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变革

试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变革

刘家俊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所谓建设性思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质上所深刻蕴涵着的、运用着的、创造着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建设性思维，源自元典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又是对元典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拓展。

元典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具源发性、初始性、开创性、深邃性、超越性的马克思主义，其思维方式主要是深化的批判性思维和开创的实践性思维。

关于深化的批判性思维，马克思特别强调：唯物主义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在此将批判性思维这一人类哲学的重要传统，深化到辩证法的本质的高度。恩格斯则进一步强调：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这种“辩证哲学”而不仅仅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就是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列宁则更进一步强调：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即整个马克思主义而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列宁还特别说明：这里所谓的批判性，一是指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批判，二是指尊重科学的、具有科学精神的批判。

正是这样的批判性思维，驱动了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政治学、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各种既有的主流社会价值观、抽象的人本主义的批判，进而创立了元典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价值论、马克思主义人学等体系和学说。由此，批判性思维以其内在的冲击力成为了元典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中，具有一般特征意义的思维方式之一。

关于开创的实践性思维，马克思在他和他的后继者们所开展的一场哲学革命中，第一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在这里的思维路线，与以前所有的哲学家根本不同的地方，不是在于其讨论是否应该或者怎样正确解释世界，而是在于其主张不能满足于“只是”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而是在于其强调要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要往前大大地迈行一步，迈行到改变世界的思维方式。而对于人类主体而言，改变世界就只能是其感性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即实践活动。

起源于这样的实践活动并指导这样的实践活动，进而凸现出来的实践性思维，就是以实践主体价值选择为起点、以实践路径不断开拓为过程、以实践客体合理变革为目的的思维方式。以这样的思维方式考察人，则会看到是劳动实践创造了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离开了实践就没有人的存在。以这样的思维方式考察社会生活，则会发现社会生活只不过是以物质生产力为基础的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小社会）的有机体，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离开了实践同样没有社会生活的存在。

显然，马克思在将自己的哲学指称为“新唯物主义”，以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同时，又将自己的哲学指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以至于许多后继者们都赞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指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其逻辑依据就在于马克思对于实践性思维的创造和应用。由此，实践性思维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元典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中具有独有特征意义的思维方式之一。

毛泽东思想，作为元典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大阶段的伟大思想形态，毫无疑问，其思维方式主要是继承的批判性思维、继承的实践性思维，这是为学界所公认的。但是，还有初创的萌芽形态的建设性思维，这却是长期被学界所忽视了的。

关于初创的萌芽形态的建设性思维，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不但要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建设一个新世界，从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合乎逻辑地提出了、凸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中，初创的萌芽形态的建设性思维元素。只要稍微进行一下这样的视角转换，就能眼前一亮，发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中这样的思维闪光竟是如此的多彩和明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中，固然常常表现为是一系列革命、打倒、批判的理论与实践，但同时又是一系列重构、树立、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而初创的萌芽形态的建设性思维，就体现在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革命的道路、革命的客观发展规律等方面。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主张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其俗称的“推翻三座大山”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而目的正是在于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适时过渡到建设一个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强调的是有别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是走的农村包围城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其激烈的“武器的批判”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土地革命是给农民这一革命的广大主力军以切身的利益，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保证力量，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生存根基、战略依托。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客观发展规律，指出的是正确理解和处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而统一战线中的有关两个联盟，即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其他劳动者的联盟，工人阶级同非劳动人民的联盟特别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的建立，武装斗争中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党的建设中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及其将党的建设作为一项长期推行的“伟大工程”，都内蕴着极强的建设性思维。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建立、建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就更多了，其初创的萌芽形态的建设性思维，则体现在有关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国工业化道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谋划的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推行的是以“一化”式的建设为主体，以“三改”式的革命为助推器，并且此“三改”实际上既是革命也是建设，它革命性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合作化的建设，革命性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赎买、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总体建设。

由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是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地开展的；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以最小代价和震动的革命，以最大收获和稳定的建设而实现的。

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倡导的是借鉴外国的经验但不照搬外国的经验，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自己的工业化道路。那就是充分尊重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一客观现实，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建设性地正确处理重工业与农业及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和生产单位及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这里最突出的建设性思维，就是并不停留在十大问题的罗列上，也不是停留在对十大问题的批判上，而是将十大问题提升为十大关系，从产业、地域、个人、领导、民族、敌我、国家等关系，从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对立与转化、斗争与同一、冲突与化解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探索、分辨、对策、路径、行动。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位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也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指导下，表现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生产力不足的矛盾。

从时间跨度上看，化解这一对矛盾将是一个艰难、曲折、长期的过程，需要100多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建设。短时间的急进、盲进、冒进只会受挫于现实。从客观规律上看，社会主义建设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只有尊重实践，不断地从建设的实践积累中，汲取经验教训，才能达到正确的理性认识的高度，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建设，如此不断螺旋式地上升，才能不断地接近社会主义建设乃至共产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从发展阶段上看，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可以区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建设两个阶段，尽管有时候在刚获得自由解放、建设新中国的人们中，会迸发出极大的自信和良好的愿望，也不能盲目地超越特有的建设阶段。从方法手段上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重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要重视科学技术而发展生产力，从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从外部环境上看，坚持“和平为上”的原则，为新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国内生产力的开发、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争取更多、更好的时间和空间。划清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界限，“另起炉灶”式地建设新中国的外交，有理有利有节地“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建设性地倡导和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强调不能“讲讲就算了”，而是要“具体实现”。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构想，建设不同层次的国际统一战线。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究的是以建设性的制度设计、处理方法、基本思路、具体方针，化解人民内部各阶层、各方面的矛盾。

在制度设计上，是搞好“民主集中制”的建设。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没有抽象的民主，也没有抽象的自由。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其良性互动存在状态，是民主和集中的矛盾对立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矛盾对立统一。在矛盾的对立统一过程中渗透着化解矛盾的建设，在化解矛盾的建设指向落实中协调着矛盾的对立统一。

在处理方法上，是推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废除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左”倾教条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建设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惩前是为了毖后，治病是为了救人。不能因为处理不得当，而将有些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推向对抗性的敌我矛盾。而由于处理得当，还可将有些对抗性的敌我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

在基本思路上，是扩大“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眼界。就是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中国如此多的人口困难、如此多的问题方面出发，建设性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这当然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而是可以建设性地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去做。大家都来解决建设中的又发展、又困难的矛盾，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在具体方针上，是针对不同的矛盾问题作出不同的建设性的应对方针。对于肃反工作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于文学艺术和科学发展的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于人们利益分配的方针，是兼顾国家、生产单位、生产者个人三者的利益；对于共产党与各个民主党派处理关系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于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方针，是既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又要克服地方民族主义，而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

显然，可以概括地界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形态，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创造和完成，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展开为实践形态，实质上开展了从继承的批判性思维、继承的实践性思维向初创的萌芽形态的建设性思维的提升。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作为元典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大阶段的伟大思想形态，其思维方式除了有继承的批判性思维、继承的实践性思维，还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性思维，更主要的是全新形态的建设性思维。从这一角度上考察，就会看到建设性思维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部话语和要点之中。

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论”中，指出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真正坚持建设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正坚持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

二是在“小康社会建设发展论”中，规划总体上就是在2020年要实现经济发展、生活幸福、精神充实、制度完善、生态良好的建设目标，即“四加一型”建设目标，以此建设的成果贡献于人类文明。

三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论”中，明确要实现从“又快又好”建设发展阶段向“又好又快”建设发展阶段的转化，表面上虽然只是一个词组内部词序的调整，却在重大理念上表明的是总体思路的升华，好字当头、好字为据、好字贯通，快在其中、快在适中、快在益中。

四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发展论”中，论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其遵循的是一条“生存相依”的建设法则，即人民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命、没有人民民主建设就没有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国情和实践决定了要真正实现人民民主，只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道路。

五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论”中，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缺乏“物质硬实力建设”，人家若打它，它则一打即垮；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缺乏“文化软实力建设”，人家无须打，它则会自垮。要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就要兴起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新高潮，要着力建设其核心文化、和谐文化、中华文化、创新文化。

六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发展论”中，看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发展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发展、政治建设发展、文化建设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着内容上的交叉关系，但是它既不是这三者的总和，又不是这三者所能完全代替的，它有着自己相对独立建设发展的基本内容，涉及教育基础、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管理六个要点。

七是在“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发展论”中，提出要认清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的地位，认清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并在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已有的“八个统筹”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统筹”，即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这两个建设是辩证的统一。

八是在“祖国完全统一建设发展论”中，审视错综复杂的现实状况和可能团结利用的一切力量及机遇，在新世纪、新阶段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祖国完全统一建设发展的旗帜，高举到了一个既高屋建瓴又务实践行的境界。这表现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性地作出的有关“一国两制”“反对台独”“三个实质性判断”“六条理政性措施”“五点政策性导向”等方面。

九是在“中国和平建设发展道路论”中，提倡走出一条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的道路。和平、发展、合作，三者建设性地各有其具体内容上的侧重，和平是环境条件的建设，发展是方向目标的建设，合作是手段方法的建设，中国只要坚持高举这样的旗帜往前走，就一定能在得到世界广泛认可，树立中国建设性的真诚、进步、宽容形象的同时，更会为世界文明外交史画卷留下浓墨重彩的建设华章。

十是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发展论”中，创造出党的建设新经验，其主要包括：一条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发展总论，即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发展；六条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发展的具体方面，即理论体系建设发展、执政能力建设发展、党内民主建设发展、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发展、基层党的建设发展、反腐倡廉建设发展等方面。

建设性思维是一种综合性的思维：以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中，它以“批判性思维”为前提、以“实践性思维”为基地、以“创新性思维”为指向。它与此每一种思维都有密切联系，但又不等同于此每一种思维；它是此“三大思维”的多面体现，但又不是这“三大思维”的简单叠加。

建设性思维以批判性思维为前提，突出表现在建设性思维对于批判性思维的承继开拓。

一方面，建设性思维决不排斥批判性思维，它不仅不排斥批判性思维，反而将批判性思维承继为其不可或缺的前提部分。换言之则是，建设性思维将批判性思维承继为其开辟道路的锐利武器，其过程就在于：它对于世界、社会、人类、事物等对象，都要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遵循事物内在发展客观规律的批判；都要进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充分讲事实摆道理重分析明是非的批判；都要进行真理性价值性实践性追问的、符合科学原则科学精神的批判。而另一方面，在建设性思维视域下的批判性思维，并不仅仅停留在批判层面上，甚至并不主要停留在批判层面上。对对象的批判绝不是思维的终点，而是要在一系列的批判中，开拓出一系列的建设走向：它在批评着、质疑着、否定着、节制着什么的时候，总是会闪现出赞同着、崇敬着、肯定着、生长着什么；它固然常常有着革命、改革、打倒、消灭的选择，但这只是手段，其目的却总是会指向保存、重组、再构、新生的境界。它不仅仅批判性地理解、解释、解放对象，进而革命性地改变、变革、变通对象，更建设性地再造、引领、美塑对象。

建设性思维以实践性思维为基地，全面表现在建设性思维基于实践性思维的双重生成。

一重生成是，建设性思维汲取实践性思维中的一切积极原则。如：实践是主体能动地探索和改造客体的社会性物质活动；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和检验标准；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实践理念贯穿于物质本体论、唯物辩证法、伦理价值观、唯物主义历史观、以人为本的人学各个方面；实践是新唯物主义区别于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的核心范畴和根本标志；世界、社会、人类、事物活动的所有神秘性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变革的实践得到合理解决等等，这些都顺理成章地成为建设性思维的有机组成部分。

另一重生成是，建设性思维扬弃实践行动中的可能消极方面。如：从实践的起点看，实践主体价值选择的或然性，决定了总会有实践主体正确的价值选择和实践主体错误的价值选择，建设性思维注重的则是如何尽可能地使得实践主体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从实践的过程看，实践路径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总会有实践路径的正确演进和实践路径的错误演进，建设性思维探讨的则是如何尽可能创造各种条件以展开实践路径的正确演进；从实践的结果看，实践效应的正向性和负向性，决定了总会有实践结果的主客体统一和实践结果的主客体背离，建设性思维追求的则是如何尽可能通过主客体间的良性反馈以保障实践结果的主客体统一。

有观点认为，实践行动中的问题，可由实践行动自身的自我修正来调节，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自发地调节总不如自觉地超越更有效率，建设性思维所谓的建设性，正是着眼于这更有效率的自觉超越。它生成于对实践行动中可能消极方面的精细应对，它将在自觉超越中更加升华自我生成。

建设性思维以创新性思维为指向，深刻表现在建设性思维指于创新性思维的方向把握。

一方面，建设性思维全力主张的所谓建设，是要朝着创新方向迈进的建设，这样的建设是创新性的建设。一般而论，它是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新事物、新制度、新理念的诞生、成长、再造；它是逐渐失去生命力的旧事物、旧制度、旧理念的否定、消解、让渡。但并不仅仅如此。它在协调传统继承与革新发展的辩证关系时，更强调的是在革新发展中建设；它在处理总结过去与创造未来的辩证关系时，更注重的是在创造未来中建设；它在把握引进学习与自主原创的辩证关系时，更鼓励的是在自主原创中建设。另一方面，建设性思维试图实现的所谓创新，是要符合客观规律本真的创新。这样的创新是建设性的创新。它是精于把握客观规律和正确方向的创新，其对于各个可能不同走向的创新要进行尽可能细致的鉴别，对于可能符合或大致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方向的创新，要给予肯定和支持，对于可能不符合或大致不符合客观规律的错误方向的创新，要给予否定和疏导，特别是它会密切注意表面的标新立异可能是创新，但并不必定是创新。它是功于好事总要办好而非好事办不好的创新，其深切地注意到好事的创新，并不等同于将其办好。它是善于运用各个层次的科学方法的创新，其表现在能将各个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思维方法，有机地建构为一个集合性的方法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