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国家危难、民族危急之时
1935年，当北平发生“一二·九”学生运动后，于1月12日，陶行知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等800余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等抗日救国主张。1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推陶行知为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这时的上海山海工学团仍一如既往，继续举行星期讲座，聘请艾思奇讲大众哲学，请冼星海教进步歌曲。
1936年1月初，陶行知首先提出组织国难教育社。1月6日，由陶行知起草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方案》经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通过。1月28日，上海各界举行“一二八”四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陶行知被选为理事。2月1日，陶行知发表《战斗》一文。
2月23日，国难教育社成立，陶行知被选为理事长，由他主持起草的《发起国难教育社缘起》、《国难教育社成立宣言》、《国难教育社简章》等经会议通过，并聘请张劲夫为总干事。（Ⅲ，706）
中国是一个文盲充塞的国家，欲战胜日本，必须加快普及教育，2月，陶行知亲自率国难教育社同志到沪东、沪西、浦东开办工人夜校、识字班、训练班等。春天，陶先生与陈鹤琴、方明等人参观了“亭子间”工学团。在接待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时，史沫特莱对陶行知表示钦佩。
这时，不幸的是陶行知夫人汪纯宜于4月23日因病去世。四五月间，陶行知到各地演讲极其频繁，大多在两广。讲演的题目有《大众教育问题》、《怎样粉碎日本的大陆政策》、《抗日救国问题》、《中国的出路》、《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等等。5月10日，陶行知与郭一岑主编的《大众教育》创刊号出版，并发表《大众教育与民族解放运动》一文。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沪成立，陶行知为常务委员、执行委员。6月初，潘汉年、胡愈之受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之命，由莫斯科经香港回国，潘汉年与国民党直接谈判，胡愈之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继续主持救国会实际工作。
1936年6月1日，毛泽东、朱德发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20项主张。不久，潘汉年约救国会代表陶行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以及冯玉祥、李宗仁等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后，由陶行知、邹韬奋讨论并修改了胡愈之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条件与最低要求》宣言，陶先生首先在宣言上签名。8月10日毛泽东致函陶行知等，表示：“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以便如你们的纲领和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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