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现代化”概念的提出

第二节　“人的现代化”概念的提出

中国现代化从上个世纪中叶萌发至今，已经历了一个半世纪艰难曲折的历程。随着现代化运动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的逐层深入，中国人也越来越明确地得出结论：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社会整体结构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体——163人的素质、行为及其观念现代化有机交织而成的变迁过程；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人的努力和伟大创造。

一、人的现代化的战略价值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亲笔为景山学校题写了16个大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从字面上说，这－题词是在改革开放伊始，对中国教育发展方向的总体揭示，可谓言简意赅，字字千钧。然而从更深层的意义来看，它还有着两重更广泛的含义。首先，它对中国的现代化战略作了新的补充，不仅提出当代教育事业要面向和适应中国的现代化大业，而且提出了中国在以往的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还需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其次，教育的目的是培育人，教育面向现代化的实质就是中国要尽快造就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代化新人，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化战略在更深层次上的延伸——实现人的现代化。邓小平在1983年所题的这16个大字，其意义和分量在随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愈加突出而凝重。

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由社会整体结构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体——人的观念和行为的现代化这双轨系统有机交织而成的变迁过程。如何在加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尽快造就出一代有较高文化素质和高尚精神境界的社会主义新人，是中国跨世纪进程中社会科学工作者亟待解答的历史性大课题。

社会主义人的现代化发展的战略价值着重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从宏观的历史进程角度来看，今天提出实现人的现代化实质上是在致力于完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未竟之业。自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炮声轰开了我国的封建大门后，我国便开始了现代化变迁。1949年我国社会摆脱了封建、殖民的统治束缚，已具备了包容现代化的政体条件；而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直到1979年开始的经济体制转轨，我们才用沉重的教训换来了包容现代化的经济条件。

但是，政治、经济的改革只是推翻了有形的、落后的制度，本世纪初开始的不彻底的文化革新并未能铲除人们一系列封闭、愚昧、陈腐的封建意识，并未能形成包容现代化的良好的文化环境。至今还存在着的与现代化发展格格不入的无形文化余毒，从各方面侵蚀着我们的改革事业。在20世纪末我们高扬起社会主义人的现代化大旗，意味着中国新文化革命第二次高潮的到来。在这场革命中，我们要彻底洗涤一切不良的文化环境，要使民主和科学这两位“先生”真正移植进中国的国民性之中。这一创造新人、创造新文化的价值，就在于促使中国的历史变迁真正实现质的飞跃，为我国全体社会成员自觉接受共产主义观念和目标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石。

从中观的中国社会文明进步趋向来看，人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层次目标。人的现代化同时意味着现代人个性世界的开放化和合理化，它与传统文化中某些因素对人个性的长期压抑所形成的冲突已是历史的必然。就现代化变迁对现代人行为状态的决定性影响而言，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社会变革的挑战首先向人的现代化研究提出了两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一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和扬弃；二是对于现代外来文化的理解和取舍。只有对这两个问题作出较为圆满的解释，对新旧文化的输入输出作出正确的选择，才能为人的发展确立起一个良好的内在行为规范体系，保证人的个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挥；才能形成一个与社会开放、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文化意识形态，为我国现代化战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从微观的社会变迁的矛盾演变来看，人的现代化意味着人的素质、思想境界以及理性化程度的提高，从而有利于社会剧变、动荡中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解决。人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其运行环境、表层结构甚至部分机体都不可避免地存在障碍性因素，寻找消除这些障碍因素的途径，正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促使人民经济生活的富裕，促成了购买力上升，而由于闲暇时间的增加也促成精神生活需求的增长。但是，如果一旦忽略人们社会生活和精神的需求，即使经济发展了，闲暇时间增多了，社会问题反而会愈变愈多。

近年来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便出现了不少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如：“消极亚文化”——封建保守的反现代倾向、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等；“消费饥饿症”——不合理的消费结构、盲目攀比心理等；“病态生活时序”——不合理的闲暇消费以及青少年越轨现象增多等。因此，深入开展对人的现代化环境、过程机制及其目标的研究，便是力图从提高人的精神素质、道德理念出发，寻找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途径，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良好的软环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提供积极的主体性保障。

二、“人的现代化”概念的提出

人的现代化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主旋律，被明确提出是20世纪中叶以后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步入了一个追求和平与加速发展的时期，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成为各国发展的主题，在对现代化开展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中，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家逐渐注意到一条从“重物”到“重人”的现代化发展的逻辑线索，即经济的起飞是现代化的基础，没有经济的起飞，一切现代化都谈不上。但是经济起飞必须有一个合适的时机、有一个适当的政治结构来保障，而政治的变革首先又要以人的观念变革为前导。

因此，在1958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中，D.勒纳通过他对中东地区现代化过程的实证研究揭示：“现代化主要是——心灵的状态——进步的期望、成长的倾向及让自我适应变迁的准备……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在人格系统上有所调整，也即必须要具有一种＇心灵的流动＇及＇移情能力＇。”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者A.英格尔斯和D.史密斯主持了一项大型跨国研究，通过对六个发展中国家发收了六千份个人现代测量问卷，他们在1966年12月发表于《社会测量》（美）杂志上的《综合现代性量表、个人现代性的一个比较心理学度量》中首先明确地提出了个人现代化概念。在其后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中，他们的报告逐渐引起愈加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研究人的现代化的阵营中，其中有影响的如苏兹曼的博士论文《人格现代化》（1973年）、V.卡瓦里斯的《后现代人》（1970年）等等。

大陆学者提出并开展人的现代化问题研究，则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解放思想，将中国的社会进程重新纳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航道。此后，理论界开始了对现代化方方面面问题的研究。据有关资料表明，大陆学者最先明确阐述人的现代化概念和重要性的人之中，李鹏程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一个。他早在1980年5月，就在其《四个现代化与人》一文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人是四个现代化整个社会变革过程中主体位置的确定不移的占有者”、“人是四个现代化的目的的承担者和归宿”，因此“四个现代化是属于人的社会的现代化，所以，它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是为了人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必须是为了现实的人即人的现实生命活动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必须是为了具体的人的现代化，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现代化，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现代化”。

然而，由于改革开放伊始百废待兴，世人更多的是关注农业、工业的加速发展以及各项经济体制改革，人的现代化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逐渐形成社会性的重要议题。这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十年改革的成就伟大而显著，但因社会急剧变革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如同很多国家现代化初始阶段一样，80年代的中国面临人口、爆炸、教育落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治安混乱、分配不公、生态遭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严峻的现实令人深为忧虑。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滞后，使封建特权和现代经济相结合的权力经济结构得以膨胀，它不仅吞噬经济改革的成果，而且酿成严重的腐败现象。中国仍然存在着贫困和愚昧，西北地区黄土高坡上的农民依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东南地区富庶的农民仍在造坟、修庙、赌博、纳妾，物质的富足并没有解决精神的贫困。中国还存在着数以亿计的文盲，不改变这一落后现状，怎样能够实现现代化？

前十年的改革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忽视了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人的教育与精神建设。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整个社会的全方位现代化，达到人类文明在当代的最高标准和最新成就。我们不仅要有物质的、制度的现代化；更重要的，还要有人的观念和行为的现代化，使全民族的精神素质达到当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掀起的文化热、生活方式变革热、对教育改革的关注、关于新思维和主体论的探讨、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都是围绕人的现代化这一主题而展开的，人的现代化成为一个东方文明大国新一轮革新发展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