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款留学”

第三节　“庚款留学”

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师夷长技不再仅仅是坚船利炮和声光化电的追求，而开始了“治国之本”、“富强之源”的更深层次的探索。出于变革传统教育的需要，我国再次掀开了留学教育的新篇章。

在留美幼童被召回之后，赴美留学一度中断。甲午中日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以及人们迫切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留学运动再次掀起高潮。美国人李佳白在1897年《中国宜广新学以辅旧学说》中也提到：“意大利士子究察各处之土派石类与其蕴藏之迹，而地球人物之来历显，由是而光电汽化之学，相因并起，日引月长，前传后继，以物较物，以事验事，以理证理，务使进于确乎不拔之地而后已。驯至今日，民富国强，火轮舟车，遍于大地，山陬海澨，咸戴声灵。此无他，新学为之也……中国格致技艺之学，失传既久，一旦欲求兴复，岂能叩寂课虚，向壁而造。幸有西人，导其先路，倘其虚心，不难坐获。”⁽²³⁾所以在1895年后的十几年中，留美的涓涓细流一直都没有间断，且呈上升趋势。到1912年前后，我国又出现了以传播科学和民主为主要内容的前所未有的留美高潮。

这些赴美的留学生分布在美国东部和西部的十几所大学，所学科目都十分广泛，有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开矿、法律、经济、社会学、教育学等。他们中的不少人刻苦学习，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在1906年和1907年清政府举行的归国留学生考试中，成绩优良，受到了朝廷的赏识，成为活跃于中国社会的一支新兴力量，如顾维钧、宋氏三姐妹等。在1901年前后，留美学生逐渐出现高潮，其主要原因在于庚款留学生的选派。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美国通过《辛丑条约》从中国获得了巨额赔款，史称“庚款”（中国政府向各国赔偿4.5亿两白银，年息4厘，分39年付清，本息为9.822亿两白银。美国占其中7.31%）。⁽²⁴⁾出于在华的长远利益着想，1908年美国正式通过“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经费”的议案。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909年7月10日），外务部、学部上书《会奏为收还美国赔偿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指出“臣等公同商酌，拟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派员管理。综司考选学生、遣送出洋、调查稽核一切事宜；并附设肄业馆一所，选取学生入馆试验，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所有在美收支学费、稽察功课、约束生徒、照料起居事务，极为繁重，拟专派监督办理”。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奉朱批：“依议，钦此。”

我国随后制定了遣派游学学生办法大纲：⁽²⁵⁾

一、“设游美学务处”。

二、“设肄业馆”（即后来的清华学堂），“延用美国高等初级各科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学生熟悉课程”。关于肄业馆的招生，在后来的“游美学务处招考清华学堂学生简章”中明确提出了考试学科要目。“一、国文；二、英文文学作文；三、德文或法文作文；四、地理以本国为主兼及外国；五、本国历史；六、外国历史，上古、中古、近世通史；七、代数初等、高等；八、几何平面、立体几何；九、三角；十、物理；十一、化学及无机为主兼及有机；十二、动植生理；十三、天文地质。上列学科除国文、地理、本国历史外，余均用英文考试，其德文或法文未曾习过而其他学科均能合格者，亦准与考”。

三、“考选学生各条”。1908年，游美学务处举行了第一次考试，分初试和复试。初试考国文、英文、中国历史、地理；复试考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古代史和近代史，还有地理等，最后选中发榜取中学生47人。1910年7月，游美学务处举行了第二次考试，考试科目有中文论说、英文论说、历史、地理、算学（代数、平面几何、平面三角、立体几何、解析几何等）、格致（中等理化学、动植物学、生理学）等，最后取中70名。其中有竺可桢、胡适等。

四、“津贴在美自费生”。

五、“专设驻美监督”。

从以上颁布的条文及考试内容可知，留美学生主要是学习理、工、农、医，学工程技术的最多，这与几乎同时期的留日学生不同，他们主要热衷于文科，尤以学习法政最多。如竺可桢后来回忆说：“我们这批七十人中，学自然科学、工、农的最多，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不仅我们这批如此，恐怕全部庚款留学生中学工农理科的都要占百分之七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相比较于留日学生，留美学生对我国科学教育发展产生的影响更大。而且这种影响除了促进西学的输入之外，更重要的是对科学方法的输入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许多留美学生选择的是理工科目，但还是必须学习一些社会科学课程，讲求博而求专，所学科目文理并重。例如，赵元任在1910年到达美国后，度过了十年的留学生活，后来在康奈尔大学主攻数学，但还选学了哲学和物理学课程，如现代哲学之发展、逻辑及形而上学研究、机械之设计与制造、实验课最近之发展、系统心理学等。本科毕业后，他又入康奈尔大学哲学研究所攻读哲学，后入哈佛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最后成为了世界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1910年的《留美学生年报》指出：“美国教育大家，皆主张大学学生，当先博而后专。”⁽²⁶⁾后来事实也证明，以博求专的方法在科学教育中是十分重要的，是更有效的。相比较于我国目前过早的“文理分科”现象，这是极具启示意义的。

同时，留美学生在学习期间，大多形成了学用一致的良好习惯，积极参加实践，把书本学习和实际较好地结合起来。他们学成归国后，对我国只重视读经讲经、不重实践的教育风气是一种新的突破，毕竟在科学教育中，实证性、科学性是其最基本特性。如竺可桢在1913年到哈佛大学攻读气象学时，在从图书馆、课堂上、实验室获取知识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对气象的实地观察、记录和研究，使理论与实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胡明复写的《科学方法论》最具代表性，该文明确提出“求真”是检验方法是否科学的标尺：“科学方法之惟一精神，曰‘求真’，取广义言之，凡方法之可以致真者，皆得谓之科学的方法；凡理论之合于事变者，皆得谓之科学的理论；凡理论之不根据于事实者，或根据于事物未尽精切者，皆科学所欲去。概言之曰：‘立真去伪。’故习于科学而通其精义者，仅知有真理而不肯苟从，非真则不信焉。”还指出：“近世西国每数年必有一统计，每有一事则为调查，于是乎社会上之倾向，之习好，之弊端，之优点，皆瞭然无遗，乃复依情设救，防患于未然，其成绩盖已昭著矣。”⁽²⁷⁾胡明复的论述反映了当时留美学生对科学方法的重视，极具代表性，指出了讲究科学方法的重要性，显示了这一时期留美学生新的追求。

除了对科学方法的重视之外，这些留美学生养成的科学精神，也对我国科学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如竺可桢回国任浙江大学校长后，发表了《求实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著名演讲。在他的一生中也一直遵循着这样的精神，从1936年1月1日到逝世的前一天，都不曾间断过记气象日记，包括每天的气温、风力等记述。正是有这样的科学精神，他编著了我国第一部近代地理学教科书——《地学通论》，发表了《中国气流之运行》、《东亚季风与中国雨量》等论文，晚年还写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科学地阐明了中国气候变迁的规律和特点。

这一阶段的留美学生在美学习时间都较长，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者占绝大多数。很多还写出了有创见的论文和著作，如朱文鑫的《积分方程式》和《代数图解》，王宠佑的《锑矿》和《中国地质矿产全书》，杨光弼的《新发表之重量的分析铝与锌锰铁钴镍等新法》，郭秉文的《植物病理学概要》和《万国植物学名定名》等。其中一些博士生的论文，质量较高，后来都成书出版，是我国非常重要的科学成果。如王钧豪的《电流分析锌盐溶液》、李骏惠的《制药学之范围》、胡明复的《限界的微分式》、俞庆恩的《鼠之血精之研究》、朱神惠的《中国之肺痨病》等，这些书的出版，对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积极影响。

总之，留美学生“不仅为中国的科学建制化奠定了基础，而且作为科学界和教育界的主要力量，同样引导了未来科学教育的发展方向，初步实现了西方科学文化的中国改造。或者在另一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的近代科学是在留美生的实践中建立起来的”⁽²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