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三种学制的颁行

第一节　20世纪初三种学制的颁行

戊戌变法后，“天下豪俊之士，鉴于康、梁之覆辙，亦复钳口结舌，不敢再置一喙”，但无论顽固派如何猖狂，也难以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当时就有人预言：“此百日中新政，中国将来必仍举行，此时遏之愈甚，再举行之期益速耳。”⁽¹⁾果不其然，就在1901年1月，慈禧太后在逃往西安的途中，无可奈何地捡起了刚被她亲手扳倒的戊戌维新的旗帜，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变法，拉开了清末十年新政的帷幕。

一、《壬寅学制》的颁布

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近代学制，制度化的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体系由此诞生，这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立法步骤，更是科学建制的重要方面。综观我国现代教育的早期发展阶段，具有现代意义的学制，经过了一个酝酿、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京师同文馆成立到维新运动前，为现代学制的酝酿期，其最高成果是郑观应的现代学制构想，标志着中国现代学制已经初露端倪；②维新运动至辛亥革命，为现代学制的产生期，其最高成果是《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制定，标志着中国现代学制的产生；③1912—1922年，为现代学制的发展和成型期，最高成果是《壬子・癸丑学制》的制定和《壬戌学制》的颁布。

早在1860年，容闳到太平天国谒见干王洪仁玕时就提出要仿照西方制定各项教育制度的建议，因此，容闳可以说是在中国提出建立近代学制的第一人。此后，郑观应在1892年也提出了建立近代学制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只知教学举业”，不屑讲求商贾农工之学。而西方教育是“士有格致之学，工有制造之学，农有种植之学，商有商务之学。无事不学，无人不学”。因此，他提出应仿照西方国家建立小学、中学、大学三级相关联的学制系统，“学校又有三等：一初学，以七岁至十五岁为度，求粗通文章、浅略地球、史志为准，聪颖者可兼学他国语言文字。中学以十五岁至二十一岁为度，穷究各学，分门别类，无一不赅。商学以二十一岁至二十六岁上下为度，至此则精益求精，每有由故得新，自创一事，为绝无仅有者”⁽²⁾。此外，郑观应还建议从小学开始就进行分科教育，分文、武两科，其中文科又分为六类：文学、政事、言语、格致、医学、杂学。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许多维新变法中的教育措施都受到极大的挫折，除了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下来之外，其他各项措施均被废止。顽固派坚称要整饬学校，提倡“礼教以束其身，诗书以抒其志”的所谓“正学”，要将我国教育拉回到维新变法之前的旧轨道上去。但随着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爆发，京师大学堂也在1900年8月3日被下令停办。其后，在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之下，清政府不得不再次打出“维新”的旗号，实施“新政”。这次“新政”改革，教育改革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从1901年8月到1902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教育改革的法令，主要内容如下。⁽³⁾

（1）改革科举，废八股、改策论，停罢武科，新式学堂兼习武备。

（2）改书院为学堂，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3）派遣游学及派遣考察。

（4）重开京师大学堂。

这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的颁布，与当时张之洞、吴汝纶等人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他们积极主张向日本学习，仿效日本建立学制。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曾经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捻军起义中发挥作用的湘军、淮军在日本侵略军面前都不堪一击，苦心经营十几年的北洋水师瞬间全军覆没，清政府寄托全部“自强中兴”希望的洋务运动，就这么轻而易举地破灭了。在割地赔款、更是在泱泱大清朝被曾视为“蕞尔三岛”的“东夷小国”所打败的耻辱面前，日本一度成为中国学习的对象，国人开始关注日本在明治维新中积极改革教育，采用西方近代化的学校教育制度，由此带来日本教育水平提高和国力提升的先进经验。

1901年5月，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份教育专刊——《教育世界》，这几乎是一份专门介绍日本教育的刊物，详细而系统地介绍了日本的学制系统、教育法规和条例。这为清政府制定近代学制提供了蓝本。如1901—1902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连载翻译了日本数学家藤泽利喜太郎（Fujisawa Rikitaro）的《算术条目及教授法》，这对我国数学教育制度的制定有很大影响。

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期间，也多次派人去日本考察其学制。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之洞又派朱滋泽等人赴日本考察；同年十月，还派罗振玉、刘洪烈去日本考察教育情况，他们回国后相继发表了《学制私议》和《日本教育大旨》等文章来介绍日本教育情况。随着对日本教育的不断了解，张之洞极力建议仿效日本建立新学制，他和刘坤在向光绪皇帝的奏议中写道：“查日本文武各种学校，皆有速成教法，于各项功课择要加功，于稍缓者量加省减，刻期毕业；应请旨饬出使大臣李盛铎，切托日本文部参谋部陆军省代我筹计，酌拟大中小学各种速成教法，以应急需……此一事为救时首务，振作大端，伏望我皇上思危虑患，饬取日本学校章程，迅速详议，果断施行，收人心以固国基，四海瞻仰，首在此举矣。”⁽⁴⁾

清政府于1901年8月颁发“兴学诏书”之后，各地新式学堂不断涌现，随后清政府又将京师同文馆划归为京师大学堂，由张百熙主持京师大学堂乃至全国的教育改革。他在出任管学大臣后，主张向日本学习的观点与张之洞相一致。他命门人沈兆祉起草了《奏办京师大学堂疏》作为兴学大纲。以京师大学堂的建设为中心，提出了五条大纲：①予定办法，②添建讲舍，③附设译局，④广置书籍仪器，⑤宽筹经费。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的是予定办法，制定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各等级学校的章程。

1902年6月，由张百熙任命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出访日本，在日本考察了4个多月，参观当地学校和教育管理机构，并在回国前，出版了访日报告《东游丛录》。该书详细介绍了“日本的学制，叙述了日本近代学校的创立及其发展，以大量的图表记载了日本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经费配置、教学仪器、师生数目等情况，并介绍了日本教育界人士对清末中国教育改革所发表的看法和建议，这些都为清末教育改革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资料”⁽⁵⁾。

张百熙还主持拟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法定学校系统《钦定学堂章程》，也称《壬寅学制》，“教育之有系统自此始”，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正式颁布的近代学校系统。《钦定学堂章程》又分为《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等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及《蒙学堂章程》共6份，是比较完备的学校体系。这个学制纵向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四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政、文、商、农、格致、工艺、医七科），大学院（年限不定），全学程总共二十年。横向看，与高等小学堂平行的，有简易实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的，有仕学馆、高等学业学堂、师范馆。⁽⁶⁾

《壬寅学制》还规定，大学堂设格致、工艺科和农业科，格致科又分为六种学门，如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及动植物学。中学所开设的科目分别有“修身第一，读经第二，算学第三，词章第四，中、外史学第五，中、外舆地第六，外国文第七，图画第八，博物第九，物理第十，化学第十一，体操第十二”⁽⁷⁾。所开设的科学教育的科目有“算学”、“博物”、“物理”和“化学”。

“寻常小学堂”所开设的科学教育科目有“算学”，第一学年每周5课时，第二学年每周4课时，第三学年也是每周4课时。高等小学堂所开设的科学教育科目有“算学（授度量衡及时刻之计算）”和“理科（动植物、理化、器物制造）”两门，其中算学在第一学年是8课时，第二学年10课时，第三学年也是10课时，理科在三学年的课时分别为6课时、8课时和10课时。

《壬寅学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国民教育，在《小学堂章程》中就规定：“俟各处学堂一律办齐后，无论各色人等，皆应受此七年教育，然后听其任为各项事业。”还十分重视实业教育，提出分别设立简易、中等和高等实业学堂。但在《壬寅学制》中，女子教育在学制上毫无地位。同时还保留着科举制度的痕迹，给各阶段的毕业生以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等称号。正是因为本身的种种不足以及清政府内部的权利之争，《壬寅学制》还没有得到实施就被《癸卯学制》所代替了。

二、《癸卯学制》的颁布及科学教育科目的设置

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并重新拟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但当时我国由于一直没有突破封建专制主义的控制，在教学内容上总是摆脱不了封建思想意识的指导。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王朝的推翻，才有了比较彻底的改观。

1903年6月27日，张百熙等上书《奏请添派重臣会商学务折》，提到：“惟各省蒙、小学堂，甫筹创设，咨送至学，既无真正合格学生，兼以近来人心浮动，好为空论，往往有跅弛之士，从前未经科学艰苦，粗习译书，妄腾异说，弊由于未入学堂之故，而恶习所染，深虑及于在堂肄业之生。今日因乏才而谋兴学，因兴学而防流弊，操纵之间，倍难措手，必须有精审画一之课本，完全无缺之章程，方能合中人以上之才而陶铸之。”⁽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在1904年1月13日上书《重订学堂章程折》，拟定了《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奏定大学堂章程》等，史称《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主系统分为三级七段。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堂五年和高等小学堂四年，其中初等小学堂为“强迫教育”阶段，儿童七岁入学。初等小学堂教授的科目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视地方之情形，尚可加图画、手工之一科目或二科目”。其中对于算术科教学内容的规定如下：“其要义在使知日用之计算，与以自谋生计必需之知识，兼使精细其心思。当先就十以内之数示加减乘除之方，使之纯熟无误，然后渐加其数至万位而止，兼及小数；并宜授以珠算以便将来寻常实业之用。”对格致科的教学内容规定如下：“其要义在使知动物植物矿物等类之大略形象质性，并各物与人之关系，以备有益日用生计之用，惟幼龄儿童，宜由近而远，当先以乡土格致。先就教室中器具、学校用品、及庭院中动物植物矿物，渐次及于附近山林川泽之动物植物矿物，为之解说其生活变化作用。”

高等小学堂所教授的科目比初等小学堂增加了中国文学，其他均相同。规定高等小学堂中的算术科内容：“其要义在使习四民皆所必需之算法，为将来自谋生计之基本。教授之时，宜稍加以复杂之算术，兼使习熟运算之法。”对格致科的内容作了如下规定：“其要义在使知动物植物矿物等类之形象质性，并使知物与物之关系，及物与人相对之关系，可选于日用生计及各项实业之用，尤当于农业工业所关重要动植矿等物详为解说，以精密其观物察理之念。”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阶段，科学教育的科目不同于小学阶段的算术、格致和地理，而是设立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这几科。算术：“先将算术（外国以数学为各种算法总称……而其中以实数计算者为算术，其余则为代数、几何、三角……）其笔算讲加减乘除、分数小数、比例百分数，至开平方开立方而止；珠算讲加减乘除而止。兼讲簿记之学，使知诸账簿之用法，及各种计算表之制式；次讲平面几何及立体几何初步，兼讲代数。凡教算学者，其讲算术，解说务须详明，立法务须简捷，兼详运算之理，并使习熟于速算。其讲代数，贵能简明解释数理之问题；其讲几何，须详于论理，使得应用于测量求积等法。”博物科内容规定如下：“其植物当讲形体构造，生理分类功用；其动物当讲形体构造，生理习性特质，分类功用；其人身生理当讲身体内外之部分，知觉运动之机关及卫生之重要事宜；其矿物当讲重要矿物之形象性质功用，现出法、鉴识法之要略。凡教博物者，在据实物标本得真确之知识，使适于日用生计及各项实业之用，尤当细审植物动物相互之关系，及植物动物与人生之关系。”物理和化学所规定的内容如下：“讲理化之义，在使知物质自然之形象并其运用变化之法则，及与人生之关系，以备他日讲农工商实业及理财之源。其物理当先讲物理总纲，次及力学、音学、热学、光学、电磁气；其化学当先讲无机化学中重要之诸元素及其化合物，再进则讲有机化学之初步，及有关使用重要之有机物。凡教理化者，在本诸实验，得真确之知识，使适于日用生计及实业之用。”⁽⁹⁾

第三阶段为大学教育阶段。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将格致科分为六种学门：算学门、星学门（天文）、物理学门、化学门、动植物学门及地质学门。在高等学堂还仿效日本分出三大类学生，第一类学生准备读大学文科、第二类学生准备读大学理科、第三类学生准备读大学医科，第二、三类学生都要修物理与化学，第一类学生可以不修心理学而改修物理。这六学门所开设的课程如下。⁽¹⁰⁾

算学门主课有微分积分、几何学、代数学、算学演习、力学、函数论、部分微分方程式论、代数学及整数论；补助课有理论物理学初步、理论物理学演习、物理学实验。

星学门主课有微分积分、几何学、算学演习、星学及最小二乘法、球面星学、实地星学、星学实验、力学、部分微分方程式论、函数论、光学、天体力学；补助课有理论物理学初步、力学物理学演习、天体物理学、物理学实验。

物理学门主课有物理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实验、数理结晶学、物理化学、应用力学、物理实验法最小二乘法、化学实验、气体论、毛管作用论、音论、电磁光学论、理论物理学演习、应用电气学、星学实验、物理星学；补助课有微分积分、几何学、微分方程式论及椭圆函数论、球函数、函数论。

化学门主课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化学实验、应用化学、理论及物理化学、化学平衡论；补助课有微分积分、算学演习、物理学、物理学实验。

动植物学门主课有普通动物学、骨骼学、动物学实验、普通植物学、植物识别及解剖实验、植物分类学、植物学实验、有脊动物比较解剖、植物解剖及生理实验、组织学及发生学实验、人类学、寄生动物学、霉菌学实验；补助课有地质学、生理化学及实验、矿物及岩石实验、生理学、古生物学、实地研究。

地质学门主课有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岩石学实验、化学实验、矿物学实验、古生物学、古生物学实验、晶象学、晶象学实验、地质学实验、矿床学、地质学及矿物学研究；补助课有普通动物学、骨骼学、动物学实验、植物学、植物学实验。

以上科学教育课程的设置，可以说是比较系统和完整的，以后学制的演变基本上也只是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修补而已。

《癸卯学制》自1904年颁布以后，一直沿用到宣统三年（1911）清政权灭亡为止。在这八年之间，也有一些变更，其中比较重要的四点如下。

（1）女子教育取得了合法地位。光绪三十三年（1907）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分为初高两等，修业年限都为四年；女子师范也是四年，两者都比男子同级的学校少一年，并都规定不得与男子同校。直到1911年，才允许初等小学堂男女合校，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男女同校的开端。

（2）改革初等教育制度，并实施义务教育。1909年3月，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分初等小学堂为五年制的完全科和四年制、三年制的简易科，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有简易小学名称的开端。1910年，所有小学一律改为四年。到1911年，中央教育会议决议，以四年小学教育为义务教育，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实施义务教育的开端。但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这一政策没能实施。

（3）推行成年补习教育。1905年，规定设立半日学堂、义务学校、平民补习学校和改良私塾，这些学校不收学费，所收学生不拘年龄，使得广大贫寒学生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4）实行中学文实分科制度。1909年一度颁行了中学文实分科的法令，中学仿照德、法学制，提出将中学分为文、实两科，其中文科所开设的科学教育科目有算学、博物、理化三门，但以读经讲经、外国语、历史、地理等文科课程为主课；实科所开设的科学教育科目有算学、博物、物理、化学四门，主课为外国语、算学、物理、化学、博物。1911年又颁布了《奏改定中学文实两科课程折》，针对当时教员、实验设备、教师等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对文实两科的课程进行了调整，在实科中学堂中取消了物理、化学课，与文科一样科学教育课程是算术、博物和理化。虽然经过修改，但由于当时清政府自身政权不稳，文实分科制度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普遍运用。

《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还规划了一些实业学堂，其课程都有科学教育科目。此后中小学课程有小的更动，但科学课程一直是中小学必修的科目。由于当时女子不易入学，在女子初等小学堂并没有科学课程，但在女子高等小学堂，每年都有每周两小时的格致课。宣统年间有两次小学堂课程的改变，初等小学堂因科目过多，取消格致课程，格致并入国文，但高等小学堂仍保留格致课程。中学堂课程也有两次变化，主要是根据德国文科实科两类中学的理念，把课程也分为两类，但无论是文科还是实科学生都要修博物与理化。由此可见，在清末，科学已在学校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小学生都必修科学。清末各时期科学课程时数可以用表13-1简明表示。

由表13-1可知，清末，我国中小学学生已经开始修习科学，师范学堂也开始开设相应的科学课程以培养相关师资，例如，光绪二十三年公布的优级师范选科简章中规定的史地、理化、博物和数学四种课程设置，以培养师资力量。可以说，清末我国已正式出现了科学教育。

表13-1　清末中小学科学课程演进

三、《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影响

学制改革是清末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制定和颁行，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教育变革的经验总结，是学习日本教育的结果，更是中国兴办新式学堂的纲领性文件。新学制的颁布，加速了中国科举制度的消亡，促进了我国新教育的发展，成为我国学校教育知识体系的转折点，更为近代科学教育体系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影响深远。

（1）学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教育第一次全面引进西方教育制度。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在教育方面一直把儒家经典作为治国安邦的宝典，特别强调传统文化在教学内容中的地位，在选拔人才中的作用。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仍一直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上的缺陷，而更多的是将理由归为“技不如人”。正是通过对西方和日本教育制度方面的学习和引进，才使我国在清末新政中，能够在学制上有所建树。现代学制的制定，使得我国得以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为后来全面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

（2）学制的颁布推进了新式学校教育的发展。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标志着清末新式学校的产生和发展。一直以来，我国缺乏全国性的学制，各地的学堂课程不一，年限不一，程度不一，从而制约了我国新式学校教育的发展。《癸卯学制》的颁布，使得各地有章可循，新式学校教育迅速发展。据统计，1907年，全国学堂有37888所，学生人数为1026988人；1908年，学堂达到47985所，学生数达1300739人；到了1909年，学生人数为3162672人。由此可见，新学制的颁布，在推进新式学校教育发展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¹¹⁾

（3）学制的颁布促进了教育内容的改革。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支配下，清政府在学校教育中一直试图淡化西学的影响。他们试图用西学的“用”来维护中学的“体”。尽管在学制颁布之前，已有少量的自然科学知识进入课堂，但由于学校数量有限，又缺乏统一标准，使得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受到极大的限制，更不用说社会科学的传播。学制的颁布使得自然科学正式进入课堂。随着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人们的精神束缚开始逐渐摆脱，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癸卯学制》，既体现了张之洞一贯主张的“中体西用”思想，又满足了守旧派对于《壬寅学制》所作的修正，只是这种修正略显过头。

当然，作为新、旧杂糅体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一方面适应了近代教育改革与社会发展的需要，非常重视学习西方的自然和社会学科，借鉴日本和欧美的教育管理方法，设置强调“外国语为中学堂必需而最重之功课”⁽¹²⁾，在总体设计上反映了近代教育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出于以新卫旧、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传统的道德伦常、行为规范、思想意识又在学制中占有不小的比重，因而整个学制具有浓厚的保守性。具体表现如下。

（1）在教育宗旨上坚持“中体西用”。《壬寅学制》没有提出教育宗旨，但在《钦定大学堂章程》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京师大学堂和京内外各大小学堂均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颁布的上谕中所提的“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教育宗旨。它的具体阐发就是张之洞等人在《重定学堂章程折》中提出的“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很明显，“端正趋向”就是指，教育要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来养成学生的思想品德，“造就通才”就是指要培养忠于大清的中西兼通之士。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壬寅学制》把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修身伦理课作为“培养人才之始基”。《癸卯学制》对于教育宗旨的界定完全是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翻版，教育始终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窠臼。

（2）在教育内容上偏重读经。在“中体西用”方针的引导下，《壬寅学制》、《癸卯学制》都十分注重读经，特别是在晚清有“儒臣”之称的张之洞参与下制定的《癸卯学制》，其特点更加明显。特别是在《癸卯学制》中提到：“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¹³⁾这种将尊孔读经上升到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对于科学教育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为了表示重视所谓的“中国之宗教”，《癸卯学制》还专门在高等教育中设立了经学科大学，分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十一门。对经学科的极端偏重，是《癸卯学制》主要的弊端之一。在《癸卯学制》中，“读经讲经”周课时在小学阶段占周课时比重的36.8%，而“格致”仅占4.4%；中学阶段，“读经讲经”占周课时比重的25%，而算学占11.1%，博物占4.4%，理化占4.4%，三者比重之和仅为19.9%。⁽¹⁴⁾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有明确规定：“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可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本”在忠孝而不在西学，这样的观念依然存在着。

（3）在教育体制上保留科举的痕迹。《壬寅学制》、《癸卯学制》颁布时，科举制尚未废除，为调和科举与学校的矛盾，《壬寅学制》规定对高等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和大学堂的毕业生分别给予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等称号。《癸卯学制》也规定对高等小学直至通儒院的毕业生，分等奖给“与科举无异”的出身，并确定了相应的可授官职。科举出身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是一种进身之阶，是作为预备官吏的资格。它与现代教育实行的学历主义，以文凭作为衡量人的文化知识程度与水平高低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的价值尺度是官本位，后者则是工业化、商品化社会的客观需求。《癸卯学制》的制定者没能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试图通过奖励出身推进新式教育，结果却将新教育纳入科举制的旧轨道，使学校成为“一变名之科举”，严重损害了近代教育的内涵与精神。对此，梁启超这样评论：“前清学制之弊……其误国最甚者，莫如奖励出身之制，以官制为学生受学之报酬，遂使学生以得官为求学之目的，以求学为得官之手段。其在学校之日，所希望者为毕业之分数与得官之等差，及毕业以后，即抛弃学业而勉力为官矣……故中国兴学十余年，不仅学问不发达，而通国学生，且不知学问为何物。”⁽¹⁵⁾

废除科举是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中的重大内容。1901年8月，清政府发布上谕，仿百日维新中改革科举的办法，停止八股文考试，改试策论。同时，宣布永远停止武举考试。至此，从明代开始经历了五百多年的八股取士制在中国正式寿终正寝了。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向清政府提出，采取分科递减的办法，逐步废除科举。次年1月，张之洞、张百熙、荣庆也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消息震惊了清王朝。中国朝野上下一致认为，日本能够一举击败沙俄，一靠立宪，二靠发展新式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废除科举的步伐加快了。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赵尔巽等六人联名会奏，要求清政府“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庶几广学育才……转危为安”。就在当天，光绪皇帝批准了袁世凯等人的会奏，并发布上谕：“著自丙午科（1906年科试）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的废除是近代中国教育史、文化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对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美国著名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就其显示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制度的改革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皇废奴和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¹⁶⁾同年12月，清政府在中央设立学部，下辖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五司和司务厅。学部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教育迈出了管理现代化的第一步。

但由于历史及时代的原因，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一些问题之外，颁布的这两个学制依然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例如，科学教育内容的设置深受“实用主义”影响，这不利于学生正确、全面的科学观的形成。发展实业、富国强兵是当时科学教育的宗旨，但这都埋下了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教育的根子，深深影响了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另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小学教育阶段过长，在《癸卯学制》中就规定小学教育阶段为九年，中学阶段为五年，科学教育的主要工作应由中学阶段来完成，这些都是不利于学生学习科学的。

《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颁布，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大事，标志着旧的学校系统的废止和新的由西方移植的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在新学制的引导下，中国教育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革命性变革。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制度的建立使此后的中小学科学教育“有章可循”，科学教育不再依附于技术教育，而且结束了众法不一的局面。此后的中小学科学教育在学制的规范下开始有了统一的课程设置、教学目标，步伐趋于合理。

四、1909年的“文实分科”

宣统元年三月（1909年5月），学部奏请中学仿行德国制度，实行文实分科，获得批准。在维持中学五年制和主要为升学预备的宗旨不变的情况下，让学生各“就性之所近，分途肄业，以期用志不纷”，使“其学业各有注重，其成绩各有专长”。无论是文科还是实科，分科的科目都分为通习课和主课两类。通习课目的在完善知识结构，主课目的在造就专才，两者各有侧重。

1909年，《学部奏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折》还规定文科中学第三学年全年和第四学年一部分时间学习物理，每周两课时；理科中学第四学年学习物理，每周八课时。1912年，《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实行规则》规定科目名称为“物理化学”，第三学年学习物理，每周四课时，教学目标为“物理化学要旨在习得自然现象之知识，领悟其中法则及对于人生之关系”。⁽¹⁷⁾文、实科具体的课程设置如表13-2和表13-3所示，可以看出以下问题。

（1）外国语是文、实主课，但实科比例明显高于文科。这是外语的科学工具价值在课程上的体现，并且有深远的历史渊源：自洋务运动以来，“西文”一直是作为输入“西艺”的主要工具而被强调的。

（2）修身、法制理财、体操三科作为文、实共同通习课。法制理财实际相当于后来的公民科目，反映了对体育和公民素质的注意，也是课程近代化的表现。

（3）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历史、地理为文科主课、实习通习课，占文科课程总量的六成以上。中国以经史为核心的传统教育基本通过文科中学而复活。

表13-2　1909年中学文实分科“文科类”课程表

表13-3　1909年中学文实分科“实科类”课程表

（4）算学、博物、物理、化学为实科主课，文科通习科目。它们占实科课程总量的近四成，而文科中学中则削弱到一成有余。该四门科目文、实科课程量之比约为1∶3，其中博物、物理、化学只占文科课程总量的4.4%，仅具有象征性意义了。

这种将文科与理科分野的现象，虽然在培养学生的个性，发挥学生的特长等方面有积极影响。但其消极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文理科的过早分离，把科学教育限定在专业领域，缺乏科学教育大众化的意识，这是对近代人文社会学科的实证性要求缺乏基本了解，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同时，文、理分科严重的课程安排也正是“中体西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癸卯学制》坚持中西兼学，既要学西学，又不肯削减中学，使得学制冗长，以此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当学生以个体形式实难肩负“中体西用”式课程体系重任的时候，就采取了分化的方式，一部分致力于“中体”，一部分致力于“西用”。从这两部分人的个性和志向来说，学文科者天性“高明”、“志在从政”，学实科者天性“沉潜”、“志在谋生”。以高明的从政者为“体”，以沉潜的谋生者为“用”，这正表明了“中体”与“西用”在社会层面上的体现。

五、《壬子・癸丑学制》的颁行

如果说，《壬寅学制》、《癸卯学制》标志着我国现代学制的产生，那么1912—1913年制定的《壬子・癸丑学制》则标志着我国现代学制的发展，1922年的《壬戌学制》则标志着我国现代学制的成型。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后不久，便开始着手制定新的教育方针。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清代的教育制度作了很大的改革：① 改学堂为学校；② 初等小学允许男女同校；③ 小学废止读经，加重手工科，三年级以上加设珠算；④ 废止清朝颁布的教科书，各种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之宗旨；⑤ 高等小学以上的体操课，必须重视兵式；⑥ 中学废止文实分科；⑦ 缩短中学及初级师范学校的学习年限，由五年改为四年；⑧ 废止了学校毕业生的奖励制度。这种改革明显表达了对反封建性以及对军国民教育和实用主义教育的重视。教育部同时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中学校令》和《中学校令施行规则》等教育法令，对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和中学的学科目、教学标准给予了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和标准的实行，保证了旧教育制度向新教育制度的转变，也保证了教学秩序的稳定。⁽¹⁸⁾

同时，担任教育部总长的蔡元培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成为制定新教育方针的重要理论依据。在文章中，他将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者”和“超轶乎政治者”两种，接着提出了“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种“隶属于政治之教育”，还有“世界观、美育主义”两种“超轶政治之教育”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在蔡元培看来，“实利主义”教育是富国强兵、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措施，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知识技能。其教育内容主要包括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学（在应用方面）。⁽¹⁹⁾1912年，教育部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讨论通过了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1913年3月，教育部还正式公布了《中学校课程标准》，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由政府正式颁布的普通中学课程标准。在这一课程标准中，中学四个学年的课程体系中涉及的科学课程内容有：地理、博物、物理和化学，其中各学科的主要内容如表13-4所示。

表13-4　《中学校课程标准》科学学科课程内容设计

就在教育部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讨论新的教育方针的同时，又讨论了学制改革问题，并制定了新的学制系统——《壬子学制》。后来几经修改和补充，合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学制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也称1912—1913年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是一个相当完整和近代化的学制，奠定了我国学校体系的基础。这个学制，儿童从六岁入学到二十三岁或二十四岁大学毕业。主要分为三段四级，有三个系统：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有甲、乙两种，均为三年毕业）。其中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主要分两级：初等小学四年，为义务教育，毕业后可进入高等小学校或乙种实业学校；高等小学校年限为三年，毕业后可进入中学校或师范学校以及甲种实业学校。第二阶段是中等教育，设立中学校，学习年限为四年，毕业后可进入大学、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第三阶段就是高等教育阶段，设立大学本科三年或四年，预科为三年；专门的学校本科三年毕业（医科为四年），预科一年。

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发布《电各省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指出：“民国既立，清政府之学制，最必须改革者。”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提出“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为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改称校长”，“小学读经课一律废止”，“初等小学算术科，自第三学年起，应兼课珠算”，“中学校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必分科”，“旧时奖励出身，一律废止。初、高等小学毕业者，称初、高等小学毕业生。中学校、师范学校毕业者，称中学生、师范学校毕业生”。《壬子・癸丑学制》将小学教育阶段从9年改至7年，还规定了男女受教育的地位平等。在初等小学阶段取消中国文字、历史、地理、格致，增设国文，将“格致”改为“理科”。中等教育阶段取消了清末的文实分科制度，将学习年限改为四年，废除读经讲经，数学自然类学科的比重由20%增至25.6%。

《壬子・癸丑学制》的课程体系设置更为合理。它的颁行，称之为我国现代学制发展的标志，实在是实至名归。

六、三种学制中的科学课程设置

从《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到《壬子・癸丑学制》中的科学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当时所开设的科学课程，主要有数学、博物、格致或理科、物理、化学或理化等几种，这些课程所包含的内容与现在有很大差别。其中各个学制开设的数学课在各阶段都有不同的课程名称。如在《壬寅学制》中，在小学阶段设“算学”一科，初等小学堂主要讲授加减乘除和多位数，到高等学堂则学习分数、小数、比例等。到了中学阶段则设立“算术”一科，学习平面几何、直线、面积、比例、立体几何、代数加减乘除、代数方程等。

博物课程在《壬寅学制》中规定，第一学年教授动物，第二学年教授植物，第三学年为生理学，第四学年讲授矿物学。《癸卯学制》中的“博物”课程内容也包括动物、植物、生理和矿物，如《癸卯学制》中的《奏定中学堂章程》中提到“博物”科内容为：“其植物当讲形体构造，生理分类功用；其动物当讲形体构造，生理习性特质，分类功用；其人身生理当讲身体内外之部分，知觉运动之机关及卫生之重要事宜；其矿物当讲重要矿物之形象、性质、功用，现出法、鉴识法之要略。”⁽²⁰⁾到了1909年的文实分科制度中，“博物”课内容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动植物实验以及矿物实验。《壬子・癸丑学制》中，博物课程中的矿物科内容开始减少，只讲授普通矿物及岩石的概要、地质学大要。

“格致”是我国最早关于科学的统称，在最初创办的一些新式学堂中都开设“格致”课程，《癸卯学制》也规定小学堂设立“格致”科，《壬子・癸丑学制》改称为“理科”，这两者指的其实都是自然科。

《癸卯学制》中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格致”科，“其要义在使知动物、植物、矿物等类之大略形象、质性，并各物与人之关系，以备有益日用生计之用。惟幼龄儿童，宜由近及远，当先以乡土格致。先就教室中器具、学校用品，及庭园中动物、植物、矿物（金、石、煤炭等物为矿物），渐次及于附近山林、川泽之动物、植物、矿物，为之解说其生活变化作用，以动其博识多闻之慕念”⁽²¹⁾。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中规定“地理”科，“其要义在使知地球表面及人类生计之情状，并知晓中国疆域之大概，养成其爱国奋发之心；更宜发明地文地质之名类功用，大洋五洲五带之区别，人种竞争与国家形势利害之要端”。“格致”科，“其要义在使知动物、植物、矿物等类之形象质性，并使知物与物之关系，及物与人相对之关系，可适于日用生计及各项实业之用；尤当于农业、工业所关重要动、植、矿等物详为解说，以精密其观物察理之念”。⁽²²⁾由上述可知，“格致”科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是植物、动物和矿物等，尤其是强调对农业和工业“所关重要动、植、矿等物”，可见，这依然还是“实用主义”影响下的一种课程内容设置。

到了实行《壬子・癸丑学制》期间，不再设立“格致”科，而是规定在高等小学开设“理科”，认为理科“宜授习见之植物、动物、矿物及自然现象，使知重要之名称、形状、效用、发育及其相互关系与对于人生之关系；讲授物理化学上之重要现象、元素与化合物之性质，简易器械之构造作用，人生生理卫生之大要”⁽²³⁾。可见，当时的“理科”包含了生理、卫生、动物、植物、矿物、地质、物理和化学的内容，是一种完全合科式的课程设置。

我国科学教育的兴起在清末已完成，先是政府及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技艺与科学的重要性，于是建立新的军事学校及职业学校，并在其中开设科学课程。教会学校也认识到科学课程的重要性，传授学生科学知识。政府因应时局而公布了两次学制改革计划，中小学里都纳入科学课程。所以可以说，我国科学教育的兴起，是中西文化交会、国家情势及教育改革等因素共同促成的。

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教育制度也随着普通学制的建立而建立。各个学制具体地规定了各科学课程的课程设置、教学目标、教学方法要点、教科书编辑、实验要点等。如在物理教育方面，1902年的《壬寅学制》规定从中学阶段的第一学年开始开设物理课，共学习两个学年，每周两课时；1904年，《癸卯学制》又将物理和化学合称为“理化”，中学堂第四年开设物理课，每周四课时；教学目标为“将理化之义，在使知物质自然之形象，并其运用变化之法则，及与人生之关系，以备他日讲求农工商事业及理财之源”，教学内容为“当先讲物理总纲，次及力学、音学、热学、光学、电磁学”，规定在教师教学中应重视实验，“凡教理化者，在本诸实验，得真确之知识，使适于日用生计及实业之用”，同时还指出“凡教授物理……所用器具、标本、模型、图画等物，均宜全备，且须合教授中学堂程度者”，并规定应设置“专用讲堂”、“器具室”、“管理员室”。⁽²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