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授文学中的“悲剧知识”

如何讲授文学中的“悲剧知识”——从教授鲁迅的“铁屋意象”联想到的

陈　军

【摘 要】本文系针对文学课堂上讲授“有毒”的“悲剧知识”需要注意的几个关键点所做的一些思考。即在有些学生心智还不够成熟，甚至无法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教授文学作品中的“悲剧知识”。本文认为，在充分了解学生心性状况的前提下，应该回避悲观主义的观念，小心谨慎地讲授那些“有毒的”但又“深刻的”“悲剧知识”。

【关键词】自由　因材施教　悲剧知识

一、学生有权利自由平等地获取“悲剧知识”吗？

众所周知，孔子在教授学生的时候讲究“因材施教”。我们也都知道，在孔子的语境中，“因材施教”的意思，是鉴于人的心性差异，对不同的学生教授不同的知识，把他们塑造成平和中庸的人。^[1]然而，如今我们对“因材施教”的一般理解是，人有不同的特长、禀赋和爱好，根据不同的特长和禀赋，教授“不同的知识”，将学生培养成“不同的人”。比如，体格出众的，走运动员路线；智商高者，迈进科学殿堂；精于宏观判断者，从事金融投资行业……尤其在我们现代社会提倡“自由、平等”的前提下，一个人被认定可以“自由、平等”地获得任何知识，并根据自己的条件，“自由”地成为他想成为的人。这是孔子的“因材施教”在现代自由、平等社会的最激动人心的解释。事实上，我们如今的初级教育和高等教育也都是按照这个理念来设计和施行的。

然而，在一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授过程中，一位好钻牛角尖的学生满腹疑惑的质问让我对上述教育理念产生了一丝疑问：教育的自由和平等是否有界限？

这位学生的质问是这样的，他说：“鲁迅从头到尾都知道，‘铁屋’是不可能打破的。他之所以把‘铁屋’中睡着的人喊醒，是因为鲁迅自己在《呐喊》序言中说的，‘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可是，通观鲁迅的小说，我从来也没有看到任何希望所在，这不是很让人绝望吗？我感到很害怕！”

这个质问太深刻了！我反复琢磨才领悟学生这一质问的深意，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学生说的“害怕”是什么意思。

确实，鲁迅说过，“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病态社会”“不幸”和“病苦”，我们着实看到了许多，鲁迅揭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人的麻木从众，甚至中国传统文化“仁义道德”的吃人性……种种“国民劣根性”致使祥林嫂、闰土们生活在绝望的苦痛中。然而“疗救”呢？绝无。比如，鲁迅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它是中国走向没落的罪魁祸首，那么，什么文化制度能够让中国在虎视眈眈的西方强国眼皮子底下独立生存下去呢？西方的行吗？鲁迅的答案是否定的。鲁迅的现代诗《梦》中有一句：“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这里的梦无疑指的是治理国家的习俗、文化制度等。鲁迅并无“新青年”（如胡适等人）那般乐观，认为只要引入西方的现代精神，中国和中国人便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现实的难题。事实上，鲁迅不信任中国传统文明的同时，并没有简单地把西方文明供上神龛。^[3]再如，当时接触了新思想的中国青年普遍感觉到爱情婚姻方面的不自由，中国现代知识人或用积极乐观的方式（如胡适的《终身大事》），或用痛苦悲情的方式（如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痛苦》）高扬自由恋爱，他们认定“自由”便能消除包办婚姻给青年人带来的伤痕。然而鲁迅的《伤逝》告诉我们，自由的恋爱固然妙不可言，但它又带来新的困境，或者说，两个人如何走到一起是次要的，爱情本身给人的困扰（婚姻中的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的冲突）才是人在爱情中遇到的根本难题，鲁迅恰恰把这一困境敞开出来，却并未提供解决方案。

我们不妨这么来理解鲁迅所说的“引起疗救”，即他所说的“引起疗救”一定不是实践层面的——用某种主义、制度、方法解决人在实践生活中的困扰，事实上，在鲁迅看来，人活着本身就是有缺陷的，没有哪一种主义、制度和方法能完全解决人的问题；^[4]而是在精神层面，通过获得人生在世必然面临无可救药的困局这一“悲剧知识”，提升我们对抗困境的强悍度，或者让人拥有一种明知失败但仍乐观积极甚至英雄般地迎向失败的精神。

要言之，鲁迅的“引起疗救”指的是“反抗绝望”的精神治疗，而后者事实上就是一种“以毒攻毒”的精神洗礼。问题马上出现了：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精神潜力怎么办，换句话说，若有人天生不能承受人生在世的悲剧命运，我们还应该把现实的、真实的残酷暴露给他吗？我们很可以想象，在揭示“病苦”的过程中，鲁迅是痛快爽利的，他不仅获得了审美的高峰体验，也在审美快感中抒发他博大的人道情怀。我们还可以想象，通过阅读鲁迅的小说，许许多多想要提升人生境界的读者也在其中获得了上述审美的高峰体验，充实了人生感悟，提升了道德品质，以及在获得人生悲剧感的同时增强了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然而，我们似乎忘记了，那些不能承受人生悲剧命运者一旦接受了“悲剧知识”，他们可能沉沦悲观，一蹶不振，严重者放弃生命；也可能走向过度自由的无根人生——既然怎么过都是悲剧的，为什么要把自己融入国家社会这个共同体，而不是及时行乐，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呢？

因此，从人天性差异的角度看，教育或者说知识的讲授不是毫无界限的。这一界限是为无法承受悲剧命运的人而规定的。即，无论我们如何主张人应该朝真善美的方向修行，但对那些天性易陷入悲观的精神状态或天性对自己的要求过低的人来说，一旦获得了“悲剧知识”，前者仍然放弃或无力接纳健康的生活状态，决绝地走向精神的沉沦，后者则只认定：既然无论如何都是悲剧的，那就及时行乐，一切利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社会国家和个体间的裂隙之根源正在于此）。

二、如何对学生讲授“悲剧知识”

前面提到，现代人理解的“因材施教”，是被教育者可以“自由、平等”地获得知识，并根据不同的禀赋和特长，把被教育者培养成合适的角色，这是现代教育。

然而按照人承受“悲剧知识”之能力的差异而言，至少“悲剧知识”不可以随意地教授给被教育者。换句话说，被教育者在“悲剧知识”上是没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的。比如，孔老夫子说的“因材施教”就属于这一类。他曾经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篇第十七》），“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篇第六》），这意味着，在孔子看来，有些人（下愚者）的天性是不会变的，既然如此，就不可以把高深的、“有毒”的知识（比如“悲剧知识”）教授给他们（“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属于古典教育。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若我们相信人的天性各异，在教育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如何展开“因材施教”的教育。

我想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鲁迅”这一章节谈谈自己的设想。

鲁迅曾说自己的《野草》不推荐青年人阅读，因为里面充斥着非常直白的悲观主义的论断，这对心智不够成熟的青年人来说无疑是有毒的。但他并没有拒绝青年人阅读他的小说。由此可见，即便《呐喊》与《彷徨》里蕴含着高深有毒的思想，“悲剧知识”由于包裹着精妙的语言和惟妙惟肖的人物形象而得以隐藏，或者说，我们暂时会将目光停留在语言和生动的人物身上。因此，对鲁迅的讲解当从小说入手。

首先，对讲授者来说，应把授课的重点落在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上，也就是通过对鲁迅的代表性小说中有特色的人物（如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人）的分析，将他们的劣根性作为值得批判和修正的事物来对待。从知识的角度说，这一层面的讲授近似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讲解。此外，大学阶段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及确立的最重要的阶段，因此，从启蒙的角度说，知识是为了塑造人心，这一层面的讲授还需在知识教授的基础上，深入全面地打造学生的心智，促进心智的成熟，全面提升关于人生真善美之价值的判断力。

其次，通过对具体人物形象的分析，引导学生独立自主地去发现更深刻的问题。比如，把鲁迅是否在根本上没有给我们提供出路这类命题作为问题保留下来，让学生独立思考，而不是给他们提供某种确定的答案。

再次，就那些不太能够承受鲁迅悲观思想的学生来说，我们这些讲授者应避免使用“深刻”“全面”等正面、褒义性词汇描述鲁迅的相关思想，以免学生因为承受不了“深刻”“全面”的知识而自卑，导致恶性循环，或者接纳了“悲剧知识”后，陷入极端的利己主义。也不应当用激励性的话语鼓励这类学生以勇敢无畏的心态承受悲剧思想——前面我们说了，他们不是心智不成熟，而是天性无力承受。相反，在与无法承受悲剧的同学的交流过程中，我们应该把鲁迅的这类“深刻”的“悲剧知识”描述为“片面的”“极端的”和“应当摒弃的”，尽可能地引导他们避开鲁迅的“深刻”面。

三、结　语

在与学院辅导员交流的过程中，笔者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任课老师的一句话，往往会摧毁辅导员好多天的教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其根源就在于，辅导员对学生的教育主要通过向学生给出某种确定的价值来实现，然而任课老师的教育偏向教授“深刻”的“悲剧知识”（人生的悲剧）——它与确定的价值是相冲突的。我相信，任课老师的初衷并非摧毁一切价值，而是希望学生通过了解“深刻”的“悲剧知识”，提升面对现实的勇气和信心，但是，就像前面所说的，人的天性有差，有人承受不了“深刻”的悲剧知识，还有一些人知晓了“深刻”的悲剧知识后，便不再相信辅导员所给出的价值和判断。比如，一个人不能事事为自己考虑；为班级、学院或学校乃至国家等外在的、宏大的集体着想是一个成熟的大学生应该做的事情；学校可以提供全面的教育而让其找到更好的工作，等等。

因此，在现代“自由、平等”的教育理念的背景下，我们仍不应忘记古典教育的教诲，谨慎教授书本中的深刻真理。

【注释】

[1]子路和冉有都问孔子“闻斯行诸”，然而孔子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完全是不同的。参见《论语·先进第十一》。

[2]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6页。

[3]在《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中，鲁迅对尼采、易卜生等人的现代思想表达了推崇的同时，也对整个西方文明本身提出了质疑。

[4]比如，人道（“平等”）与个人（“自由”）便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参见龙子仲：《怀揣毒药 冲入人群——读〈野草〉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