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发展

上海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发展

口述：陈步君　　　　　　　

采访、整理：顾继虎　赵月琴

时间：2011年12月1日　　　

20世纪50年代

解放初期，上海中小学德育的第一个特点是强调中小学生要参加政治运动，投入到火热的政治运动中去。解放那年，我只有10岁。当时对中小学生进行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反动派的教育。1950年，美国入侵朝鲜，一直轰炸到我们东北，我们开展抗美援朝。当时在成年人和学生中出现了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怎么教育老百姓、教育中小学生去仇美、反美、鄙美？学校组织中小学生参加游行，上街宣传，揭露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真面目。我记得自己当时就在游行队伍里吹笛子；到虹口公园去演活报剧；还到复兴中学大合唱，唱欢送大哥大姐参加抗美援朝的歌曲，记得歌词是“喜鹊喜鹊叫喳喳，大哥大姐们戴红花………”还有中小学生欢送大哥大姐到南京军事干校参干、参军，参加抗美援朝。后来还有参加“三反”、“五反”的宣传，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等。中小学生在活动中受到深刻的教育，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踊跃捐款捐物，购买飞机大炮，支持抗美援朝。

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学生停课参加炼钢铁，操场里筑了好多土法炼钢炉、冲天炉，破坏了整个教育秩序。那一年我刚留校工作不久，积极参加炼钢铁，还烧焦了头发。后来我们又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参与过敞开肚皮吃饭的荒唐事情；紧接着又去参加上钢五厂（现在已并入宝钢）的建厂，住在冰库（不储冰时期）里面；回校后又参加养猪、赶麻雀等活动。总之，那个时期在“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指导下，中小学生也参与各项政治运动，忽视了年龄特点和教育规律。

那时，上海全市中小学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那时鼓励学生敞开思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家对各种历史问题、社会问题、民生问题、教育问题等提出不同看法，进行讨论、辩论。这本是一种自我教育的好方法，但后来受“反右”等“左”的思潮影响，在整团的时候，一些带头敞开思想进行大辩论的几个团支部书记和学生又受到了批判。

解放初期，上海中小学德育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学习苏联。当时反对美帝国主义，毛主席提出了“一边倒”，倒向苏联，提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时大量引进苏联的电影、小说等，反正什么都是苏联的好。我们当时还普遍学俄语，本来有些学校学英语的，结果全都改成学俄语。学苏联，实际上也是一种理想教育。我年轻时向往苏联电影里骑摩托车、拉手风琴、在森林里举办篝火晚会的生活。我们认为之所以要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大跃进，就是要建设这样一个美好的社会。当时与苏联小朋友通信成了中学生的一种时尚。好多学生，主要是优秀的学生才能和苏联学生通信。另外也阅读了不少苏联小说，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正的人》、《勇敢》等，后来我们很多优秀的班级都命名为“古里亚班”、“保尔·柯察金班”。古里亚是卫国英雄，她小的时候功课做不出来，弟弟让她抄，她不肯，坚持要独立完成。这些对我们影响还是蛮深的。特别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一句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当时这成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座右铭。对苏联英雄的学习对学生转变思想观念起到了一定作用。

解放初期，上海中小学德育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1949年10月少先队组织建立，我是上海市第一批少先队员；还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1948年恢复的，1959年才改成共产主义青年团。针对学生集体主义观念淡薄等现状，当时团组织主要进行集体主义观念等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我记得当时上海的《青年报》进行了马小彦事件的讨论，还普遍开展学习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学习高玉宝刻苦学习的故事，印象很深。

20世纪60年代

20世纪60年代上海的德育工作第一个重点是纠“左”，对50年代的团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当时党中央提出来要总结经验教训，工业总结了60条，农业总结了60条，中学总结了50条，小学总结了40条，共青团总结了38条。当时提出中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党组织起到保障监督作用，而且提出学校以教学为主。当时德育工作不是教育局分管的，是团市委负责的，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共青团的工作要“点点滴滴、精雕细刻、潜移默化、实事求是”，兼顾思想、工作和学习、生活两头。以前只强调政治运动和思想，现在也要强调学习、生活、娱乐和休息。

当时比较突出的几件事情主要是：德育工作从政治运动转到学习中去，把思想工作渗透到学习、体育、文艺等各个领域中去。50年代团组织是不管学习的，只管政治运动。60年代团市委树立学习典型郝建秀。郝建秀是50年代的全国劳模，青岛纺织女工。60年代初，组织上把她送到华东纺织工学院，就是现在的东华大学学习。她的文化程度只有小学毕业，和其他大学生在学习上存在很大差距。她发奋学习，刻苦钻研，跟上大家。后来在市政府礼堂开大会介绍她的事迹。团市委号召向她学习，上海《青年报》刊登了有关她的整版报道《我的一切献给党》。当时提出共青团要把思想工作做到学习中去。我当时在华东师大一附中工作，是团委书记，就深入一个班级团支部，取得了在学习中开展团的工作的经验。上海《团的工作》作了介绍，《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也报道了我们的经验。1962年9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头条新闻播报华东师大一附中团支部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学习中去的经验。有一个班级的黑板报，画了6幅画，内容是对待“红灯”（不及格）的形形色色：“一哭、二怕、三撕、四藏、五笑、六认真分析错误找原因”。黑板报画出了以后，立即引起大家的热烈议论，团支部召开了怎样对待“红灯”的漫谈会，引导学生学会正确对待失败。我们还把团的工作做到课余生活领域。1964年的市第四次团代会上，我还作了《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课余生活领域》的发言，介绍了团组织是如何把思想工作深入文艺、体育等各个领域的。

20世纪60年代德育工作第二个重点是开展学雷锋、学习好八连活动。1963年，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掀起了学雷锋活动的高潮。我记得当时我们开了一个很成功的主题团员大会，1963年5月18日《中国青年报》详细报道了我们主题团员大会的情况，会上主要讨论了这样几个问题：“雷锋伟大在哪里？像雷锋这样生活是否幸福？要不要全部学？能不能学？敢不敢学？学什么？怎么学？”学雷锋当时形成了一股热潮，学雷锋、做好事、团结互助、助人为乐，蔚然成风。学生在放学以后擦窗台、关窗户，放学后在桥头上帮忙推三轮车、推货车，当时的社会风尚非常好，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个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很深。雷锋的很多语言我们都能背得出来，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20世纪60年代德育工作第三个重点是国家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要解决如何面对困难、克服困难，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问题。1959年我国4亿亩土地受灾，1960年是6亿亩土地受灾，1961年8亿亩土地受灾，加上我们党工作的失误，国家陷入严重困难。那时候一个月一个人30斤粮食，2两油，2两肉。粮食不够吃，就用山芋，还有什么“光荣菜”、“解放菜”，即卷心菜外面硬硬的叶子。我那个时候经常吃茄子，都吃得反胃。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教育学生正确面对困难？当时学生精神状态很好，认为国家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要为国家分担困难。国家一年发了2尺6寸布票，我们团员主动上交。我们还开了“2尺6寸布票向我们说明了什么”的主题团员大会，大家慷慨激昂地发言。这一方面说明了国家比较困难，另一方面说明克服困难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青年学生要艰苦奋斗，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我对这个会印象很深。还有学习好八连活动。当时全国都在学习好八连，号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团市委还组织了一个学习考察团到好八连去学习，我也参与其中学习了一个星期，感触特深。另外当时还开展了对幸福观的大讨论和理想主义教育。什么是幸福？有的学生说，能够吃到一个饼就是幸福。对此，现在的学生也许很难理解。通过讨论，我们引导学生追求高尚的、丰富的精神生活。总的来讲五六十年代的德育工作有许多好的传统，但受“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很深，有不少“左”的东西。

“文革”时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学生的教育主要是进行阶级斗争和“批林批孔”等极“左”路线教育，这个是主线；但是也有许多正直的教师，按照教育规律对学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教育。比如说我就在当时“四人帮”否认学雷锋的情况下，坚持开展学雷锋活动。1973年、1974年我在学校中带领师生开展了学雷锋、争三好、树新风活动。我感到雷锋还是青少年学习的榜样，引导学生学习雷锋，争创三好，树立理想，是符合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所以现在1973届、1974届的学生回忆起这段时间，对我是很感激的。当时我和学生考察了好多工厂、农村和科研单位，看到工厂里工人还在艰苦地劳动，科研人员还在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看到了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激发了自己的责任感，有了学习的动力。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在万体馆召开的第一次全市教育工作者会议，让我去发言汇报是怎样抵制“四人帮”的干扰，坚持开展学雷锋、争三好活动的。这次大会，全市大学、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都听广播的，是本市教育战线全面拨乱反正的大会。

改革开放初期

粉碎“四人帮”后，整个国家拨乱反正，学校德育工作也在拨乱反正。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以政治运动为中心变成以教育教学为中心；方法上，由过去的以堵为主，变成疏堵结合，以疏为主；过去是政治教育比较多，现在强调道德教育；以前是自上而下的灌输教育，现在是平等民主的教育、朋友式的讨论。为此我还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德育探索》。当时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遇到了空前的挑战，教师中出现了“老办法不好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能用，软办法不顶用”的困惑和迷茫。

当时我是分管德育工作的副校长。我布置了工作，很多班主任反映难以实施，觉得现在学生难教得多，有一个班主任甚至说，不相信你来教教看。我认识到，如果不能取得新时期班主任工作的经验，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就无法领导学校的德育工作。于是我决定兼做班主任，但是做基础好的班级的班主任还是做差的班级的班主任？经过思想斗争，我最后决定去做四个理科班里最差的一个班级的班主任，我相信自己的工作能改变班级面貌。我调查走访了每个学生的家庭，和每个学生谈话，通过调查写了一篇《当前中学生思想倾向及形成因素的剖析》，在《解放日报》内参上刊登。根据学生思想特点的分析，我开展了一系列理想信念、学习目的的教育，进行学习方法的指导、学习习惯的培养，引导学生改变学习态度。结果一年之后，班级整体质量大幅提升。由于当时高中招生都是定点统筹，学生间中考分数相差较大，我带的班入学时总体平均分和其他三个班差距很大。而到高考的时候，我的班级总分平均分和最好的班级只差1分，平均分与高考录取率都是排名第二。这是一个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工作，促进教育质量大幅提高的成功实践案例，我引以为豪。

拨乱反正时期，许多青年处在徘徊、彷徨、思考，探索人生道路的状态。当时我这个班级里有些学生很苦闷。有一次，我在阳台上看到一个女学生在若有所思，就问她：放学了怎么还不回去？她说，读书没意思。读书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考大学。考上大学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够找到好工作。找到好工作又是为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将来能有优厚的待遇舒适的生活。她觉得没意思。那么到底什么才有意义呢，她又回答不清楚，感到社会上的人都是自私的，社会上的一切都是假的。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很可怕。我就跟她说，你是不是回去再把你的思想理一理，如果你相信陈老师的话，你理好后给我看看，我们再一起讨论讨论。结果第二天她写了一份思想汇报给我。看后，我觉得这个学生的思想非常典型，向市教育局、团市委、虹口区委作了汇报，结果他们都在内参上作了介绍。后来《解放日报》、《文汇报》在征得学生本人同意后，于1980年1月20日同时刊登了这份思想汇报，并分别以“什么是生活的正确道路”、“怎样帮助她解除苦闷”为题展开讨论。一石激起千层浪，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在报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很多著名人物也参加了讨论，包括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和著名伦理学家余心言都发表了文章。我和那个学生一共收到四千多封来信。这个事情在教育界反响很强烈。上海师大、上海教育学院还专门派人来研究分析来信中的各种观点。这场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先河，对于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不是采取批判的、斗争的高压手段，相反采用民主的、平等的、讨论的形式，用和风细雨的朋友式的交流，引导、促进思想观念转变。这是思想教育方式的拨乱反正。

同时我还和团支部一起帮助了一个更加看破红尘，表示“与其不明不白地活着，还不如清清白白地死了”的女学生转变。这个学生的父母亲在外地，她本人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我感到她像是一叶失去方向、失去动力的小舟在大海里随风飘荡，需要帮助她装上一个发动机。后来经过我和团支部的帮助，她也参加了那场大讨论，写了题为“我是怎样从徘徊彷徨到精神振奋的”的文章，有七千字，全文刊登在《文汇报》上。后来我写了一篇“怎样帮助学生解决思想上的X”，指出我们不能光解决学业上的X，还要帮助学生解决思想上的X。1980年7月，我在中央团校作了汇报，团市委的《青少年研究》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

后来我调到虹口区团区委做书记，1981年调到团市委学生工作部任部长，继续探索青少年的德育工作。我到复旦大学去蹲点，调查小大学生（指应届高中生升入大学的）的思想特点，后来在上海市教育学会作了一个《从部分小年龄大学生的情况谈中学教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发言，得到了当时教育局局长的高度赞扬。后来我又提出“按照学生的思想脉搏做工作”的观点，强调：学生重感情，要求信任和理解，思想教育就要遵循关心原则，从感情入手给学生温暖和爱；学生尊重事实，反对空谈，思想教育就要遵循求实原则，多用党团员的模范行动和客观事实来说话；学生要求上进、崇敬英雄，思想教育就要多采用榜样激励的方法，不断开展学英雄活动，树立先进典型；学生渴求知识，立志成才，思想教育就要遵循服务原则，克服“两张皮”的状况，将思想工作渗透到各个学科和各个环节中去；学生自我意识强，喜欢独立思考，思想教育就要遵循民主原则，多组织讨论、辩论、演讲等自我教育活动；学生好动好奇，爱美求乐，思想教育就要和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结合起来，寓教于乐；学生渴望了解社会，了解外部世界，思想教育就要遵循社会化原则，开放式、多通道、立体式地进行。

粉碎“四人帮”以后，问题学生不少，犯罪率居高不下，不少区都办了工读学校来挽救失足青少年。当时好多乱校乱班，课上不下去。怎么办呢？全市共办了15所工读学校，把轻微违法犯罪的学生集中起来学习。当时的教育局局长杭苇到九江中学去蹲点，进行调查研究。像闸北区的朝阳中学当时对转变差生工作做得好，还有黄浦区培光中学的冯恩洪，华东师大一附中的宋宝权，都在市政府大礼堂进行交流发言。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热爱学生，不怕差，只要抓，因为差，更要抓，抓反复，反复抓。

那时我们抓行为规范养成教育，制定了中学生行为规范40条，小学生行为规范30条。“四人帮”把很多问题都搞乱了，学生对到底怎么做人、对基本的行为规范不清楚，学校便对一些常规狠抓。同时上海率先制定了全国第一部青少年保护条例，其中有学校保护、家庭保护、社会保护等内容，这在全国是开创性的。1988年中共中央发文《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可见党中央对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重视程度。

还有就是抓社会实践。1987年上海制定了进行社会实践的文件，这在全国也是比较早的。具体要求高一军训两周、高二学农进行农村社会实践两周、高三社会考察一周，初中校园劳动两周。上海从这个时候开始高中军训，高二农村劳动。我记得1987年江泽民、曾庆红同志还在静安体育馆观看了我们学生的军训会操。

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视学生的青春期教育。当时发现有些学生生理发育期明显提前，本来要十二三岁，后来到11岁就开始发育了，感到要加强对学生的青春期教育。上海率先试点和面上广泛开展。1986年国家教委副主任彭珮云到上海召开全国青春期教育现场会议，从此开创了全国对中学生进行青春期教育的新局面。

20世纪90年代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发生以后，邓小平讲了一句话：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个是对全国来讲的教育问题，主要是对青少年的教育。在新中国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江泽民提出把德育要放在首位。1992年江泽民写信给李铁映（李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强调要在大中小学中进行“两史一情”教育。所以20世纪90年代我们吸取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的教训，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我们以思想品德课、历史、地理、语文等学科作为主要渠道，同时通过唱百首革命歌曲、观百部革命电影、参观革命史迹、访问革命老人等社会实践活动，广泛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形成了一整套经验和制度。当时我们编了一本书《爱国育人成才》，总结了当时市、区和基层学校一些爱国主义教育经验。由于上海搞得好，1994年中央宣传部、文化部、教育部、广电部和团中央等五部委到上海召开爱国主义教育现场会，各个省市分管教育的省长、厅局长都来参加。除了大会交流以外，与会者还分散到8个区去考察一天，当时由中宣部副部长刘云山带队，考察以后他们都非常感动，说没想到上海爱国主义教育进行得如此广泛扎实。当时我牵头搞了一个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系列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课题研究，制订了《上海市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实施方案》。这个实施方案，1994年3月由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教卫党委、教委一起转发到全市各区县中小学试行，三年后即1997年8月作为正式文件下发。

上海社区教育的兴起。大家在德育工作中感觉到，学生的思想教育仅靠学校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社会大环境的改善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1986年，最早在真如中学创立社区教育，后来逐步介绍推广。1988年，闸北区率先在一个区的层面建立了社区教育委员会，我们在闸北区开了现场交流会。后来又在长宁区，在全市各个区都建立了社区教育委员会，社区教育委员会主任是区长。它在协调和发动全区各种教育资源关心青少年教育，支持学校教育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92年全市召开社区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当时的市委分管书记陈至立、副市长谢丽娟参加并作重要讲话。1994年，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现场会召开时，在市少年宫曾举办过一个社区教育展览会，对全国开展社区教育产生重大影响。

家庭教育。20世纪90年代开始重视家庭教育。学校里面普遍要求召开家长会，建立家长学校，明确了指导家庭教育是学校和老师的职责。我们市教育局（后为市教委）和市妇联多次联合制定了社区家庭教育的指导大纲，市教科院有一个部门专门对家庭教育进行研究指导，市教育行政部门还组织力量对区县和中小学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开展专项督导检查。这说明上海是非常重视家庭教育的。

20世纪90年代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原来很不受重视，很多人把所有的学生问题都作为思想问题。后来发现有些问题不完全是思想问题，而是心理问题，如情绪的宣泄、激动、自杀等。20世纪80年代上海对此进行了试点，90年代蓬蓬勃勃开展起来。1993年依托市教科所成立了心理教育研究会，指导开展心理教育工作。1995年教委成立不久，在闸北区风华中学召开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会议，市教委副书记、副主任殷一璀出席并讲话。后来，市教委又制订了心理健康教育行为计划、教育大纲，狠抓了师资队伍建设和教材建设。

20世纪90年代后期，本市兴起了邓小平理论学习热潮。在很多学校，高中学生成立了邓小平理论读书会。杨浦区还编过邓小平理论的学习读本，高一年级必修、高二年级选修。黄浦区格致中学学生自发成立了邓小平理论读书会，后来变成了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基地。1998年年底，市教委在杨浦区召开邓小平理论学习交流会，市教育党委书记王荣华到会作了讲话，市委副书记龚学平为大会发来了贺信。《上海教育》和《思想理论教育》发表过我写的《认真组织好高中学生学习邓小平理论常识》、《加强理论指导提高综合素质》的文章。

对高中生开展党建工作，培养入党积极分子。中组部、团中央曾联合发文，要求在中学生中开展党的知识教育。上海这方面工作做得比较早，不仅进行了党的知识教育，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入党积极分子。在当时的市重点中学即现在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主张发展个别党员，一般发展三四个，多的五六个，区重点中学一两个。市教育党委在杨浦区开过一次全市高中生党建工作交流会，市委组织部也开过一次交流会来推进这项工作。从德育工作角度来讲，这是更高层次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了团结广大德育工作者从事德育研究，1993年专门成立上海市中小学德育研究协会，我兼任会长。

进入21世纪

21世纪初，上海市委、市府根据中央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在青浦朱家角地区建设占地5600亩的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东方绿舟，为上海青少年开展校外教育训练创造了优越的条件。200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发表，似强劲的东风，对中小学德育工作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动员全社会来关心青少年、关心未成年人的成长，提出了很多实质性的指导性意见，再次提出把德育放在素质教育的首位。为了贯彻《若干意见》，市教卫党委、市教委组织制定并认真实践《上海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指导纲要》和《上海中小学生生命教育指导纲要》，统称“两纲”。上海还开展温馨教室建设，实际上就是和谐校园建设。近几年强调课内课外两个渠道推进德育工作，一个强调学科德育，一个强调课外活动实践。我感到现在比较重视德育的一些基本建设，包括一些基地建设如爱国主义基地建设、校外活动基地建设等，为青少年做了好事，为他们创造了条件。

发展方向和趋势

德育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尽管每个时期特点不同，但是人的工作是有共性的，要花一点时间总结几十年我党德育工作基本规律，不要因为领导的变动、形势的发展左右摇摆。第一，德育工作内容要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灵魂，坚持开展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这些基本内容，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当然一定时期侧重点可以不同，但是都要坚持全面的教育。第二，在途径方法上，既要重视学科教育，更要注重实践育人。学科教育是提高道德认知的主渠道，但德育的本质是实践，德育本质通过人的行为反映出来，所以要在实践中育人。现在对学科德育重视不够，实践育人更不够。有些人以为实践育人仅仅是社会实践育人，其实这只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实践育人包括社会实践、生活实践和学习实践三个方面，还包括家庭生活实践、学校生活实践、社会生活实践等。我们现在比较重视道德认知教育，忽视实践教育，所以德育实效性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