（Ⅰ，381）

学理与经验，即理论与实践、两者的关系正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精辟论述过的。陶行知关于学理与经验的论述，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2.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和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我以为天下最经济的事无过这种亲知之取得。近代的政治经济问题便是集中在这种生活上。从过这种生活上得来的亲知，无异于取得近代政治经济问题的钥匙。”“亲知为了解闻知之必要条件”，“闻知，说知都是要安根在亲知里面，便可见‘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Ⅱ，4）

陶行知以小孩为例说明行是知之始：当他在太阳地里晒过几回，厨房里烧饭时去过几回，夏天的生活尝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热；尝过甘草接着又吃黄连，对甜和苦便是更明白了。正是这种生活，孩子有了亲知，了解了“热”“甜”“苦”，这就是“亲知”，就是人的实践知识。没有亲知便无法接受他人或人类历史的经验。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是教人从源头上去追求真理。（Ⅳ，429）

3.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

陶行知批评传统教育说：“中国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使手脑联盟，结果是手与脑的力量都可以大到不可思议。”（Ⅱ，662）

陶行知用许多例子来说明手脑联盟的巨大力量：爱迪生发明电灯，并不是从书里找到的，而是手脑并用干出来的；污秽的垃圾可以用来点灯烧饭、氮气可以制成化肥，煤焦油里可以提炼出几千种颜料、一粒种子可以长出几百粒谷……都是手脑联盟的结果。

书呆子绝没有这个力量。陶行知说，书呆子呆头呆脑，脑子也是靠不住的。他说：“请看中国火车行了几十年而第一个火车头今年才造出来，这是中国科学八股无能之铁证。”（Ⅱ，656）光书读，而不去动手，呆读科学之书，而不过科学的生活，实地去行动，就无从创造。

“书呆子不但不劳力而且不劳心，心力都不劳，是必须接受现成知识方可。先在学校里把现成的知识装满了，才进到社会里去行动……我们所提出的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有行动之勇敢，才有真知的收获。”（Ⅲ，595）这真是千古不灭的真理。

4.行动的主导性

陶行知说：“中国的教员、学生，实在太迷信书本了。他们以为书本可以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他们以为要想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只要读读书就会了。书本是个重要的工具，但书本以外的工具还多着呢……我们不排斥书本，但决不许书本做狄克推托（注：dictator.独裁者），更不许它与‘做’脱离关系，而成为所谓‘教学’之神秘性。”（Ⅱ，20）

100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近代100多年的历史证实，光靠读读书来建国，此路行不通。陶行知指出：“书是从哪里来的？书里的真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毫不迟疑地回答说：‘行是知之始’，‘即行即知’，书和书中的真知识都是著书人从行动中得来的。我要声明著书人和注书人抄书人是有分别。人类和个人的知识的妈妈都是行动。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行动所产生发展的理论，还是为的指导行动，引着整个生活冲入更高的境界。为了争取生活之满足与存在，这行动必需是有理论、有组织、有计划的战斗的行动。”（Ⅲ，715）

陶行知告诫国人：“中国学子被先知后行的学说所麻醉，习惯成了自然，平日不肯行，不敢行，终于不能行，也就一无所知。如果有所知，也不过是知人之所知，不是我之所谓知。”“我很诚恳的敬告全国的同志：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先知后行的土壤里，长不出科学的树，开不出科学的花，结不出科学的果。（Ⅱ，558）

但是，“书呆子就是读书没有目的的人。”（Ⅱ，14）他们是为读书而读书，不是为了“做”而用书。书呆子读了书以后也是不会用的，这是因为“平时不肯行，不敢行，终于不能行”，最后成了有腿有脚的活书橱。

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学子，是过去多少读书人，书呆子用生命换来的教训，是值得我们今人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记取的，我们再不要走他们的老路。

5.二亲原则

在晓庄师范一周年时，陶行知曾提出“二亲原则”。他说：“真正的教育，必须使学者和人民万物亲近。与人民亲近是‘做人’的第一步，与万物亲近是格物的大门口。专在书本上学‘做人’‘格物’的道理，究嫌隔膜。所以我们要把汗牛充栋的书本移在两旁，做我们的助手，不可使他们立在中央，把我们和人民万物的关系离间掉。”（Ⅱ，443）

书呆子就是专在书本上学‘做人’‘格物’的人，他们与人民万物隔离，在思想上与人民万物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善于高谈阔论、写写文章。他们也像佛罗梭萨的教授，相信在自然界里没有真理可找，真理只在书本里，也像国产的老夫子那样，相信真理只在古书里。

在生活教育里，实行“二亲原则”，倡导学者要与人民、万物亲近。在创办育才学校时，这一点又有新的实践经验。陶行知说：“集体生活是儿童之自我向社会化道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儿童心理正常发展所必需。一个不能获得这种正常发展的儿童，可能终其身是一个悲剧。”（Ⅳ，461）我们必须成为大众队伍里的一员，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大众的需要，知道怎样为他们服务，从而走向创造。

早在1926年，陶行知就说过：“学校不是道士观，和尚庙，必须与社会生活息息相通。要有化社会的能力，先要情愿社会化。”（Ⅱ，309）

陶行知对于培养孩子的社会性非常重视，这是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涉及能否把孩子培养成为‘人’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育才学校，就是靠着合理、进步和丰富的集体生活，促进了孩子的社会化、并着重个性。这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在育才学校的创造性运用。

陶行知的回答是：“我对于儿童的培养，不只是文字技术的训练，主要的任务还是在培植他们得到正确的人生观念与态度，用科学集团的力量，来解决他们本身现实生活的困难，取得本身现实生活的需要，满足本身现实生活的欲望，而促进人类更大的进展。”（Ⅲ，620）

中国是一个读书大国，怎样读书？是死读，还是活用？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还是为民族人类的解放？这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正确与否，将直接关系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存亡。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为我们后人提供了精神财富与宝贵的实践经验，它必将像灯塔那样照耀着人民的教育事业从传统教育的阴影里走向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