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育课程改革与乡村教师

第三节　生活教育课程改革与乡村教师

陶行知一生致力于中国教育改造，为中国教育寻找出路。他一面猛烈批判中国传统的“旧八股”和西化的“洋八股”教育，另一方面又在批判的基础上创立生活教育理论。生活教育理论实质上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教育理论，符合社会与时代发展的趋势。它不但对当时的中国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教育改革，特别是当前的新课程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生活教育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课程理论，由于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直接影响，表现为“两个重视”：一是重视课程内容的社会生活性、实用性和时代性；二是重视课程对象，即儿童的兴趣和发展需要，重视儿童的活动，强调做中学。我们把陶行知的这种课程思想称之为生活课程理论。生活课程论的主要特点是：①把书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生活的工具、做的工具，主张过什么生活用什么书。②主张以生活为中心的生活指导书代替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③主张把社会之需要与能力，个人之需要与能力及生活事业本体之需要作为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安排的主要依据。

一、传统课程的“三大”弊病

陶行知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是专为少数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姐”们办的，是个人升官发财的教育，是分利不生利的教育。其根本特征是：教人用脑不用手，理论和实际脱离，读书与生活脱离，说的与做的，学的与用的脱离。这一教育目的和特点，反映到课程上，就是教学内容与课程设置不符合社会实际、不符合生活实际、不符合个人生活的需要，也不符合课程本身发展的需要，更不符个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在这种错误课程理论指导下编写的教科书，更是谬误百出，害人匪浅。陶行知对当时流行的教科书作系统的研究后，认为有以下三大弊端：

第一，教科书仅仅是以文字为中心的“识字书”、“论文书”。教学内容直接关系到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陶行知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内容是以文字为中心，是以与生活脱离的无用知识为中心，不能真正培养人的生活能力。也可以说，中国的教科书是应试的书，专供书呆子读的书。陶行知把清末兴学以来编写的教科书，同当时流行的教科书逐一比较后，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事实便是三十年来，中国的教科书在枝节上虽有好些进步，但是在根本上是一点儿变化也没有。三十年前中国的教科书是以文字做中心，到现在中国的教科书还是以文字做中心。”^[37]所不同的是，以前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现在一句一句地认，以前用文言文，现在用白话文；以前所写的文字是根据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宗旨，现在所写的文字是根据三民主义宗旨。教科书的编法和意义毫无改变，都是“认字的书”、“读文的书”。以小学常识与初中自然教科书为例，这些教科书中不教人实验、不教人认识真正的大自然，也不教人创造，学生读完这些“科学的识字书”和“科学的论文书”以后，丝毫也没有驾驭自然界力量，充其量变成一个“自然科学的书呆子”。“三民主义”的教材也一样，“它们教您识民权的字，不教您拿民权，教您读民主的书，不教您干民主的事。”^[38]至多可以培养出三民主义的书呆子。

第二，教科书是“死的书籍”，不是“活的书籍”。陶行知认为，“书籍也有死有活的。怎样是活的书籍?我觉得书籍所记载的，无非是人的思想和经验，那个人的思想、经验要是很高尚的，与人生很有关系的，那就可算是活的书籍。若是那著书的人思想、经验都没有什么价值，与人生没有关系，那就是死的书籍。”^[39]按此标准，考察现行的教科书，几乎都是“死的书籍”。因为现行编教科书的人，并不是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也不是日夜同儿童相处，了解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及需要的人，也不是深入社会生活、深入大自然的人。因此，编写出来的书大多是没有什么价值，与人生没有关系的“死的书籍”。死的书籍只能培养死的学生，死的国民。因此，这种死的教科书必须废除，代之以“活的东西”、“活的环境”、“活的书籍”去教育学生。

第三，教科书是“吃的书”、“读的书”，不是“用的书”、“生活的书”。陶行知把书分为两种，一种是吃的书，一种是用的书。他认为，中国是吃的书多，用的书少。吃的书中是鸦片的书多，白米饭的书少。中国学校中的教科书更是如此，“只有吃的书，没有用的书，而吃的书中，多是一些缺少滋养料的零食与富有麻醉性的鸦片。在这些书里讨生活的学生们，自然愈吃愈瘦，愈吃愈穷，愈吃愈不像人。”^[40]很显然，陶行知把书比作人的精神食粮，好的书就像白米饭，吃了使人健康、长力气，坏的书就像鸦片，毒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发展。除了好吃的书外，人们还需要许多“用的书”。没有用的书，人们如何去“做”，如何去生活?因此，陶行知说：“一个学校要想培养双手万能的学生，自然要多备用的书，少备吃的书，而吃的书中尤须肃清一切乌烟瘴气的书。”^[41]陶行知认为中国除“吃的书”外，还有一种“读的书”，并有专门的“读书人”。读的书与吃的书一样，不是用的，生活的书。专门读书的人就是不事生产，体脑分离的“书架子”、“字纸篓”。因此，陶行知主张将读的书，改为用的书，读书人改为用书人。学校里学的都是用的书，人人都是用书人。教科书全部由“用的书”代替。

二、生活课程理论的“五大原则”

在批判旧的课程理论基础上，陶行知提出了以培养学生“生活力”为目的的生活课程理论。陶行知在《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一文中，曾明确地表述过，生活教育理论对教科书的根本态度。他说：“生活教育指示我们说：过什么生活用什么书。教学做合一指示我们说：做什么事用什么书。这两句话只是一句话的两样说法。我们对于书的根本态度是：书是一种工具，一种生活的工具，一种‘做’的工具。工具是给人用的；书也是给人用的。我们对一本书的见面问是：您有什么用处?”^[42]陶行知认为，凡是对人们健康生活有帮助的书，都可以说是有用的书。这里的“用”与生活中的“用”是有区别的。生活中的用主要是指直接使用某种工具或物件去做具体某件事，用就是做。而用书的用是广义的用，包括思想上的用和行动上的用两个方面。看了一本书，能帮助我们把某件事做得更好是用，能使我们的生活过得丰富多彩也是用。总之，为了用的目的去看书、读书、讲书、听书都可以说是“用书”。因此，陶行知说：“我们用书，有时要读，有时要讲，有时要听，有时要看；但是读、讲、听、看都有一贯的目的，这目的便是它们对于‘用’的贡献。”可见，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不是不要书，也不是不要读书，而是要为“用”而编书，为“用”而读书。用他在《诗的学校》里的一首诗来表示，就是“用书如用刀，不快便须磨。呆磨不切莱，何以见婆婆”。怎样的书才算是“用”的书?答案是很明确的，只有活的，真的、动的、做的书才是真正有用的书。因此，陶行知提出的生活课程论对书的根本要求是：“我们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用的书，不要读的书。总起来说，我们要以生活力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43]

根据“生活教育理论对教科书的根本态度”，陶行知在他发表的教育论文中，曾多次提到编写教科书的要求，归纳起来，有以下五条基本原则：

第一，社会、个人及生活事业本体需要的原则。陶行知认为：“课程为社会需要与个人能力调剂的工具；编制课程要考虑社会的种种需要，将他们分析起来，设为目标，再依据儿童个人心理之时期，能力之高下，分别编成最能活用之课程，使社会需要不致偏废，儿童能力不致虚耗。”^[44]在陶行知看来，学校是为社会培养活的国民的场所，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我们就应安排各种各样的教学内容，去满足社会的种种需要。在考虑社会需要的同时，又要考虑到个人的兴趣爱好，能力水平和个人社会生活的具体需要，以不至于扼杀个性的发展。由于生活事业本体，或者说学科发展本身，有着自身的体系、特点和发展规律，因此，在考虑前两者的基础上，还须“依各种生活事业之需要，规定各种学问之分量”。比如社会需要医生，也有力开办医学，某生需要学医也有力学医，但是社会应办几年之医科大学，某生应学几年医道才可以行医，却是由生活事业本体即医学本身所决定的。

第二，以实际生活作中心的原则。陶行知提倡的社会实际生活主要有五种。即康健的生活、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和社会改造的生活。陶行知认为，如果把上述五种生活加以细分，大约有三千种以上的生活力。因此，他说：“我们有三千种生活力要培养，即有三千种教学做指导书要编辑。这些生活力，有些是很小的小孩子便应当有，有些是很成熟的人才可以得；有些是学了就可以变换，有些是要继续不断的干；有些是一个人能做，有些非多人合作不可；有些是现代人共同所需，有些是各有所好，听人选择。专家依性质，学力把它们一一编起来，并编一些建在具体经验上面融会贯通的理论，便造成整个用书的系统，帮助着实现那丰富的现代生活。”^[45]很显然，陶行知所要的课程内容，十分广泛，且又与生活密切联系。课程不应是应试的内容，不应是升学的内容，而是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内容。

第三，“用处最大最多最急的事物在课程中占有优先权”的原则。陶行知在谈到师范教育改革时，曾提出社会“要什么，学什么；学什么，教什么；教什么，就拿什么来训练教师”的口号，这实际上也是他生活课程思想的具体反映。他常对编辑教科书的同志讲，课程中的教学内容，一定要“所学的，即是所用的。有用处的事物才给学生学，用处最大最多最急的事物在课程中占有优生权。”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应常常反问自己，我们所编的内容是不是学生所需要的，究竟何者为最需要，何者为次要，何者为不需要。课程中是否已将用处最大最多最急的事物尽量容纳了?课程中所有用处最小最少最缓的事物是否已经尽量取消了?“直到把‘学非所用’和‘用非所学’的流弊完全革掉才肯罢休。”

第四，“活”的生动有趣的原则。陶行知认为，教育者应拿活的东西、活的环境、活的书籍去教育学生，因此，要求编写活的教材。活的教材是“有系统的，前后都能连贯起来，不是杂乱无章的”。教材中的插图是活生生的，文字是生动的，内容是有趣的。使人看了一课想看另一课，读了一遍又读第二遍，使学生感到生动有趣有味道。

第五，课程专家、学科专家、中小学中教师以及出版专家共同参与的原则。如何编写符合生活课程理论的生活用书或教学做指导书呢?陶行知认为：“最先须将现代社会的生活或该有的力量，一样一样的列举，归类组成一个整个的生活系统，即组成一个用书系统。”^[46]然而，各学科的专家中，须有几个去接近孩子，或去当几年中小学教员，一面实验，一面编辑教学做指导。再则，日日与儿童接触，从事中小学教学的教员，须有许多位从现在起开始研究某门专门学科，待研究有得，可以编辑几部教学做指导。第四，现在专门从事教科书工作的编辑者，有志编辑教学做指导书，如缺乏某种准备，专科学术或儿童经验，亦宜设法补足，然后动手编辑。第五，专以教科书营利的书局，应该多下点本钱，搜罗各国教科书，成人用书及工具，请上述有儿童经验的专家、有专门研究的中小学教员及专门从事教科书编辑的专家，组成一个生活用书或教学做指导书编辑委员会，共同编辑。最后，教育当局应该给教师以选择教科书的充分自由。同时，对教学做指导书要进行广泛的宣传，使它为中小学教师所喜爱，接受。

三、评价生活课程成败的“三项标准”

生活课程提出了衡量教科书编得好坏的标准。陶行知说，教学做指导书编得对不对，好不好，是否符合生活课程的原则，只要用以下三种标准去衡量一下，判断一下，就可见分晓。

第一，“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干了一个动作又要干一个动作的力量。”陶行知说，中国学生的手，在旧教育的毒害下已经瘫了，一本好的教学做指导，可以使儿童的一双废手，变成一双开天辟地的手；它还可以打碎“双料少爷”、“双料小姐”双手上的精神手铐，成为一双万能的手。

第二，“看它有没有引导人思想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想了又想的力量。”陶行知说，中国文人的头脑做了几千年的“字纸篓”，中国农人女人的头做了几千年的“真空管”。一本好的教学做指导书，就可以请出大家的“头脑出来做双手的司令官”，“头脑出来监工”，从而把事情做好。

第三，“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益求新的新价值的力量。”陶行知说：“中国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使手脑联盟，结果是手与脑的力量都可以大到不可思议。”一本好的教学做指导书，就是促进手脑联盟的桥梁，就是人们生产，建设、试验、创造新价值的力量源泉。

我们正在进行的新课程改革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基础教育界最重大的改革之一，新课程标准在知识、能力、态度等方面体现了国家对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学习的基本要求。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体现了基础性，突出了有利学生的终生发展的理念，反映现代化与时代发展的要求，加强课程的综合化。特别是新课程强调以学生为本、强调与社会、与学生现实生活的联系。这一思想可以说是与上个世纪30年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课程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说，陶行知的生活课程理论与新课程，新课程改革与陶行知的生活课程理论有着必然的联系。我们研究陶行知的生活课程理论必将有利于推动当前课程改革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