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着第三枪！”

六、“我等着第三枪！”

1946年5月初，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南京。陶行知夫妇专程到南京梅园看望，并听周恩来介绍当前形势和发展前景。陶先生谈了育才迁校设想。

1946年6月23日，上海150多个人民团体近10万群众在北站集会，欢送人民代表马叙伦、雷洁琼等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陶先生任大会主席，并在大会上演讲。他的演讲简短、鲜明、坚定。

当马叙伦、雷洁琼、盛丕华等11位代表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竟遭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暴徒殴打，发生了“下关惨案”。

6月25日，作为上海和平运动的领导人的陶行知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严厉斥责“反动的力量是逐渐将三民主义变为法西斯的组织”，（Ⅳ，622）他指出：“如果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和平的机会当更大。国民党现在所享有对共产党的优势，一旦消除，则双方分歧当更易求得解决。”（Ⅳ，661）陶先生直言无讳的指出：国民党CC不能对下关惨案卸责。有人问：“和平代表何时回上海？”陶先生答：“如不争取到和平，他们决不回来”。有人问：“蒋主席是否需要和平？”陶先生答：“蒋有心理上的错综，这种错综使他相信每个想要和平和民主的人都是共产党”。（Ⅳ，663～664）这次和平运动是由上海市民联合会、民主促进会、上海争取和平会发起。陶先生对外国记者的谈话，1946年6月26日上海字林西报发表，7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新华社的电讯稿。

1946年6月30日，在上海《文汇报、教育阵地》发表《走何殖民地》一文。陶先生指出，40年的国民革命、八年的抗争为了什么？无疑，“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然而“履霜坚冰至”，中国何去何从？日本投降已10个月，美军还驻在中国：海关又落在外国人手里了；买办经济政策，使外国货充满中国市场；外国船舶又可自由驶入中国内港了，甚至国共谈判最后决定权也交给外国人了，真失国家体统。这一连串事实，证明中国走向了殖民地。陶先生呼吁：“我们做教师的应该严重考虑，我们吃不饱饿不死，抱着牺牲精神，为后一代服务，唯一的希望为要把千千万万的小孩子培养成中华民国的小主人，并且要帮助全国的人民好学，使大家都变成中华民国真正的主人翁。倘真正的主人翁和小主人没有培养成功之前，中国已经从五大强国之一沦为殖民地，大家连我们自己在内都变成奴隶和小奴隶，那我们便算是一生白费心血，整个失败、全军覆没。”陶先生说：“追本推源，中国之所以走向这样严重的错误，还是因为反民主好战分子想借外援以取得在内战中之优势，所以根本救国之道，还是要停止内战，实现民主。只有永远停止内战，真正实现民主，才能免于殖民地之厄运。”（Ⅳ，666）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李公朴和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被国民党政府列为暗杀的第三个对象。陶先生对翦伯赞说：“我等着第三枪。”在这悲痛的日子里，于7月16日，陶先生写信给育才同学会上海分会全体同学，勉励同学为民主斗争前仆后继，并致函育才全体师生要为新中国之新教育继续奋斗。信中谈到怎样才能培养出英勇的民主战士，陶先生说要有两套功夫。第一套功夫是“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第二套功夫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陶先生说：“有了这些德行，无论遇着什么关口，也会胜利的通过。”（Ⅳ，717）

7月18日，陶先生写诗《追悼李公朴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