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特殊教育与中小学减负

上海的特殊教育与中小学减负

口述：夏秀蓉　　　　　　　

采访、整理：顾继虎　黎俊玲

时间：2011年3月14日　　　

我与上海教育

我是1964年从大学毕业的，开始一直在区里工作，从学校到教育学院，再到教育局、区政府，1989年调到市教育局，2001年离开市教委。我自认跟教育非常有缘，对教育也非常有感情。从1964年到1989年，我在区里工作，经历了横向与纵向的锻炼。纵向，是指我原来在中学当老师，在教师进修学院工作期间负责教师的进修和师资的培养，到教育局任副局长的时候分管的是师范教育以及小学、幼儿园教育，让我对不同阶段的教育有了了解。横向，是指我到政府工作，跳出了教育，更多地了解社会、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以及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在区里工作给我更多的是对基层的了解，与同志们建立了友情，还积累了工作的经验。我工作过的宁国中学，虽然不是重点中学，但杨浦人很朴实，那时对做老师就是育人特别有体会。

1989年到市里工作以后，我一直分管基础教育，更多的是从宏观层面思考问题，深刻感受到教育的变化太大了——从大家都不要读书到现在要求受到优质均衡教育，整个师资队伍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教育不断有新的创造，国家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因此，作为老教育工作者，我的心情是激动的。

我在教育局接触了很多领导，从姚庄行、吕型伟到袁采。市教委成立后，又有好几任主任领导过我。我感到在他们的领导下，整个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一直是比较明确的，主要是环绕两个方面不断推进：一是在政府的重视和法律的保障下，基础教育办学条件越来越好；二是基础教育的质量不断提高。条件说到底就是人、财、物，人即师资，财即经费，物即校舍和其他应该配备的设施。我在杨浦区当副区长时，到过每一所学校。很多学校，尤其是郊区的学校条件非常差，当时杨浦浦东地区的学校更是破烂。20世纪80年代末，市教育局从“热水瓶换胆”开始的校舍改建，到20世纪90年代的危房改造、陈旧校舍改造、薄弱学校改造、标准化学校建设，到新世纪的现代化学校建设，前进的脚步是那么的清晰，发展的速度是那样的惊人。

1985年《上海市实施〈义务教育法〉办法》颁布以后，教育管理体制发生变化，基础教育由地方政府负责，教育经费主要以区（县）拨给，市政府给予教育费附加及专项经费支持。20世纪90年代强调依法“三个增长”，同时教育督导制度又不断完善，所以经费的落实越来越能得到保证。近几年城市人口大迁移，转移支付又给予人口导入区更大的扶持。应该说，上海基础教育的经费在全国绝对是领先的。

20世纪80年代，许多教师是高中毕业生，市里就要求所有没有大专文凭的教师集中到教师进修学院进行学历培训。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担任教师培训班的班主任并上化学课。当时小学老师非常缺，几乎各个区都办中等师范学校，我还负责过师范教育。根据20世纪90年代初市教育局的统计，中小学教师的学历达标率不到80%，越到高中达标率越低（当时规定高中教师学历应是本科，初中应是大专，小学应是中师）。因此，市教育局狠抓学历达标，与此同时还对教师进行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等基本素养的培养，为此还发了关于“240”、“520”教师进修的正式文件。接受培训不足240学时的老师被认为不合格，对特殊教育的老师要求更高，要270学时。现在教师的学历与培训也进入了崭新的阶段，真是今非昔比。

话说上海中小学减负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基础教育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但并不是基础教育的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把孩子教好（育人不是育分），使他们能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是几代人的共同追求。当时大家反映孩子们负担很重，说起基础教育的质量就与分数绑在一起，作业多、补课多、近视眼多、肥胖儿童多成了普遍现象，择校热兴起，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越来越显现出来。当时分管教育的谢丽娟副市长很重视这一问题，让我们做课题采取对策，实施综合性改革。我离开教委整理书橱的时候，几大橱里几乎全是关于减负的相关资料。我们在减负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应该是课程改革。

上海的课改是1988年起步的，第一期课改经历了10年，主要是围绕社会需求的学科体系和人的发展设计课程。第一期课改是成功的，首先它的理念是正确的，考虑到了要按照教育的规律、满足孩子们的发展需求和社会对教育的期望来进行改革；其次它有非常好的群众基础，几乎发动了所有与教育相关的人，领导班子力量非常强，而且工作非常到位，普教工作的各个层面和区县政府共同参与。我并不是课改的核心力量，但我对课改的目的要求是明确的，知道如何从我分管的工作去努力实施。我们每一个副局长都是这样做的。

随着时代发展对教育提出的要求不断提高，二期课改出台了。二期课改将一期课改提出的必修课、选修课和活动课演变为基础课、拓展课和探研课。它是一期课改的继续和进一步深入。课改是减负的灵魂。

除此之外，招生改革也是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有人说这是指挥棒。根据义务教育法，孩子入小学以及小学进初中实行了就近入学；初中进入高中阶段，学生实行分流，初中毕业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状况及爱好特长分别进入普通高中或职业类学校。闵行区在分流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经过毕业考试后，学生提前分流，根据自身的不同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不少孩子以积极心态提前进入职校学习。在高校招生方面，我们进行了春季招生、自主招生等，变“独木桥”为“立交桥”。招生改革的目的是，既使高一级学校能招到它需要培养的人，同时又要有利于整个基础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并兼顾教育的公平。

20世纪90年代，上海还进行了办学体制的改革。1992年，上海出现了第一批6所民办学校（如闸北区扬波中小学、黄浦区明珠中学、长宁区新世纪中学等）。上海办民办学校，主要是为了满足老百姓对教育的多元需求，而不是为了解决教育经费的不足。办民办学校也是为了引入新的办学机制，让学校更具新的活力。当时，许多薄弱学校改变办学体制与机制，有利于学校办学质量的提高。由于指导思想正确，自出现以来，上海的民办学校一直是沿着健康的轨迹发展。

上海的基础教育一直是有品牌的。如一师附小的愉快教育当时被作为全市小学改革的典型，其他学校学习它的理念、精神，但不是机械照搬。在愉快教育理念的引领下，几乎每个区都有了自己的品牌，如徐汇区的快乐教育、闸北区的自主教育、奉贤区的协调教育等。闸北八中的成功教育也是基础教育的品牌。上海农村的教育也很有特色，如当时12个乡24所学校参与了燎原计划，实行农科教相结合。崇明的三园（田园、家园、校园）教育，至今正演变成全县的生态教育。

上海基础教育的成功之处在于充分发挥区县政府的作用，区县政府与市教育部门密切合作，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为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奠定了基础。

我与上海特殊教育之缘

20世纪80年代，特殊教育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上海还没有特殊教育的师范学校，校舍是所有学校里最差的，师资主要是稍作培训的小学和幼儿园老师。

我跟特殊教育好像有缘，在区里的时候就主管过特殊教育。1989年，我到市教育局参加的第一个全市会议就是特殊教育工作会议。我参加的第一个国际会议也是特殊教育会议。1990年我去美国参加了世界聋人100周年纪念大会，当时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大会或小组交流中发言，我只能作为旁听者，这对我的触动非常大。跟我一起参加会议的有两位特教专家，一个是留苏的，一个是留美的。由于当时美国和苏联在特教方面非常不同（苏联是集中办学，美国是随班就读），两位专家也因此经常发生争论。在他们的争论中我逐渐理解，其实这是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残疾人融入正常教育不仅需要全社会的认同，也需要足够的师资。回国后，我将会议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向当时的教育局局长袁采作了汇报，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我提出“完善体系，调整布局，加强师资，提高质量”的思路。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引起许多方面的关注。完善体系是什么意思呢？残疾儿童有不同的种类，国外一共分成9类，如盲、聋、弱智、自闭症、语言障碍、行为障碍等。而我们当时只有3类，即盲、聋、弱智，其中盲人特教的历史比较久，大概有近百年，聋教育也有一些历史，但在弱智方面我们的起步很晚，20世纪80年代刚刚起步。我们的特教体系不应仅局限于义务教育阶段，还应上下延伸到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在布局方面，上海原来有一所盲人学校和若干所聋人学校。随着医学水平的提高，聋人不断减少，不需要每个区都办，于是我们就决定在全市东西南北各办一所——（在卢湾、闵行、闸北、浦东新区）。闵行的聋人学校在区政府支持下划地重建，成为办学条件改善最早最好的一所学校。布局调整能集中力量办学，同时方便学生相对就近入学。弱智学校怎么办？从弱智学生的实际情况考虑，不适合集中住宿，有条件的应随班就读，更有利于孩子发展。因此，我的想法是每个区都要办一所，同时发展随班就读。我们这个布局是成功的。当时特教的师资虽然开始有了学历要求，但这个学历是普通教育的学历，也就是说这些师资并没有得到特殊教育的专门培养。于是我主张上海要办自己的特殊师范学校，后来就办了南林师范。刚开始，办特教师范难度很大。当时南京的特殊教育办得很好，我们就到南京去学习。我们当时特意选址在华东师大对面，觉得可以借助华东师大的力量。后来，南林师范并入华东师大，现在的华东师大特殊教育系就有很多原来南林师范的师资。南林师范建立后，特教师资有了保障。同时我们还抓教研和科研，教研依托普通学校的教研，科研方面拨款在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内建了专门的特教研究所。目前卢湾区的特教研究中心办得很不错。

上海的校外教育、工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我们制定了《心理健康教育规划》，还专门出了一套教材。校外教育方面，我们建立了科普教育委员会、艺术教育委员会，借助全社会的力量关心、帮助、支持上海学生科技素质和艺术修养的提高。上海的少年宫、少科站、少年活动中心在全国都是有影响力的。

上海的学前教育绝对是公办力量强，最高峰的时候95%是公办，全国以上海为最强。那是历任领导重视的结果。上海学前教育有很多名师，第一批学前教育特级教师上海就有4名。上海学前教育的游戏教育、主题教育、一日活动都十分有特色、有创意。我记得我在市教委签发的最后一个文件就是托幼一体化办学体系改革的文件，在这以前托与幼属于不同部门管理，办园所条件差异很大，遇到人口高峰时问题更多。从人的发展规律来说，0到6岁应该是一个整体，教育应该是连贯的，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思考，所以就考虑将0到6岁的教育统一起来。在一体化管理过程中，实行了多元化办学，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现民办幼儿园。现在又面临新一轮的入园高峰。上海有着一支智慧、能干、矫健善战的幼教大军，幼教的明天会更灿烂。

夏秀蓉（左）正在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