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人文环境与精神气候

第一节　西南联大的人文环境与精神气候

一、西南联大的精神传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7月29日，日本侵略军疯狂轰炸了南开大学。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分别洗劫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园沦为日本人的军营、马厩和随军妓院。在此情况下，1938年8月，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做出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等三校师生立即撤离，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于是，中国开始了现代历史上最悲壮的一次文化人的大撤退。三校师生抵达长沙后，与中央研究院等共同组成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当时的教育部电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从此，三校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38年11月，日本人袭击长沙，三校师生不得不向云南迁徙，先落脚蒙自，后辗转至昆明。1946年7月，在战争的夹缝中顽强生存的西南联大完成了历史使命并解体。

在这三所联合起来的大学中，清华建校的时间最短，原为1909年美国庚子退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改为清华学校，但办学目的亦然，1925年成立大学部，1928年才完成向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的过渡。创办于1904年的私立南开学校在1919年建立大学部，也具备了现代大学的雏形，南开的传统则是“公能”校训指引下的应用实干。北大的历史最为悠久，它肇始于1898年筹办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为北京大学，至1917年年初蔡元培执掌北大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之后，其学风及基本建制已然形成。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及实践，一般认为主要有三点：“第一，‘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第二，外争独立思考，内讲专深学术；第三，以‘美育’养成人格”。⁽¹⁾正是这些办学理念的成功实践，北大便成为其时国内颇具影响的一流大学。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则是“思想自由”理念的确认与传播。蔡元培在《大学教育》一文中特别突出了“思想自由”对于教育的重要性：

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²⁾

拒绝宗教或政党的拘束，是为了保证教育的相对独立性，而允许教授讲课和学生择课的自由，则是对个体学术兴趣选择的尊重，以及对独立思考的推崇。这是蔡元培建构的北大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一个基本准则。

同为大学校长，梅贻琦对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大学理念是颇有体悟并认同的，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³⁾

1931年12月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正是在他的任内，使清华也确立了民主管理，学术独立，严格规章，思想自由的办学风格，清华亦成为建制合理，顺应世界教育潮流的大学。后来作为西南联大实际负责人的梅贻琦——联大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是由三校校长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但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另有要职在身，联大的实际领导者是梅贻琦——仍旧继续坚持和贯彻“思想自由”的精神理念与治校方式。他在主持西南联大校政时，既以清华风格作为构筑联大校园精神的基础，同时汲取其他两校的办学优长，并且在联合的基础上使各校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正所谓“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使联大成为了战时联合办校的一个范例。当然，一个自由、独立的学院空间的存在离不了制度化的保障。没有具体的制度作依托，所谓独立思考、自由探讨、专深学术等根本无法真正落实。在这个意义上，西南联大的“教授治校”体制为联大师生自由的精神活动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教授治校”体制最初也是由蔡元培引进北大的。1917年蔡元培主持设立了北大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权力机构。评议会的评议员以教授为主体。评议会成为“教授治校”体制的重要保障和体现，这是教育“应超然于各派政治以外”的大学独立目标实现的途径。后来，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的主张，设立校务会议，作为学校最高领导机构，以取代评议会。北大“教授治校”的体制不再彰显，后来却成为清华管理体制上的传统。清华大学设有教授会，是全校最高权力机构，评议会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是执行机构。评议会是清华大学“教授治校”体制的核心所在和重要体现。梅贻琦接任校长后，继续加以扶植。⁽⁴⁾他十分看重教师的作用，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②在1936年的《致全体校友书》中，他也表示：“是以吾人之图本校之发展，之图提高本校之学术地位也，亦以充实师资为第一义。……总之，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亟也。”⁽⁵⁾在领导西南联大时，他更是毫不犹豫地将这一传统引进了联大的管理体制，联大的大小事务都由教授会议来决定。1938年10月26日，联大第92次常务委员会还通过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议组织大纲》，⁽⁶⁾明确规定联大的校务会议成员以教授为主体，具体讨论、处理大学预算及决算、大学学院及学系之设立与废止、大学各种规程等校务。

西南联大在诞生之初，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三校联合办学，本来也就是国民政府为了在战时维系文化教育事业的存在与发展而作出的决议。在具体的经费支持上，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联大的学生大多享有国民政府发放的“贷金”。这贷金实际上是不用偿还的。绝大多数学生就是依靠这贷金在艰难中完成学业的。正如何兆武回忆联大求学生涯时所说：“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这和今天大不一样。假如那个时候要学费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上不了学，不但我们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学，包括杨振宁。那时候教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大家人，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么学？”⁽⁷⁾

不过，国民政府对西南联大的限制和要求也很多：“国民政府用来统制大学（包括联大）的政策有：三民主义教育（也称为党义教育）；导师制、训导处的设置；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全国精神总动员》令的实行；统一教材和课程；采取教授资格审查制度。”⁽⁸⁾西南联大为此进行了“外争独立思考”的反抗。针对具有强制色彩的党义教育，“西南联大采取了极为灵活的方式处理，曾采用讲座的方式，确定10个讲题，由三民主义教学委员会的成员轮流主讲。后改用交读书报告代替。联大对此门课要求不严，实际上有些学生从未听过课，也未交过读书报告，但所有学生成绩单上这门课程都列为及格”。⁽⁹⁾国民政府统一大学课程与教材的决议，更是遭到了西南联大的坚决抵制。1940年6月10日，教授评议会通过了致常委会的公函，这封公函从大学的特点、教育的独立性、学术的自由等多方面标举了联大教授教育自由、思想自由的大学教育理念。公函明确指出，大学作为最高学府，最重要的特点是“包罗万象”、“同归而殊途”，反对“刻板文章，勒令从同”。并坚决维护教育、学术的独立性，“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者也”。公函最后自信地写道：“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¹⁰⁾虽说这只是一封呈常委会的普通公函，但联大教授敢于如此立言，正是坚定维护独立学院空间的重要体现。

“教授治校”体制的确立，使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及文化自由获得了极为有效的制度保障，同时也激发了教授们对教育事业积极参与的主人翁意识。不仅如此，“教授治校”还吸引了更多学者的到来，而这对一个自由、独立的学院空间的形成至关重要。西南联大可谓是名家大家云集，如中国文学系有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罗庸、杨振声、陈寅恪、刘文典、王力、魏建功、唐兰；外国文学系有叶公超、柳无忌、燕卜荪、吴宓、吴达元、钱锺书、杨业治、冯至、卞之琳、闻家驷；历史学系有雷海宗、姚从吾、郑天挺、钱穆、张荫麟、吴晗；哲学心理学系有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云集西南联大，自然使联大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学术中心与文化重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院空间。

有了体制上的规约与保障，三校“兼容并包”的自由理念与精神传统便得以在西南联大发展壮大。在联大校园里，“不同学术主张的专家均无向隅的寂寞”，⁽¹¹⁾这种精神熔铸在教师独立自由的学术生命中，便是意志自由、思想独立、作风踏实、物我两忘的学术境界，以及安贫乐道、超凡脱俗、旷达无羁的处世心态。很多学生在教授人格魅力的熏染、感召和引领下，也都自觉传承并光大优良的精神传统。而这正是用来应对战争环境中恶劣的生存、学习条件的制胜法宝。在战时的昆明，困扰联大师生日常生活的莫过于日军空袭、物资短缺、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艰辛。据汪曾祺回忆，昆明当时没有任何防空力量，日军的飞机想来就来，几乎每天都有，甚至一天两次，“跑警报”于是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但师生对此安之若素，处变不惊，甚至还有在简易防空洞里用碎石子嵌缀对联的雅兴，在调侃与戏谑中自有一番洒脱率真。

物价飞涨使曾经有着优厚收入的联大教授们困窘不堪，从1927年9月开始，教师薪金便改为七成发给（以50元为基数，余额按七成发放），加上名目繁多的捐款，所剩不多。1940年起虽改发全薪，但因物价暴涨，战前的350元月薪，至1940年下半年仅值37．1元，至1943年3月薪金增加到2 180元，也只抵得战前的12．1元。⁽¹²⁾到1945年，一个教授的月薪，已不能维持全家最低的生活水平，其生活境遇真是艰难无比。像张奚若那样的名教授，由于交不起房租，受到房东的责骂；闻一多难以维持家庭生计，只好挂牌治印，常常为人刻图章直至深夜；校长梅贻琦的夫人摆地摊变卖子女们孩童时的衣物，还邀约一些教授夫人做“定胜糕”，请冠生园食品店代销；叶圣陶为维持一家七口的最低生活，同时在重庆巴蜀学校、国立戏剧学校、北碚复旦大学三个学校教课，挤车挤船，苦不堪言，尤其是他讲课“惯用高音，语语使劲，待下课时累得要命，有几天连上五节，待回来看见椅子就坐下，再也不想起来”；朱自清冬天也只能披一件赶马人穿的“一片瓦”硬毛毡御寒；陈岱孙到了隆冬季节还穿着卡其布的西式短裤上课。但这些在价值取向和文化观念上颇多西方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却在贫困的挤压下，表现出中国传统文人清贫自守、士志于道的人文情怀，坚持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儒家风范。1942年，联大25位教授拒受教育部拨发的特别办公费，宁肯靠家人炸麻花、做糕点维持生计，也要“维持联大甘苦共尝之精神”，以严格的自律彰显师道的尊严。

更加可贵的是，恶劣的生存条件丝毫没有影响联大教师泰然自处的心态，他们依然可以心无旁骛地沉潜于学问的研究。如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八年中，冯友兰写出了奠定他哲学体系的《贞元六书》，在谈及此书的写作过程时，冯友兰表示：“颠沛流离并没有妨碍我写作。民族的兴亡与历史的变化，倒是给我许多启示和激发。没有这些启示和激发，书是写不出来的。”⁽¹³⁾《贞元六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反思，他认为这是涉及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并希望通过梳理传统思想，“帮助中华民族，度过大难，恢复旧物，出现中兴”。^②这是他在感怀祖国艰难时世中的治学心境。或许因为“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他才赋予学术研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内涵，将学术研究和日常教学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思结合起来。此外，陈寅恪也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金岳霖写出了《论道》、《知识论》，王力写出了《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冯至写出了《歌德论述》、《杜甫传》，闻一多写出了《周易义证类纂》、《楚辞校补》、《璞堂杂识》，朱自清写出了《诗言志辩》、《经典常谈》、《新诗杂话》，汤用彤写出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郑天挺写出了《清史探微》，钱穆写出了《国史大纲》，朱光潜写出了《诗论》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在文化理想和精神传统的滋养和激励下，他们完成了标志其学术地位的传世之作。在教学上，他们同样一丝不苟。由于房舍紧张，教授一般住集体宿舍，或带家眷到城外租住农民房，一家人也不过租一两间小房，数口人挤在一起，有的甚至住到农民的牛栏楼上。即便是校长梅贻琦，也同一般教授一样住民房，阶沿上摆几把椅子就算是“客厅”了。昆明遭频繁轰炸后，迁居城外的教授更多，且分布稀散，距离学校都较远，他们来校上课，有的坐马车，有的徒步，有的头天就进城。虽然都很辛苦，但教授们上课从未迟到，还经常提前坐在教室里等学生，一打钟便准时上课。也没有谁因生活条件艰苦而放松备课和写讲义。闻一多常在昏黄的豆油灯光下备课至深夜。朱自清不厌其烦地给学生批改作业，一次他答应第二天给学生发作文，当时他身患痢疾，仍强支撑着改作文，他在书桌边放一只马桶，整整改了一夜作文，拉了二十多次，第二天眼窝深陷，脸色蜡黄，仍赶到学校上课。联大的这些老师身在苦中却苦中作乐。正因如此，冯至后来在回忆联大生活时会饱含深情地说：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¹⁴⁾

西南联大是在民族危机加深、全民奋起抗战的动荡环境中创立的，故一切因陋就简。校舍都是在仓促之间用土坯、茅草和铁皮垒起来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食堂及学生宿舍也莫不如此，几乎没有一间砖瓦房。但在这样艰苦的境遇中，教师认真讲学著述，学生自然也不懈怠，联大迁到昆明后，条件仍然十分艰苦。校本部和文、理、法、商四院的校舍地面，原是一片坟地，坟墓迁走后才改建为校舍。房屋潮湿阴暗，40个人同挤在一间屋内，一到雨季房子漏水，还常常要打伞睡觉。很多学生因宿舍条件差，不得不到市上茶馆里自修，“泡茶馆”后来竟成了联大学子们最美好的回忆。汪曾祺说：“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李政道也常自称是“茶馆里的大学生”，“其中主要原因是晚上有汽灯，所以这是我们晚上唯一可以念书的地方”。联大上课不点名，自习也不督促。他们一边勤奋苦读，一边还将学术文艺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难怪冯友兰会感慨颇深地说：“我觉得在这个短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的表现。那个文学院的学术空气，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厚。”⁽¹⁵⁾

西南联大成功的主要因素正是在自由精神的润泽下，在“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制的荫蔽下，真正自由、独立的学院空间得以形成并存在。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中，在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这种学院空间的存在尤为可贵，它为承担文化重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难得的避难所，并因此维系了民族文化的血脉，保持了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正如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上所写：“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立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¹⁶⁾而云南省商会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在“公送”西南联大北归的序文中也写道：“西南联合大学，结茅立舍，弦诵一如其平时。留滇九年，凡所以导扬文化，恢宏学术者无不至，一时文教之盛，遂使昆明屹然为西南文化之中心……视彼宋太学、明东林，随外患兵乱为散火者，奚可同年语。”⁽¹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南联大完全独立于社会，或者说与社会是隔绝的。恰恰相反，其本身就是战争的产物，并与战争共始终。它的可贵之处，正是在战争的严峻环境中坚守了一个相对完满自足的学院空间，使西南联大师生率性自由的精神传统获得了保障和实现。

二、西南联大的教学理念

作为影响文学发展的一种新的文化因素，大学对于文学观念的变革、文学思潮的形成，以及作家创作个性的培养，均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凭借体制化的保障力量，大学拥有其他文化因素难以比拟的优势。“五四”新文学之所以能够短时期内在社会上造成广泛的影响并获得巨大的成功，与北京大学当时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京派”作家群由于与校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创作刻上了鲜明的学院派烙印；40年代国统区文学创作上出现的种种现代主义倾向，也是由西南联大校园的文化环境所催生和培育的。抗战时期出现的特殊大学西南联大，则无论在师资队伍结构、课程设置、教学模式，还是在校风特色、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堪称一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这里集中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有陈寅恪、冯友兰等已成熟的学者专家，也有钱锺书、冯至等刚刚学成回国的一批青年佼佼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有着完整的中西文化教育背景，欧化程度颇高。据统计，“当时西南联大的一百七十九位教授当中，留美的有九十七位，留欧陆的三十八位，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二十三位未留学。联大的三位常委梅贻琦和蒋梦麟是留美的，张伯苓未留学。五位院长（文、理、工、法商、师范），全部是留美的博士。26个系主任中，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其余全部是留美的”。⁽¹⁸⁾这个数据表明，欧美留学生构成了西南联大教授的主体。他们体验过欧美工业社会的优越，接受过现代文化的洗礼，他们带回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并在不同程度上传播于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于是成为当时中国接受西方文化的前哨，而联大“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人文氛围，也有益于莘莘学子更好地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五四”新文化精神在这里得到最好的延续。正如有论者所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源于大学这个独立的精神家园，最终的承传恐怕非靠大学不可。西南联大在抗战中所坚守的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无论是教师和学生，都将校园视为追求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独立家园。”^②而这种对新文学的接续，最明显地体现在学校的课程设置上。为了更好地传授新文学知识，西南联大开设了一系列新文学课程，如杨振声于1939年春开了“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课，1939年秋他又开了“现代中国文学”课，1944年杨振声赴美讲学，此课便由沈从文继续开，直到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1940年起，沈从文开设“各体文习作”课，直至西南联大结束；1945年，李广田也开了“各体文习作”课；1941年，沈从文还开了“创作实习”课；1942年，杨振声开了“文学概论”课，后来由李广田接手开到西南联大结束；1945年，杨振声还开了“世界文学名著选读及试译”课。这么多新文学课程堂而皇之地登上大学的讲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要知道，直到1937年南迁之前，作为新文学发祥地的北京大学还没有开出一门专讲新文学的课程，虽然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武汉大学开设过新文学课，但也是阻力重重，无法作为常设课在大学讲堂上站稳脚跟，更遑论与古代文学抗衡了。

更加重要的是，西南联大还设立了全校性的必修课“大一国文”，讲授的篇目将近一半为语体文——白话文——而且学生作文限用语体文写。每个学生都要学这门课，考试不及格不得毕业。大一国文课由中文系老师上，教材也是中文系老师自己编的。1938年，中文系组成“大一国文”委员会，由杨振声主持，课本则是全体老师推荐的篇目，几经讨论编纂而成，又经过教学检验，增删内容，到1942年正式编定。这本教材的最大特点是选入了新文学作品，全书包括了15篇文言文，11篇语体文，44首古代诗词。现代文学作品进入大学国文教材，这是中国有大学以来之第一次。选入教材的新文学包括文学理论、小说、散文、戏剧作品，其中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的《示众》、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丁西林的《压迫》等。为了避嫌，西南联大教师的作品一律不选。这本教材集中体现了西南联大教师的中国文学观：厚古而不薄今。他们认为新文学作品已出现了经典，可以与古代文学平起平坐了。这无疑对新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小学背惯了古文的联大学生，进入大学后，在课本上读到了新鲜的现代文学作品，再听老师在课堂上分析它们的美妙之处，思想上的震撼自然很大。“大一国文”一个相当重要意义是，把学生引向了白话文写作，对学生运用白话文从事新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汪曾祺就把《大一国文读本》视为“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¹⁹⁾可见这本书对学生的影响之深。

1942年，教育部规定“大一国文”课必须采用部颁的统一教材。而部颁的《大学国文选目》全是文言文，计有周秦诗文18篇，汉魏六朝文23篇，唐宋文17篇，明清文2篇。“这个选目，最注重的是汉魏六朝文，其次是周秦文，再次是唐宋文，明清文已非所重，近百年来的文章更谈不到。”⁽²⁰⁾为此，联大教师坚决抵制。1944年，迫于压力，“大一国文”委员会在使用部编教材的同时，另编了一本《西南联合大学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后改名《语体文示范》），作为补充教材。这本《文选》除收入原先的11篇现代文学作品外，还增加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节录）、鲁迅的《狂人日记》、徐志摩的《死城》（节选）、冰心的《往事》（节选）、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之美》、朱光潜的《文艺与道德》和《无言之美》、梁宗岱的《歌德与李白》和《诗·诗人之批评家》等，更增添了语体文的分量。此外，联大明确规定，“大一国文”课的作文必须用白话文写作，每两周作文一次，期末考试也只能用白话文。这种规定在当时的大学里绝无仅有。这就又提高了白话文的地位，促进了学生对白话文的兴趣和运用白话的能力。经过这样的操练，白话文已深深地扎根在学生的心中了。由此可见，白话文能够在西南联大全校兴盛，新文学能够在西南联大蓬勃生长，五四文学传统能够在西南联大发扬光大，“大一国文”课功不可没。

不过，从西南联大中文系文学组的整体课程设置来看，古代文学的课程还是占了绝大部分。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载，在三、四年级的文学选修课二十一门中，古代文学占了十七门，仅有四门属于现代文学，而这四门中，还有一门是“文学概论”，一门是“世界文学名著选读及试译”，剩下的两门中，“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只在1939年上半年开过一次，常开的课仅有“现代中国文学”一门。可见在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中，中国现代文学的分量还是很轻的。但写作方面的选修课就不同了，开出的四门课都与现代文学有关，其中“音乐歌词”和“应用文”古今兼及，以古为主；“创作实习”和“各体文习作”就完全是教授语体文的写作了。⁽²¹⁾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与中文系教师的专业知识结构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反映了西南联大的文学教育理念：学问在古代，写作则学现代。这就比写作也学古代的旧观念有了很大的进步。

联大的教师本着教书育人的目的，率性而为，畅所欲言，显得个性十足，在对待现代文学的态度上表现尤为明显。大学中文系历来厚古薄今，对现代文学不大重视，这在联大也不可避免，但却引起了教师们激烈的论争。据当时的中文系学生刘北汜回忆，有一次系里开茶话会，部分教师和新生参加。主持茶话会的系主任罗常培首先讲话。他一开始讲了些系务方面的事，突然“略为提高声音，话头一转”，批评了学号为1188的同学（即刘北汜）：“他的表里，说他爱读新文学，讨厌旧文学、老古董。这思想要纠正。中国文学系，就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中国古代文学的系。爱读新文学，就不该读中文系！”讲到这里，系主任声音都有些激动。被批评的刘北汜很狼狈，会场上一时也鸦静下来。没想到罗常培刚讲完坐下，坐在刘北汜右侧桌边的朱自清“忽然挺身站起”，说：“这同学的意见，我认为值得重视。既把古汉语、古代文学学好，又能学好现代汉语、现代文学，这应该是中文系的方向；不能说中文系的学生爱读新文学就要不得。研读古文，不过为的便于了解和运用古代文学遗产，但这绝不是中文系的惟一目标！”⁽²²⁾朱自清的话显然是针对罗常培的，而且直截了当，毫不遮饰，弄得大家都紧张地忘记了喝茶。更没想到写过中篇小说《玉君》的杨振声教授（他开设的课程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又站起来附和朱自清，而且明明白白提出增加现代文学的比重，说的时候“神情严肃，声音宏亮”，茶话会于是成了辩论会。那天诗人闻一多和小说家沈从文因故未来参加，要不然会场上的争论可能更甚。

联大的教学也不拘泥于课本规定的范畴，非常自由。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科成了播音员，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联大学子对此体会颇深：

比如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作用正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我在二年级的时候才十九岁，教政治学概论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周世逑，他的第一节课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问：“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这是当然的，那么，什么叫政治？孙中山有个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官方的经典定义。可是我们老师一上来就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么敢这么说？不过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²³⁾

现代派诗人之一的赵瑞蕻谈及当年在文学院求学的经历时还说：“联大实行‘通才教育’，即‘自由教育’……必修课外，开了许多选修课，甚至一门相同的课，由一至二三个教师担任，各讲各的，各有其特色，这就有‘唱对台戏’的味儿，起着竞赛的互相促进作用了。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读，主要讲自己的专长、研究心得。”⁽²⁴⁾像语体文教授沈从文教写作课就自成一体，他上课的方式大体可以概括为“以写代讲”。或许是因为口拙木讷，或许是因为没有受过正统的大学教育，沈从文讲课毫无定规，没有系统，但他会举很多的作品来说明一个写作的原则，他讲冰心的《笑》、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俞平伯的《西泠桥上卖甘蔗》、废名的《竹林的故事》，以此便能理出一条语体文运用的发展轨迹：从冰心的“文白杂糅”到朱自清的“文学的基础完全建筑在活用的语言上”，再到废名的“不黏不滞，不凝于物，不为自己所表现‘事’或表现工具‘字’所拘束限制”。⁽²⁵⁾听课者也许一时理不出头绪，但到写作实践中，学生便能悟出这些茫然话语之中的真谛。汪曾祺认为“小说学的精髓”是“要贴到人物来写”，⁽²⁶⁾就是沈从文在课堂上讲的话。沈从文对学生作文的批改也很认真，有时批语竟比原作还要长，这就有针对性地使学生提高了写作水平。闻一多把他的“唐诗”课讲成了“田间”课也是教学自由的生动例子。明明应该讲唐诗宋词，但闻一多却激情大发，任凭兴之所至，在课堂上高度赞扬起田间诗歌那“‘沉着的’、‘庄严的’、‘雄壮的’、‘勇敢的’、‘浑厚的’、‘猛烈的’、‘刚毅的’、‘激动的’、‘粗犷的’、‘急躁的’、‘横蛮的’、‘倔强的’……‘男性的’”“鼓”的声音来，称田间是“擂鼓的诗人”，并说“我们要有更多的这样的时代的鼓手！”⁽²⁷⁾在他的号召下，西南联大的朗诵诗创作蔚然成风。

联大的学生同样也是自由无拘束的，何兆武回忆说：“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比如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²⁸⁾赵瑞蕻直至暮年，回想起当年泡茶馆的闲暇时光，也依旧是深情满怀：

那时，还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就是“泡茶馆”，因为坐得很久，所以叫“泡”。“泡茶馆”也成为联大师生（尤其是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那时，学校附近如文林街、凤翥街、龙翔街等有许多本地人或外来人开的茶馆，除喝茶外，还可吃些糕饼、地瓜、花生米、小点心之类的东西。许多同学经常坐在里边泡杯茶，主要是看书、聊天、讨论问题、写东西，写读书报告甚至论文等等。自由自在，舒畅随意，没有什么拘束；也可以在那里面跟老师们辩论什么，争得面红耳赤（当然，我们经常也在宿舍里或者在教室里就某件事，某个人，某本书，某个观点展开热烈的辩论，争个不休）。街上也有几家咖啡店，我记得昆师门口有一家“雅座”；北门街上那个店叫做“Cafe cheznous”（咖啡之家）更神气点。我记得燕卜荪先生喜欢独自坐在那儿，边喝咖啡，边抽烟，边看书。不过，师生们多半是走进一个小食店，随意吃碗“过桥米线”或者饵块（一种籼米做的白色糕，切成一片片的，配上佐料），那也是大家时常见面聊天的场所。这些都是联大师生生活中的一部分镜头，是直到如今仍令人怀念的一幅幅风俗画。⁽²⁹⁾

王佐良说起西南联大时曾这样评价：“它的文学院不仅出大学者，还出大作家。”⁽³⁰⁾确乎如此，西南联大的教育理念确实对新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不仅是因为新文学课程的传授乃至普及，与教师提倡并身体力行地写作新文学作品也是密不可分的。为了更好地教授语体文写作，沈从文此时期的不少作品带有明显的示范性特征，有的就是为了教学作示范而写的，如发表在《文聚》第二期上的《王嫂》，即便是《烛虚》、《看虹摘星录》等实验性的作品，亦对联大的新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执教于外文系的冯至，搁笔十年又重新创作，其作品也有着很大的示范作用，他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几乎篇篇都是典范，在学生中影响巨大，尤其是1942年结集出版的《十四行集》，被学生争相传阅，极大地推动了西南联大乃至整个中国新诗的创作。李广田1941年才来西南联大，但他和沈从文一起，专讲语体文写作，他又是联大冬青、文艺等文学社团的导师，其创作的示范意义自然不言而喻，他此时期写有散文、小说、诗歌等，散文《空壳》、《到橘子林去》，小说《没有名字的人们》、《引力》，诗歌《给爱星的人们》、《我听见有人控告我》等，在学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和冯至一样任教于外文系的陈铨，对联大新文学创作的影响也不可小视。陈铨在联大主要创作小说和戏剧，他改编的话剧《祖国》是联大在昆明的首演剧目，演出轰动昆明，话剧《野玫瑰》也获得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届“学术奖”。陈铨对现代戏剧文学的发展也起了较好的促进作用。同样任教于外文系的卞之琳，以其翻译的《亨利第三》、《旗手》，及创作的诗歌《慰劳信集》和小说《山山水水》等，也赢得了学生们广泛的喜爱。朱自清的散文无疑是新文学创作的典范，他此时作品的数量不多，但都是值得学习的范例，如《蒙自杂记》、《〈西南采风录〉序》等。闻一多写得虽少，但他的笔端总能拨动心弦，让人激动，可惜他的作品多发表在西南联大后期，影响不及前几位那么大。总之，西南联大的教师们正是以其示范性的优秀作品，带动了联大新文学创作的整体繁荣，使新文学在时世艰难的境遇中攀登上了又一个高峰。

西南联大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当之无愧地是一所真正意义上丰碑式的大学。它的出现虽说是在战争环境中，为了保存中国现代正规教育的脉息而采取的临时举措，但风雨如晦之中，它“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立民主堡垒之称号”，推崇人文主义、学术自由和通才教育，具备真正学院精神的本质内涵，这种精神依托健全的治校机制与办学理念，有效地保证了联大一切教育科研以及学术活动得以顺利进行，也吸引和荟萃了海内外众多著名的大师、专家，以及跻身世界学术前沿的青年学者，凝聚了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鼎盛的学者和教授队伍，从而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培养、造就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其中有许多人成为蜚声中外的科学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联大师生秉持着三校共通的“爱国、民主、科学”的思想传统，意志坚定、精神昂扬，他们无不怀着报效祖国的决心和斗志，埋首于各自的专业领域，潜心研读，刻苦进取，以他们自己独特的音符，应和着抗日救亡的民族大合唱：“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就是当年他们反复咏唱的校歌。西南联大虽然仅有八年的历史，但却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宽广博大的胸襟和独到的办学特色，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