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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的非均衡发展

时间:2022-03-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相继推出“211工程”建设、“985工程建设”、第三次重大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实质上是在推行高等教育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高等教育的非均衡发展现状。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地理区域上看,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从而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全面、协调、平衡发展。

(一)我国高等教育的非均衡发展

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自然也就导致了高等教育的非均衡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相继推出“211工程”建设、“985工程建设”、第三次重大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实质上是在推行高等教育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高等教育的非均衡发展现状。

1.高等教育发展的“梯度战略”

高等教育发展的“梯度战略”是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以及高校办学层次的差别性两方面来考量的,亦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存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梯度”,一是横向的地理区域上的“梯度”,二是纵向的办学层次上的“梯度”。

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地理区域上看,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我国经济发展实施的是“梯度发展战略”,总体沿两个梯度展开,一是按照沿海地区经济优先发展——带动中部地区发展——带动西部地区发展的顺序梯度开发,二是按照沿海地区——沿江沿边地区——内陆地区的顺序梯度开发,使我国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区域地带,发展程度各异,发展差距明显。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的联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决定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影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质量,因此,与经济发展区域相一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速度、质量和效益也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板块,在客观上存在“梯度”,即东部地区高等教育发达,西部地区比较落后,中部地区居于中间。在高等教育的“精英化”阶段,由于高教资源短缺,这种安排体现了效率。但高等教育作为公共资源的公平性要求却被相当程度地忽视,导致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特别是优质资源短缺。从而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全面、协调、平衡发展。

从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层次上看,也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上一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相继实施“211工程”与“985工程”,对高校实施分层次办学,旨在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建设重点高校,提高整体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促进一批高水平大学迅速崛起,并以此带动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211工程”与“985工程”实施以后,各种资源都在向这些重点高校倾斜,带来的是重点高校的飞速发展,整体实力和办学水平的迅速提升,缩小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但是,在国家对教育投入有限、教育资源供给稀缺的情况下,人为地把大学分为若干层次,势必会影响其他高校办学资源的分配。高校之间的竞争需要打破身份,强调地位平等。高校分层次办学的出发点,本在于促进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均衡发展。高校的水平应该依靠高校自主办学、科学定位、独创特色,而不是靠一些硬性标准来规定的。因此,高校层次的高与低应该根据学科建设水平、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来划分,这样各高校才能根据自身实际合理定位、追求特色、有序竞争。同时我们更要关注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之间的均衡发展,要有统一的政策框架,如生均拨款、教师待遇、教育资源投入等方面要有所区别,但差别要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对列入国家“211工程”建设的地方大学,中央要加大扶持力度,否则就会拉大部属“211工程”大学与省属“211工程”大学之间的距离,必定会影响到各高校的办学质量与效益。因此,要提高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实力,就不能忽视因为“梯度战略”所带来的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否则会人为地拉大各高校之间的差距,违背我们良好的初衷,影响教育的公平发展。

2.第三轮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

2000年以后,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了第三次重大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以“共建、调整、合作、合并”为方针,重点对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这是自1992年对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工作以来改革力度最大,调整学校最多的一年。“此次调整的完成,标志着我国高教管理体制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部门办学体制基本结束,由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办学、以地方管理为主的新体制的框架基本确立。原来由62个国务院部门(单位)管理367所普通高校,现在变为由10余个部门(单位)管理120所左右,其中,由教育部直接管理71所,其他少数部门管理50所左右”[21]

从第三轮高等教育改革的内容中可以看到,此次改革确立了高等教育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办学、以地方管理为主的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将高等教育办学的主要力量下放到了各省市区地方政府,这就意味着该区域的经济实力直接影响到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可以说两者之间是成正比的,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那个尴尬的问题,在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的情况下,西部怎样才能争取到与东部地区相同的教育发展资源,从而使得本地高等教育争取到与东部高等教育公平发展的机会。在第三轮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以前,不少中央部委在地方兴办了数量不等的行业性高校,行业性高校办学经费主要来自于中央部委拨款,因而比较稳定也相对充足,其办学特色性强,有较好的生存发展空间。第三轮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以后,大部分行业性高校下放到地方政府管辖,因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这些行业性高校的发展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下放到东部省市区的行业性高校,比如下放到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区的高校获得的教育经费不仅没有下降,甚至有比较明显的增加,发展自然很快,而下放到西部省市区的行业性高校,获得的教育经费则多有下降,比如下放到陕西省的行业性高校,其获得的教育经费下降十分明显,地方政府也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些高校的发展举步维艰,与东部同类高校的发展不可同日而语,产生了新的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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