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信息资源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国内外信息资源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肖希明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文章在大量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对2000年以来国内外信息资源建设主要领域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的进展进行了系统阐述。作者认为，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信息资源建设的概念和内容的变化、理念和模式的变化，以及信息资源采集方式的变化，数字信息资源建设成为理论和实践的热点，信息资源建设政策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更为必要和迫切，也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关键词】信息资源建设　理论研究实　践活动

Overviews 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at Home and Abroad

Xiao Ximi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P.R.China，430072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extensive literature research，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ic review to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esin the main areas of internal and oversea information resource construction since 2000.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se developments primarily embodied in the concept，content，philosophy，mode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 gathering modes'changes.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 construction becomes a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hot-point.Researchers start to pay more attentions to information resource construction policy.It's more necessary and urgent for mutual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which has more plentiful content.

【Key words】Information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eoretical research　Practical activity

信息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和社会重要的战略资源。对信息资源的拥有、开发和利用的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因此，世界各国都对信息资源建设高度重视。在我国，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国家和有关部门就制定和实施过一系列的规划和政策，加强对信息资源的建设和开发利用，并取得许多重要成就。2004年12月，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若干意见》，2005年5月，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下发了这一文件，信息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图书馆来说，信息资源是其赖以提供服务的物质基础，信息资源建设是图书馆最基本最重要的业务活动之一，同时也是图书馆学研究中颇受关注、历久弥新的研究领域。近年来，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以及两者相结合的网络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的生产、存储、传递和利用的方式，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图书馆业态环境。这种业态环境给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带来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也使信息资源建设研究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围绕着这些课题，国内外图书馆业界和学界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和探讨，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回顾近年来信息资源建设研究进展，分析其现状，展望其发展趋势，对信息资源建设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1　从文献资源建设到信息资源建设:概念与内容的嬗变

1.1　信息资源概念的演变

1995年，《图书馆》第6期发表了代根兴的《中国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研究展望》一文。该文在当时或许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但今天在回瞻我国信息资源建设研究进展的时候，却发现该文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正是这篇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用信息资源建设取代文献资源建设的观点。文章指出:“有必要在文献资源建设的基础上，通过深化研究层次，拓展研究范围，将之上升为信息资源建设。”⁽¹⁾一年后吴晞撰文详尽分析了文献资源、信息资源、信息资源建设的内涵，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及相关理论的发展脉络，认为“当前亟需提出并进行认真研究探讨的，是信息资源与信息资源建设这两个观念”，主张“以信息资源建设的观念取代文献资源建设的提法”⁽²⁾。这两篇论文，以其富有前瞻性的研究视野，成为信息资源建设理论嬗变的先声。

其实，“文献资源建设”并不是一个古老陈旧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图书情报界的专家学者提出了“文献资源建设”这一概念，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颇具创新性的。它突破了传统的图书馆藏书、藏书建设的局限，更好地概括了文献和文献工作的本质，反映了人们对这一领域认识的变化。它从建立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视角与高度，将各类文献收藏视为一种社会资源来加以审视和研究，将馆际协作、文献资源整体化建设和资源共享、建立联合目录报导体系等一系列宏观文献资源建设理论带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因此，这一理论体系很快被我国图书情报界所接受，以至《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也明确使用了文献资源建设的概念系统。范并思先生评价说:“文献资源建设概念的提出及研究领域的形成，是中国图书馆学家首次用自己的概念创立研究领域，并且没有一个术语如此科学地包容了这一领域的问题。”⁽³⁾

然而，9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环境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网络的迅速发展，文献资源建设的实践发生了重要变化，文献资源建设的理论也显露了它的一些局限性。首先，图书馆赖以提供服务的资源基础，已不再局限于馆藏的物理形态的文献，各种形式的电子化或数字化的信息迅速地涌入图书馆。文献资源只是多种形式的信息资源中的一种类型，尽管它在大多数图书馆仍然是主要的信息资源类型。显然，对数字化信息的生产、组织、加工、存取等工作内容不是“文献资源建设”所能涵盖的。其次，文献资源建设所关注的主要是图书馆“拥有”的实体馆藏，而在网络环境中，读者获取信息却不一定依赖实体的馆藏。因为互联网络将不同地区、不同系统的图书馆联为一体，读者通过网络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取本馆缺乏的信息。因而图书馆的资源结构发生了变化，即由单一的实体馆藏变成了实体馆藏加虚拟馆藏。显然，虚拟馆藏建设也是原来的“文献资源建设”难包容的。再次，文献资源建设已经注意到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和资源共享问题，但只有在网络环境中借助于先进的信息生产、存储与传递技术，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知和共享，真正建立一个无比丰富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显然文献资源建设理论也是无力解决信息资源的共建、共知和共享问题的。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人们认识到，文献资源建设有必要突破原来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加以丰富和发展。于是信息资源建设理论便浮出水面。

与以往某些新概念一提出便一窝蜂似的“讨论”不同，图书馆界似乎平静而悄然地接受了“信息资源建设”这一概念，并很快广泛使用在图书馆学研究文献中。直到1999年和2000年，一些理论工作者才又对这一新的理论展开了研究。储流杰在《对“文献资源建设”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在网络环境上规范概念，可采用‘信息资源建设’这一概念……‘文献资源’已不适应网络信息时代的发展，即现代信息不仅包括传统的文献资源，而且包括大量的电子信息资源”⁽⁴⁾。董焱和刘兹恒在《网络环境下我国图书馆的发展方向》一文中论述了网络环境下我国图书馆应由文献资源向信息资源转变，并具体探讨了转变的措施⁽⁵⁾。张久珍在《论信息资源建设》一文中分析了“藏书建设——文献资源建设——信息资源建设”演变的过程，提出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的局限性，对信息资源建设理论的意义。作者认为它能促进信息资源的深层开发、促进信息资源的动态更新、促进信息资源的迅速传播、促进信息资源的远程获取、促进信息资源的广泛共享⁽⁶⁾。高波、吴慰慈的《文献资源建设到信息资源建设》则深入分析了从文献资源建设到信息资源建设理论嬗变的必然性，系统阐述了有关信息资源、信息资源建设的概念及信息资源理论体系的观点⁽⁷⁾。该文的重要性还在于明确了信息资源建设与文献资源建设和馆藏建设是包容关系，而不是取代关系。换言之，文献资源建设并不因为信息资源建设概念的提出而消失，相反，它作为信息资源建设的组成部分，其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该文提出的由基础理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网络信息资源建设三个部分组成的信息资源建设理论体系，是一个体现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理论体系。

当然，对“信息资源建设”概念仍然有不同的理解，王春生认为:“信息资源建设不是馆藏建设。总的来说，所谓信息资源建设，讨论的是如何丰富网上的信息资源，与平常所说的图书情报机构的馆藏建设是两回事。网上信息资源的丰富与否，决定于已有非数字化文献信息和新创文献信息的数字化程度，而馆藏建设的内涵是根据一定的目的，经过对社会已有的信息的选择，建立起一个信息体系。因此，不能用信息资源建设取代馆藏建设。”⁽⁸⁾不同观点的讨论是正常的，而且还可能继续，但图书馆界对“信息资源建设”概念的接受和广泛使用，已然成为趋势。

1.2　信息资源建设内容的拓展

任何学科的概念都是学科内容的概括和抽象，因而学科概念的演变也必然是学科内容发展变化的结果。正是近年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信息资源结构的变化、信息采集和传递方式的变化，以及用户信息需求内容和信息获取方式的变化，使得信息资源建设的实践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对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也不断地从其他学科吸收新理论、新观念，来重构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建设内容体系。

孟雪梅撰文认为，在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多层次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从整体上保证信息资源质量的提高与规模的扩大。针对这一目标的研究内容主要应包括设计和完善信息资源体系结构、馆藏信息资源的补充与更新、加强馆藏信息数字化和各类型数据库的建设，以及开发网络资源，建立虚拟馆藏。她认为，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建设的重点正在转移，即信息资源网络建设成为信息资源建设的重点，信息数据库建设成为信息资源建设的关键，信息资源共享成为信息资源建设的目标⁽⁹⁾。

不少学者则更注意从宏观的角度来探讨信息资源建设的内容。他们突破传统的图书馆藏书建设的局限，利用其原理与方法，研究社会信息化过程中网络信息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利用。如林菁的《网络时代的信息资源建设与信息服务》⁽¹⁰⁾，孙建军的《网络信息资源搜集与利用》⁽¹¹⁾，袁海波、孟连生的《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实践》⁽¹²⁾等。廖璠则具体提出，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建设的基本内容由理论知识、方法技能和实践运用三大块共同构架，主要包括:信息资源及其建设在社会信息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信息资源建设的社会物质条件和信息环境基础；信息资源整体化建设的原理、方法及其实施；传统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技术手段和业务流程；现代数字化信息资源建设的技术支撑与方式方法；网络信息资源内容开发及信息资源网的建设；国民经济发展中各行各业的信息资源建设、开发与利用等⁽¹³⁾。

应该承认，信息资源建设已经成为图书馆界、情报界和其他信息工作领域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但人们对它的理解还不完全一样，情报界所说的信息资源建设主要是指网上信息资源建设，即数据库建设，而不是图书馆界所理解的取代“文献资源建设”的含义。但是在网络环境中，图书馆工作与情报工作融合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因此，图书馆界与情报界关于信息资源建设的不同理解是完全能够加以整合的。笔者认为，经过整合的信息资源建设内容体系可概括为:①信息资源体系规划，即根据信息资源体系的功能要求，来设计这个体系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微观结构指单个图书馆的信息资源结构，宏观结构则指一个系统、一个地区乃至全国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结构。②信息资源的选择与采集，包括印刷型文献的选择与采集、电子出版物的选择与采集、网络数据库的选择与采集。③馆藏资源数字化与数据库建设。④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⑤信息资源的组织管理，既包括对入藏的文献信息资源进行加工、整序、布局、排列和保护，也包括对数字化信息资源进行整合。⑥信息资源共建与共享，包括:建设相对完备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形成覆盖面宽、利用方便快捷的书目信息网络，建立迅速高效的电子文献传递系统。⑦信息资源建设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2　拥有还是存取:理念的变革与模式的选择

2.1　拥有与存取讨论的由来与意义

拥有与存取对图书馆来说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图书馆杂志》、《图书馆趋势》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就出现了讨论“存取”与“拥有”关系的论文。只是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以前，“存取”的实现在技术方面还存在着障碍。进入90年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的传播突破了时空的局限，图书馆能够十分便捷地借助网络来获取本馆以外的信息资源，这种资源的异地存取使各图书馆的馆藏无形中扩大，读者能够获取的信息也大大增加，而且事实证明，对利用率低的文献，通过存取获得在经济上更为合算。这就使存取理论有了发展的空间，人们对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也出现了从重分工收藏到重有效利用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初是存取理论在国外迅速发展的时期。1991年初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召开的一个采购工作会议上，就出现了许多关于存取的论文。同年《图书馆管理杂志》刊出了《从拥有到存取:图书馆管理者的两难选择》。1993年，《图书采购》杂志发表了《存取VS拥有:神话还是现实?》，该文高度评价了存取概念的理论意义，详尽论述了存取理论的发展过程，将存取理论引入理论图书馆学的范畴。1999年，“存取VS拥有”的词条被收入了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最有影响的大型工具书《图书馆学情报学百科全书》第64卷(增补27卷)⁽¹⁴⁾。

在今天，“存取”已经成为图书馆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对信息资源建设而言，“存取”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理念。“信息资源建设的目标不是占有资源，而是在用户需要的时候能够更方便更及时地提供给用户；不是建立保障性的‘库存’，而是有保障的‘供应链’；对资源建设的评价和考核的指标主要不是资源的占有率，而是用户需求的保障率。”⁽¹⁵⁾“资源建设的经济效率决定了信息服务机构的运作效率，如何在保证用户需求的同时减少资源的浪费和资源建设的成本是需要我们更多关注的问题。对馆藏质量的评价更多地是侧重与存取质量的评价，即不能仅以本馆实际拥有多少文献和多少电子出版物为标准，而应该评价图书馆在整个信息活动中为用户提供选择性信息的能力。”⁽¹⁶⁾关于存取理论的意义，范并思认为，一是建立了更加积极的图书馆发展观念，它使人们认识到图书馆不仅是一个藏书场所，更是一个信息存取场所，未来图书馆是一个高效的信息存取中心，文献传递服务中心；二是改变了图书馆学的藏用观，存取理论的出现使图书馆可以考虑利用书目共同体和商业化文献传递服务，通过业务外包、委托管理，使自己从非核心业务中解放出来，专注于发展读者服务工作；三是改变了图书馆合作或协作模式，使图书馆合作从图书馆内部解放出来，将合作的思路扩大到信息生产机构、商业化信息机构、物流机构等。这种改变也迫使理论图书馆学调整自己的理论范畴⁽¹⁷⁾。

2.2　存取VS拥有:国外的讨论

近年来，国外对“存取VS拥有”的讨论依然热度不减，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E.Roberts总结了近年来获取与拥有讨论的发展，概括了高校图书馆形成的三种服务模式:拥有，获取和复合模式，分析了拥有和获取两种服务模式的基本原理和优势以及由于人们逐渐依赖获取模式而引发的问题，提出复合模式最可能满足所有用户要求，并对以后的发展提出了建议⁽¹⁸⁾。B.R.Kingma以纽约四所州立大学的大学中心图书馆为例，测算了一些价格高、利用率低的学术期刊拥有与存取的成本和效益。该研究计算了通过馆际互借借入馆、借出馆的花费，同时也计算了用在期刊定购方面图书馆的花费，还测量了当通过馆际互借而不是期刊定购获取文献时用户由于等待的时间造成的机会成本⁽¹⁹⁾。Kingma还将其开发的馆际互借和图书馆期刊定购的经济模型运用到从俄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图书馆收集数据的研究结果和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中心的Kingma研究结果相似，在俄国范围内对科学期刊文章提供存取最有效的方法是为国际馆际互借额外拨款，而不是增加期刊定购的数量⁽²⁰⁾。L.Houle则研究了McGill大学物理学和工程学图书馆为它的用户提供电子文献传递服务的情况，认为“这种服务被证明是比期刊传统采购和馆际互借服务更好的办法，比以前更快更及时并比任何期刊定购都更便宜”，“它被发现是解决期刊价格快速增长的最好方法”⁽²¹⁾。

2.3　存取VS拥有:国内的讨论

在国内，专题研究拥有与存取的论文还比较少，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有关数字图书馆以及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等主题的论文(著)中，涉及“拥有”与“存取”的论述非常多。不少学者认为存取比拥有重要。汪冰认为:“在向电子图书馆发展的过渡阶段，使用权和存取能力将比本馆实际拥有显得更为重要，存取的质量很可能成为评价馆藏发展质量与成效的关键性标准。”⁽²²⁾于湖滨认为，存取模式的图书馆更符合时代的潮流、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²³⁾。上海地区文献资源共享协作网、华东师大信息学系联合课题组提出应该以文献资源的可获知能力(Accessibility)和可获得能力(Availability)取代原有的宏观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的文献保障率，实际上也是主张以“存取”取代“拥有”来构建信息资源建设的新模式⁽²⁴⁾。

很多学者不同意以存取取代拥有的观点。刘兹恒、张久珍认为，将存取与拥有对立起来去争论哪一个更重要是没有意义的，存取与拥有是相互辅助的关系、长期共存的关系、缺一不可的关系、互动的关系⁽²⁵⁾。刘兹恒在另一论文中更明确地提出:“脱离了实际信息资源为后盾的单纯的网络信息存取能力是很难成为图书馆核心能力的。”⁽²⁶⁾肖自力针对“上海课题组”的观点指出:“对人类知识信息积累的文献资源，要针对自己的需要有较完备的收藏，建立起自己比较强的文献资源保障。第一，这是一种基础性的知识资源，自己需要的自己拥有最为方便也最有保障；第二，网络和电信技术已使时空距离接近于零，但数字信息并不稳定，易受损失，加上黑客和病毒的侵蚀，还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影响，依靠从国外利用电子文献传递或网络来满足需求不太可靠，只能作为一种补充；第三，重要的发达国家都已建设或形成了较强的文献保障体制，至今并没有要放弃的信息。”⁽²⁷⁾黄俊贵分析了数字信息资源和文献资源各自的特点和读者对信息载体的需求，并以国外大学图书馆读者对信息资源重要性的排序为依据，认为“不论什么图书馆都应以文献实体资源为载体，服务社会，而不是不讲条件，一律追求网络信息的存取能力，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²⁸⁾曹臻认为:“通过网络获取文献信息，然后通过复制或馆际互借获取所需文献的方式，只能部分解决馆藏文献资源不足的问题，它不是目前国内大多数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基本模式。”“只有在不断提高本馆馆藏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程度的基础上，才有利于促进形成我国整体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才能在更大范围内更合理地实现文献信息资源共享⁽²⁹⁾。”赵美娣、谢敏对存取与拥有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认为由于各种大型数据库都进入了商业化运作，有可能产生的垄断性经营是图书馆必须防范的，如果图书馆的大量文献都采取了存取形式，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主动权，因此必要的拥有仍是图书馆提供基本服务的保障⁽³⁰⁾。

2.4　重要的是科学处理拥有与存取的关系

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任何图书馆仅仅依赖本馆有限的资源是无法满足读者广泛而复杂的信息需求的，而读者利用图书馆也不仅仅是为了利用这一馆的馆藏。因此，图书馆如果固守“拥有”的资源发展模式，显然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了。但正如上述学者论述的原因，以存取来取代拥有也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拥有与存取两种方式是不能相互取代的。重要的是，“图书馆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在拥有与存取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如何确认所需要的信息资源中，哪些应收藏实物，哪些通过馆际协作获得，哪些依靠网上查询索取”⁽³¹⁾。何华连认为，网络环境下的馆藏发展既不能排斥虚拟馆藏，也不能过分依赖虚拟馆藏。在现阶段，现实馆藏应继续作为馆藏建设的重点，中小型图书馆更应如此。虚拟馆藏建设代表着馆藏建设的方向，应周密规划，长远打算，大型图书馆更应如此⁽³²⁾。吴冬曼等则针对不同资源的需求情况进行分析，认为工具书宜采用在线方式，即存取模式；核心学术文献采用双重保障模式，即拥有和存取的两种保障方式；时事、文学与通俗读物类文献则可根据需要适量购买一些印刷本资源，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收集网络免费资源，建立相关资源导航来满足需求⁽³³⁾。

笔者亦参加了“拥有”与“存取”的讨论。笔者认为图书馆以“存取”取代“拥有”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存取和拥有都是现代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不可缺少的方式和手段，以这两种方式建设的信息资源，共同构成图书馆赖以提供服务的资源基础，问题在于，不同的图书馆应该根据各自的性质、任务、读者需求、资料类型、经济情况等各种因素，对拥有还是存取，采取不同的方针，确定本馆信息资源建设的模式。例如，对主要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研究图书馆和大型专业图书馆来说，特别需要及时获取国内外最新最前沿的科技信息，因而信息资源建设应该以“存取”为基本模式，而对公共图书馆，尤其是中小型公共图书馆来说，读者更多地是需要各种类型的文献，因而应以扩大馆藏文献拥有量为主要任务，高校图书馆为满足大学生课程学习和扩大知识面需要的文献，应以“拥有”为主，而为满足教师和研究生从事科研的需要，又要以“存取”的方式从网上及时、广泛地获取最新的学术信息。对不同类型的文献资料，也应采取不同的方针，如对读者经常使用的文献，应该致力于提高其拥有率，而对读者并不经常使用而又必备的文献，就应该通过馆际合作，以异地存取的方式来提供文献保障。又如对图书和期刊。由于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大量出现，图书馆可以停止订购那些利用率低的期刊的印刷版，而在需要时以存取方式获得这些期刊的电子版。而由于图书的数字化传播和阅读还存在诸多问题，目前上网的图书全文还较少，因而对图书仍应更多地以增加“拥有”的方式来发展藏书⁽³⁴⁾。

关于“拥有”与“存取”的讨论还在继续，人们也会更加理性地选择信息资源建设的模式。实际上，目前我国在运行的地区或系统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或网络，无不把建立丰富的文献资源体系、覆盖面宽的书目信息网络和方便快捷的文献传递系统作为基本目标。这种集“拥有”与“存取”于一体的模式，将是我国信息资源建设模式的合理选择。

3　网络采访与集团采购:信息资源采集的新模式

信息资源采集是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领域。在传统的图书馆业务工作体系中，文献资源建设一直处于“龙头”地位，而文献采访又是文献资源建设的主要内容，并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信息资源采集也出现了新的模式——网络采访与集团采购。

3.1　网络采访

网络采访又叫联线采访、在线采访、网上采访等，是指图书馆采访人员利用联网计算机，查阅、检索、下载网上的书目文献信息，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上完成选择、订购、支付的过程。它是在因特网上，利用电子商务手段来获取文献信息的一种采购形式，是信息资源采集的一种新方式。

信息资源采集经历了三个阶段:文献采访的手工阶段，主要靠人力完成文献采访诸环节，速度慢、耗费人力资源多、采访范围有限、中间环节多、成本高、容易产生差错、采访质量受影响。计算机自动化管理采访阶段，提高了文献采访的速度、节省了人力、降低了成本，但有很大局限性，即图书馆与书店、出版社之间，仍需靠人去沟通，采访的部分环节仍需由人工去完成。因而第一和第二个阶段可统称为传统文献采访模式。网上文献采访阶段，实现了文献采访的网络化、自动化，扩大了采访的范围，加快了速度，简化了手续，减少了人为限制，增加了采访的开放度与透明度，使信息资源采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网络采访是图书馆信息环境变化的必然结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Internet的迅速扩展与普及，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的实现，图书馆集成化管理系统的开发和功能的不断完善，以及各种网络检索工具的开发，为网络采访提供了技术基础。网络时代电子出版、网络出版打破传统的出版格局，使得电子信息资源蓬勃发展，种类繁多，数量激增，为网络采访提供了资源基础。全球销售网络的迅速发展，网上书店的大量涌现，使网络采访成为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网络采访方兴未艾，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信息资源采集模式。对网络采访的研究，也成为近年来信息资源建设研究热议的问题。2001年出版的黄宗忠的《文献采访学》是较早涉及网络采访的著作。该书专辟一章论述网络采访，认为网上书店的兴起将改变图书馆文献采访的传统模式。图书馆上网采访文献将成为未来的重要方向和馆藏文献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³⁵⁾。胡修琦的《网络采访的理论与实践》则是较早论述网络采访的论文。该文论述了国外网上采访的历史与现状、国内网上采访的条件与环境，书目资源供应商的特点，以及网上采访与传统采访模式的比较及其意义⁽³⁶⁾。其后几年关于网络采访的研究有不少论文问世，内容涉及网络采访兴起的背景、条件，网上书店的概念及经营模式，网络采访的概念与特点、网络采访与传统采访比较的优势，网络采访的方法和程序等。关于网络采访的优势，研究者一般认为主要有网络书目信息资源丰富，网上书目数据规范，标准，文献内容信息全面准确，计算机自动检索查询方便有效，节省采访人员工作时间，缩短文献采访的周期，网络采访不受时空限制，为各种编目打下了良好基础，补缺工作省时省力，反馈信息渠道畅通，等等^(37)(38)。有的研究者将网络采访的优势概括为采访文献的范围优势、时空优势、效率优势、经费优势和质量优势⁽³⁹⁾。

当然，网络采访仍然存在局限性，有人认为主要是网上文献信息量大、选择难度大、网上传输的信息质量难以把握、网上采购实体文献不能浏览文献内容、容易造成重复购买，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诸多问题⁽⁴⁰⁾。有人指出主要问题是网上书店书目信息完备程度较差，用户服务工作还不够完善，对用户的优惠程度不够大，支付方式和配送方式都有待改进⁽⁴¹⁾。

正如许多新生事物的出现不会马上取代传统事物一样，网上书店和网络采访也不会很快取代传统书店和传统的文献采访。传统书店也有自身的优势和生命力，传统的文献采访方式也在吸收现代技术的元素，进行自身的改革。只要物理概念的实体文献存在并继续生产，传统书店和传统文献采访就会存在和发展。因此，要重视网络采访与传统文献采访的有机结合和相互补充。

3.2　集团采购

集团采购是针对电子资源而言的，是指由多个图书馆自愿组成集团，联合采购某种电子资源，共同承担电子资源的购买费用，以最少的经费，获取最优价格、最佳服务和最符合需求的电子资源。它已成为电子资源尤其是网络数据库的主要购买方式，是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在网络环境下产生的一种新模式⁽⁴²⁾。

电子资源集团采购的兴起是有其特定背景的。由于近年来电子出版业的蓬勃发展，电子资源数量与日俱增，而由于电子资源价格昂贵，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电子资源完全不同于传统文献资源的生产、传递、获取和利用方式等原因，使得图书馆对电子资源采购的难度和复杂性加大，图书馆单凭本馆的力量来采购电子信息资源，尤其是采购大型数据库，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此，图书馆只能通过合作，以联盟或集团采购的形式来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联盟或集团采购的优势，一是显著降低电子资源采购成本，同时节省了每个图书馆分别与资源提供商讨价还价的时间和精力。二是可以发挥集团的作用，从多个角度对购买的产品进行评价和选择，降低经济风险。三是以集团的名义，便于要求数据库商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四是图书馆之间通过联合，可以对出版业界在电子资源定价、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施加更大的影响，维护图书馆合法权益。五是避免信息资源重复建设，同时在集团内部开展合作，整合资源，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电子资源集团采购最早是在国外兴起的，它是图书馆联盟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例如:美国Minitex共享模式中的集团采购始于1988年，当时其成员馆已经超过200多个，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⁴³⁾。OhioLINK把集团采购作为2000年后制定的新目标之一:最大限度地发展联合采购的优势，扩大购买信息资源的能力⁽⁴⁴⁾。我国的集团采购开始于1997年，当时清华大学图书馆组建了全国第一个联合购买电子资源的集团——“Ei Village中国集团”。同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美国Science周刊达成协议，购买Science Online在中国的使用权，Science Online成为我国首例全体公民可以免费访问的电子资源。经过6年多的发展，对国外电子资源进行集团联合采购，已取得辉煌的成就。仅引进国外的数据库，已达到40余个团次、500多个图书馆参加，与国外27家数据库商或出版商谈判、合作，引进的数据库已达到120多个，其中包括外文全文电子期刊12 000多种⁽⁴⁵⁾。在这其中，CALLS成功地策划和实施了高校图书馆的集团采购，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CSDL)启动并运行了中国科学院系统的集团采购，江苏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则是区域性电子资源集团采购的典型范例。与此同时，对国内数据库的集团采购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各种不同形式、不同类型的集团采购，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图书馆的资源状况，扩大了期刊的品种覆盖面，节省了信息资源建设的成本，实现了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的机制创新，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集团采购实践的发展，引发了国内外图书馆界对这种信息资源建设新模式的研究。T.Caldwell认为:“图书馆联盟，包括地区性图书馆团体，已经证明通过使用集体谈判力量能使他们以最低价格买到图书馆的资源。”⁽⁴⁶⁾D.Costello撰文讨论了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委员会在集团采购中的作用⁽⁴⁷⁾。B.Davies则介绍了英国的一些专业图书馆组成图书馆联盟，进行电子资源集团采购的模式⁽⁴⁸⁾。M. Lluis等介绍了在2000～2003年加泰罗尼亚大学图书馆联盟(CBUC)集团购买电子资源的情况，认为“应该感谢集团购买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⁴⁹⁾。

在国内，作为CALIS组织集团采购的专家，北京大学图书馆肖珑、清华大学图书馆杨毅的研究成果颇为引人注目。肖珑在《我国图书馆电子资源集团采购模式研究》一文中，总结和分析了集团采购过程中，决定集团是否组成，能否成功的4个重要因素，即集团结构和组织模式，采购和价格模式，资源共享模式，数据库访问模式。对各种模式的优势、劣势，在何种情况下采用，如何采用等，都作了详尽的分析⁽⁵⁰⁾。杨毅《电子资源集团采购模式的探讨》一文，针对CALIS全国工程文献信息中心组织的32个电子数据库采购集团，从集团组织模式、集团特点、集团召集馆和成员馆的责任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和研究，总结归纳出10种不同的集团采购模式，包括:单一学校购买模式、地区集团购买模式、用户分级购买模式、集团成员优惠购买模式、分学科选库购买模式、使用权限购买模式、捆绑纸本期刊购买模式、数据集团购买模式、“并发用户型”共享购买模式、共建共享型购买模式等，认为这些模式具有开放、松散、平等、公开、透明、与数据库商关系平等的特点，并对不同模式适用的不同情况做了分析⁽⁵¹⁾。此外，胡永生撰文提出了我国电子资源集团采购的对策，即建立采购集团与加盟馆的互利互信伙伴关系；平衡采购集团与成员馆的利益；规范集团资源采选程序，特别是加强标准建设；确保采购运作模式的科学性与透明性，强化成员馆之间的合作；建立合理的成员馆费用分摊模式等⁽⁵²⁾。张淼则针对集团采购中涉及的各种利益关系，提出要平衡包括信息资源提供商、图书馆、图书馆联盟、用户、资源创作者的利益，平衡的策略包括:从实践中总结出成熟的谈判策略、建立合理的价格模式、平衡各图书馆的利益、维护用户的利益、关注知识产权主体的利益等⁽⁵³⁾。

4　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热点

尽管图书馆业界学界很多人不同意以“存取”取代“拥有”的观点，认为文献资源仍然是信息资源中的主体，文献资源建设是信息资源建设的重点，但是，几乎没有人否定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性。人们都认为，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必须顺应潮流，与时俱进，重视数字信息资源的建设。因此，数字信息资源建设成为近年来图书馆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热点。

4.1　国内外数字信息资源建设概况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数字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信息资源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成为评价一个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世界各国掀起了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热潮⁽⁵⁴⁾:

1995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始实施投资6 000万美元的“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计划到2000年完成500万件历史馆藏的数字化转换。在1998年美国政府的财政基金中，政府将1.3亿美元用于“图书馆与技术法案”项目。目前，美国许多图书馆包括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以及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等已开始将印刷品数字化，以便通过计算机网络传送和接收信息。

日本不仅投入l5亿日元开发日文文献数据库，而且还以建设国会图书馆分馆——关西电子图书馆为契机，拟投入4亿美元，将其建设为亚洲文献中心。

1995年3月，新建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开始将其收藏的100万册图书数字化，截至2000年，已拥有2.5亿页数字化藏书。

1996年8月，德国联邦内阁会议正式通过德国1996～2000年信息技术发展计划，中心内容是建立全球电子图书馆和开展电子出版业服务。

1995年5月，法、日、英、加、德、意等国的国家图书馆在法国成立了G7全球数字图书馆集团，以后又扩展为G8集团，目标是从现存的数字化项目中组织一个大型的人类知识的虚拟馆藏，通过网络为广大公众服务。

近年来，新加坡、我国台湾省等也投入巨资进行数字信息资源建设，试图确立网上中文信息的中心地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的数字信息资源建设也方兴未艾。

2000年，“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正式启动。该工程的目标是建立起一个跨地区、跨行业的巨大文化信息资源网络，全面地搜集各类文化信息，建设起一批以数字化图书馆、数字化博物馆、数字化影视中心等为代表的资源库，依托国家骨干通信网建立完整的信息资源网络体系，为用户提供对各种资源库的快速查询与检索，使用户方便、远距离、最大限度地获取和利用网上的文化信息资源。

自1998年开始建设的CALIS，“十五”期间引进了一系列国内外文献数据库。已经启动的二期工程又将“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简称CADAL)列入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定名为“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化图书馆”(China Academic Digital Library＆Information System，简称CADLIS)。项目的目标是:到2005年底，初步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开放式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它将以系统化、数字化的学术信息资源为基础，以先进的数字图书馆技术为手段，建立包括文献获取环境、参考咨询环境、教学辅助环境、科研环境、培训环境和个性化服务环境在内的六大数字服务环境，为高等院校教学、科研和重点学科建设提供高效率、全方位的文献信息保障与服务，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2000年成立的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是一个虚拟的科技信息机构。该中心十分重视数字信息资源建设。到2004年底，提供服务的数据库数量已经增加到42个，积累的文摘或题录数据3 200多万条，单独或与其他单位联合订购网络版外文全文期刊100余种，供中国大陆科技界用户浏览、下载。

公共图书馆系统在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下加强了数字信息资源建设。如上海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于1997年启动，1999年完成了七个数字化项目，2000年开始对外服务，之后的工作重点是将馆内已经购买的数字资源整合到数字图书馆的服务体系中来，先后建设了上海图典、上海文典等九个数字资源库。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近年来积极开展大规模的数字化馆藏建设，大力建设孙中山全文数据库、中文工具书参考咨询系统、缩微文献数字化与检索系统、广东省网上图书馆等特色资源库，集成和整合各种数字化资源，已经从传统图书馆转变为拥有大规模数字化馆藏和印刷型出版物的“复合型”现代化图书馆。

除了图书馆在积极开展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外，一些IT企业也纷纷在这一领域寻求自身发展的新机遇。如清华同方、重庆维普、超星、书生之家、北大方正等数字图书馆公司以市场化运作方式，在数字信息资源建设和服务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4.2　馆藏资源数字化与数字资源馆藏化的选择

馆藏资源数字化是近年来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热点，但学术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者认为馆藏资源数字化是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主要内容，建立数字图书馆的第一要素就是“拥有独立和规模宏大的馆藏数字文献资源”⁽⁵⁵⁾，因而主张“在统一领导下，图书馆与科技部门特别是计算机网络部门通力合作，将本馆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通过Internet上网，供用户查询”⁽⁵⁶⁾。更有人认为“只有将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全部装载到网络上服务，用户才能跨国界、跨地区实现文献资源共享”⁽⁵⁷⁾。实践中，有些图书馆对“馆藏资源数字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如南方某大学图书馆就在将全部到馆的新书及已入藏的教学参考书进行数字化处理，制作成电子图书。然而，有很多研究者对“馆藏资源数字化”并不认同。陈源蒸是较早对“馆藏资源数字化”提出质疑的学者。他在比较了中美两国情况后指出:“我国无论是全社会对计算机的应用还是图书馆自身的自动化基础，都非常薄弱，不具备将大量馆藏资源进行数字化转换的条件。”“我们对信息资源应有科学的认识，并不是任何一种出版物转换为数字化的形式，就是信息资源。”他还分析了馆藏文献数字化可能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他最后的结论是:“图书馆应以‘社会资源馆藏化’为主要职能，部分馆藏进行数字化转换只是一种补充行为，‘馆藏资源数字化’不宜成为图书馆的主要任务，更不宜作为一种口号提出来。”⁽⁵⁸⁾“图书馆界的主要任务是把社会上数字的与非数字的无序信息资源进行有序整合，用科学方法组成一个知识系统，图书馆的读者(用户)既可从书目数据库查找书刊资料线索而获得原书、原刊，也可直接检索数字对象库，获得多媒体资料。”⁽⁵⁹⁾吴晞认为:“图书馆应以‘信息资源馆藏化’为信息资源建设的主要目标。在当前阶段，应致力收集社会上各类电子出版物和数据库，开发利用网络资源。部分馆藏资源的数字化转换应作为信息资源建设的补充，适时、量力地进行⁽⁶⁰⁾。”

笔者认为，对馆藏文献进行数字化转换，对于那些规模较大、特色馆藏丰富的图书馆来说，是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对于那些资源并不丰富、特色也不明显的图书馆来说，却未必是正确的选择。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对馆藏文献的数字化转换和自建数据库的资金、技术和设备的投入远远大于购买已经商品化的电子图书和数据库的费用，很多中小型图书馆是难以承受这种投入的。因此，有必要改变那种认为只有馆藏文献数字化才是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观念，应该肯定，以购买方式获取商品化的信息资源为本馆所藏或所用，同样是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一种形式，而且对大多数图书馆来说是一种应该优先考虑的形式。

4.3　数据库建设

数据库建设是数字信息资源建设核心内容。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数据库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一批大型的国家级的文献数据库、事实数据库、数值数据库竞相问世。特别是随着网络技术的日趋成熟，网络数据库的发展势头日益强劲。如《中国学术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文献数据库》、超星数字图书馆、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等都是以基于Web的网络版方式发行。这些数据库大多以市场化方式运作，商品化、社会化程度高，标准规范，其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成为数字信息资源建设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许多互联网网站也建立了自己的在线数据库。2005年2月完成的第四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资源数量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在线数据库总量为30.6万个⁽⁶¹⁾。

数据库建设在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图书馆数据库建设的主要内容是书目数据库和特色数据库。书目数据库是开发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基础数据库，也是图书馆实现网络化、自动化的基础，它直接关系到联机编目以及联合目录数据库的建设。发达国家非常重视书目数据库的建设，并注意开发区域性、全国性、世界性的联合书目，如美国的OCLC和RLIN是著名的世界性联机联合目录系统。在我国，大多数图书馆都已经建设了自己的书目数据库，但书目数据库建设仍存在不少问题。刘兹恒、黄俊贵撰文分析了目前书目数据库建设中存在的满足于自建自用，而不是立足书目资源共享，缺乏统一的书目标准，或项目不全、或记录有误，不能相互兼容等问题，建议各图书馆要更多地从国家数据中心或地区数据中心套录有关书目数据，以确保书目信息的顺利传递与交流^(62)(63)。李家清探讨了我国书目数据库建库的三种模式，一是自建，二是购买标准书目数据库套录，三是套录与自建相结合，并提出了建库过程中应采取的若干措施⁽⁶⁴⁾。谢琴芳等结合CALIS联合目录数据库的建设实践，先是探讨了该数据库建设的目标与内容、建设方案、系统功能和项目建设原则，两年后又撰文系统总结了CALIS联合目录数据库建设的经验^(65)(66)。

特色数据库是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重点，也是图书馆充分展示其个性，提高其信息服务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有人认为，开发独具特色的馆藏文献数据库是当前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中最需要做的一件事⁽⁶⁷⁾。有人阐述了图书馆要以建设网上特色馆藏数据库为重点的思想⁽⁶⁸⁾。有的则把特色数据库建设作为中小型高校图书馆在网络环境下争得一席之地，以自身的优势去吸引读者和用户的重要方式⁽⁶⁹⁾。因此，近年来，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许多图书馆都开发了自己的特色数据库。据来自全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03个图书馆的调查，有71%的图书馆开发了具有馆藏特色的数据库，并有60%的图书馆已提供上网服务⁽⁷⁰⁾。

图书馆如何创造性地建设自己独具特色的数据库，成了业内人士积极思考和探索的课题。莫少强撰文介绍了广东省公共图书馆开发建设的特色数据库的实践⁽⁷¹⁾。杨思洛通过网络调查了46个省级公共图书馆中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情况，并对公共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提出重视数据库标准化、合理解决知识产权问题、统筹规范和保证质量、加强认识及共建共享、争取经费并建立新的投入体系等五点建议⁽⁷²⁾。游春山分析了特色数据库建设中存在的认识模糊、重建轻用、急功近利等误区，提出特色数据库建设要有组织地进行，要选用灵活多样的方式，要坚持规范性、实用性、服务性和共享性原则，要处理好知识产权问题，要适时进行质量控制和评估等建议⁽⁷³⁾。符绍宏认为，在建设特色馆藏方面，应该正视我国在数据库建设、开发方面多年来存在的痼疾，即由于不重视资源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而导致的缺乏规划、各自为战、分散作业，多为低水平运作的局部行为而造成的资源分割、选题重复等问题。要保证特色资源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就应该研究特色资源库的选题、特色的体现和特色资源的经营问题⁽⁷⁴⁾。吴慰慈认为开发特色文献数据库要注意:①坚持标准规范的建库原则和共知共享的目标，使数据具有可共享性和永久保存价值；②要根据自身拥有的优势和社会需求，选择合适的主题；③建立本馆文献资源定位系统，使自行开发的特色数据库上网流通，并在网上介绍自己的资源特色、数据库使用方法，必要时还可建立站点或搜索引擎；④在具体操作中，一定要把握好原则性、前瞻性、效益性和本馆的个性化，避免重复投资，克服利用软件的随意性等⁽⁷⁵⁾。

4.4　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与组织

网络信息资源与图书馆传统的现实文献资源共同构成图书馆的信息资源。网络信息资源极为丰富且数据类型繁多，而图书馆对它的开发利用还有限。由于利用互联网资源不需要自己的藏书，也不需要自己去建立数据库，只是整理、组织网上信息，投入少，又最容易见到实效，因而应当成为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途径。研究者对网络信息资源开发与组织也十分关注，发表了大量的论文。索传军、张怀涛撰文分析了因特网上信息资源开发的三种模式，即热门站点或相关站点推荐、因特网专业信息指南系统建设和专业信息资源指引库的开发与建设⁽⁷⁶⁾。这三种模式，实际上是开发利用网络信息资源的不同层次，各类图书馆可以根据本馆的需要和可能条件，从最简单、最直接的开发和利用模式做起。周敬治提出了网络信息资源开发的途径，即充分利用网上搜索引擎跟踪查找信息，通过加工、整合，形成特定用户需要的序列化的有效信息资源；广泛积累专业网站地址；积极开发研制专业指引库⁽⁷⁷⁾。李家清撰文认为，开发网络信息的重点应从提供参考性信息线索转向具体内容和直接的信息获取，并探讨了开发网络信息资源的内容，包括制定网络信息资源的收藏标准，建立重点学科导航库，建立专业指引库、建立虚拟信息资源库⁽⁷⁸⁾。黄俊贵提出图书馆对一般无序的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首先应体现于对资源的整合，例如，利用OPAC系统或元数据方式，以统一格式进行描述、标引，为读者提供统一的检索界面。同时，对资源进行深层标引，进行系统内不同资源的链接，实现扩检、缩检、相关或交叉检索⁽⁷⁹⁾。此外，还有不少论文探讨了网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具体技术问题。

5　馆藏发展政策:开始受到关注的领域

5.1　国外研究概况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图书馆界积极研究和制定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不少成果。到1993年，72%的高校图书馆和78%的公共图书馆已制定藏书发展政策，并呈递增趋势。近年来，美国图书馆界更加关注藏书发展政策的研究。G.S.McGuigan撰文论述了馆藏发展政策的基本原理和框架⁽⁸⁰⁾。C.F.Mesling论述了高校图书馆馆藏发展政策的必要性，特别是在资源共享领域、团体分析和馆藏评估等方面的意义，提供了如何制定馆藏建设政策的概况，推荐撰写这些政策的书籍⁽⁸¹⁾。T.Murray等撰文描述了电子资源对大学图书馆的影响，以及图书馆如何回应挑战，包括更新馆藏建设和保存政策的必要性⁽⁸²⁾。S.P.Singh也分析了信息技术对图书馆馆藏管理和图书馆员角色的影响，强调了馆藏管理政策转变的需求⁽⁸³⁾。G.Meneses等人定义了馆藏建设政策的表达的必要构成部分，并提出建立高校图书馆系统的馆藏政策的模型⁽⁸⁴⁾。B.Bergman比较了学术媒体中心馆藏发展政策和其他学术收藏政策的区别，深层次对照了两个中心的馆藏建设政策和流通政策，对学术媒体中心馆藏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查⁽⁸⁵⁾。Jiann-Cherng Shieh等研究了数据仓库应用于图书馆管理的问题，论述了基于馆藏分析的藏书采访政策的制定⁽⁸⁶⁾。

5.2　国内研究概况

尽管馆藏发展是图书馆与生俱来的一项最基础的业务工作，但馆藏发展政策研究对我国图书馆来说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图书馆界几乎没有自觉地、系统地研究过藏书发展政策问题。1994年，汪冰的硕士学位论文《藏书发展政策研究》是对该领域第一次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1997年，笔者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面向21世纪的中国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研究》获得立项。作为该项目成果的系列论文《我国图书馆应重视藏书发展政策研究》、《我国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的制定》、《国外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网络环境下的馆藏评价标准》、《信息需求多元化与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等文章在《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等杂志上发表。该项目的最终成果《中国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研究》一书于2002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我国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的专著。而在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几年中，有关藏书发展政策研究的主要成果还有余海宪的专著《藏书发展与资源共享》、钟建法的论文《复合图书馆时代的馆藏发展政策》、张秋的论文《台湾地区图书馆馆藏发展政策研究》、谭艺曼的论文《网络环境下专业图书馆数字馆藏发展及其政策研究》、张根彬和邵利勤的论文《制定大学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的依据和策略》、董见新等人的论文《也谈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发展与藏书发展政策》等。这些论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馆藏发展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各个层面，研究范围涵盖了高校、公共、科研院所三大系统图书馆，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5.2.1　关于藏书发展政策的意义和作用

余海宪认为，藏书发展政策的意义和作用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①明确图书馆现有藏书的性质和范围；②明确图书馆藏书发展的目的和计划；③为科学地确定藏书发展的预算提供真实的数据；④为图书馆藏书组织的有序化、方便读者利用打下基础；⑤作为评价图书馆藏书的最有效的根据；⑥为图书馆馆藏的复审、提存和剔除提供依据；⑦为馆际合作藏书发展描述清晰的框架⁽⁸⁷⁾。

笔者提出，从我国图书馆的实际情况来看，研究和制定藏书发展政策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①为图书馆藏书发展提供宏观指导，包括对藏书发展模式的指导，对藏书发展数量、质量和效益目标的指导，对确定重点藏书发展领域的指导；②为藏书发展工作提供标准和规范，避免藏书发展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③为合作藏书发展与资源共享提供依据⁽⁸⁸⁾。吴冰、张展、麦丽明等学者与笔者持大致相同的观点，同时认为藏书发展政策对保证文献资源建设质量、开展读者服务工作，也具有重要意义。

夏佩福则对藏书发展政策的基本功能进行了阐述:①让图书馆员、管理者和读者等了解图书馆既存藏书的性质和范围，藏书发展的目的和计划；②规定了藏书发展与管理等有关的职责；③确定图书馆的基本图书资料选择规定后保持这个选择过程的一贯性，根据有效使用资源的原则形成优秀的藏书发展；④明确文献资源收集的优先顺序；⑤提供预算和分配的基础情报；⑥明确藏书发展工作的责任分担和相互关系；⑦提供处理剔除资料的选择和藏书评价的指针等⁽⁸⁹⁾。

5.2.2　关于藏书发展政策的特点和制定的原则

张根彬等认为藏书发展政策是藏书发展的行为准则，它的基本特点包括指导性、系统性、层次性、可操作性、连续性、动态性、前瞻性⁽⁹⁰⁾。笔者认为制定藏书发展政策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系统性与协调原则、相对稳定原则、着眼未来原则⁽⁹¹⁾。余海宪则认为应遵循目的性、系统性、整体性、适应性和前瞻性五项原则⁽⁹²⁾。

5.2.3　关于藏书发展政策的内容框架

余海宪从七个方面概括了藏书发展政策的内容:①图书馆的任务以及藏书发展的任务；②图书馆服务对象的描述；③文献采访的任务和文献采访的原则；④馆藏学科范围；⑤赠书处理与出版物交换；⑥藏书组织与藏书管理；⑦馆际合作与资源共享⁽⁹³⁾。夏佩福认为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发展政策一般由以下内容构成:①指明图书馆与其母体——大学之间的关系，提出藏书发展政策的基本框架，明确图书馆藏书发展的目的、基本原则以及图书馆服务的对象等；②规定图书馆藏书发展的基本方针，这是整个藏书发展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③规定电子出版物的收藏原则；④确定赠送图书的收集原则；⑤主题藏书的详细分析⁽⁹⁴⁾。笔者则在参照美、加、澳等国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文件基础上，拟定了一个政策文件的基本框架:①序言；②图书馆所服务的地区或机构的基本情况；③图书馆的任务及藏书现状与发展目标；④藏书发展纲要；⑤文献采访的基本原则和方针；⑥各类型文献的选择标准；⑦选书工作的组织与选书者的责任；⑧书刊交换与接受赠书；⑨经费预算；⑩藏书管理，包括藏书剔除、藏书保护和藏书评价三方面；合作藏书与资源共享⁽⁹⁵⁾。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网络环境的形成，图书馆进入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有机结合的复合图书馆时代。钟建法撰文分析了复合图书馆时代馆藏发展工作的显著变化，对馆藏发展政策的目的、内容、特征、功能、制定、修订和研究意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⁹⁶⁾。在另一篇文章中，钟建法认为，应对网络环境下藏书发展工作的新变化，藏书发展政策的调整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①重新确立藏书发展目标。优化馆藏结构，逐步加大电子文献的比重，重点建设特色化馆藏资源。②制定符合本馆实际的采访政策。合理安排馆藏资源和网络资源的比例，实现两种资源的最佳配置。开发网络信息资源，弥补馆藏的不足。③积极合作，共同制定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政策，积极参与各级各类重要的文献保障体系的建设。④制定合理的经费分配政策。合理安排各种类型文献的经费比例，充分考虑馆际互借和在资源共享中利用网络信息资源的费用⁽⁹⁷⁾。

5.2.4　关于我国藏书发展政策研究的未来展望

笔者提出，我国未来藏书发展政策研究，应在分析研究网络环境下馆藏发展的实质、趋势、影响因素和组织模式，重新定位馆藏发展的地位、任务和目标的基础上，系统探讨藏书发展政策的含义、价值功能、内容范围、基本框架、制定程序和方法。在理论研究的同时，对我国藏书发展政策制定情况进行系统的调研和分析，评价现有藏书发展政策文件，分析归纳各类型图书情报单位藏书发展政策的特点，为藏书发展政策制定的全面铺开奠定良好的基础⁽⁹⁸⁾。钟建法认为，未来的藏书发展政策研究应加强藏书发展政策规范指南和编制模式的研究、加强藏书发展政策制定所涉及的各种技术、标准和方法的研究、加强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政策的研究，积极参与各级各类重要的文献保障体系的建设，走资源共建共享之路⁽⁹⁹⁾。

6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历久弥新的课题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几十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图书馆界情报界关注的研究领域。近年来，随着信息环境的变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同时也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6.1.图书馆联盟活动及其研究

图书馆联盟是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活动的产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图书馆联盟发展很快，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省，都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图书馆联盟。据估计，全球图书馆联盟的数量在500个以上，在美国，这样的联盟就达200多个。另外，还有超越国界的联盟，如国际图书馆协作体联盟(The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Library Consortia，简称ICOLC)⁽¹⁰⁰⁾。图书馆联盟作为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合作的一种新型组织形式，打破了地区乃至国家间的地理限制，通过虚拟收藏、联合共建，满足了网络环境下读者不断增长的信息需求，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图书馆界的关注，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

2001年11月在芬兰举行了第三次世界图书馆联盟欧洲会议，主要讨论了电子资源的采购问题⁽¹⁰¹⁾。2003年10月24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五届世界图书馆联盟欧洲会议，则讨论了包括联盟建立、成本分配、评估在内的联盟管理问题；Elsevier Science的“Big Deals”和发展的合同商议问题；开放存取问题，尤其是Budapest开放存取创始计划和SPARC Europe项目⁽¹⁰²⁾。2003年9月和2004年3月，第14届和第15届世界图书馆联盟大会先后在美国的La Jolla和新奥尔良举行。第14届大会讨论的主题是电子书的定价模式、电子期刊和联盟时代期刊预定代理商的角色，包括MUSE和ProjectEuclid的免费期刊服务，电子期刊存档，网上馆际互借等⁽¹⁰³⁾。第15届大会则主要讨论了联盟的管理方法，集团许可证等问题⁽¹⁰⁴⁾。

国外学者对图书馆联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S.Brooks和T. Dorst撰文以伊利诺斯州数字学术图书馆联盟(IDAL)为例，讨论了学术图书馆联盟的作用，肯定了IDAL对成员馆的重要性⁽¹⁰⁵⁾。Chen Xiaotian比较了伊利诺斯州的ILCSO和密苏里州的MOBIUS两个学术图书馆联盟的特点，包括书目数据提供商的选择、运行程序、联盟政策对用户的影响、OPAC的特征、校际信息需求及文献传递等⁽¹⁰⁶⁾。P.Shachaf结合历史观点、动态发展方法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全国性图书馆联盟生命周期问题。作者使用六种标准对若干全国性图书馆联盟(澳大利亚、巴西、中国、以色列、意大利、密克罗尼西亚、西班牙和英国)进行比较分析，描绘了图书馆联盟从萌芽、早期发展、发展到成熟的生命周期和发展模型⁽¹⁰⁷⁾。Tracy L.Thompson概述了美国图书馆联盟的种种形式，考察了一系列有代表性联盟成员的活动，并以新英格兰法律图书馆联盟(NELLCO)为例阐述了要点，强调了国际图书馆协作体联盟(ICOLC)的重要作用⁽¹⁰⁸⁾。F.J.Friend认为，图书馆联盟是当今图书馆发展的重要阶段，它的功能不只是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的合作，它更关注的是期刊的采购，尤其是电子资源的合作采购，以保证更低的价格和更有利的许可条款⁽¹⁰⁹⁾。新西兰学者D.Dorner撰文研究了在新西兰图书馆共同体内采用一种新的图书馆联盟模式，即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改进图书情报服务传递。作者利用最近的文献和万维网上的数据资源，识别和描述导致世界各地图书馆联盟活动复兴的因素，并调查了新西兰的现状，描述了遍布世界的广泛多样的图书馆模型，给新西兰图书馆如何从联盟活动中受益提出建议⁽¹¹⁰⁾。

在我国，图书馆联盟活动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地区图书馆之间的协作，而在90年代中期以来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已建立的图书馆联盟既有全国性的，也有地区性的、行业性的。如“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建立了“全国中心—地区中心—高校图书馆”三级保障体系，被认为是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第一个较为完备的全国性解决方案。文化部2002年开始实施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构建了一个由国家中心、省级分中心和县、乡、社区基层网点组成的联网服务体系。“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是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工程技术图书馆、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组成的一个虚拟科技文献信息服务机构，是一个打破条条与块块限制建立起来的图书馆联盟。“中国数字图书馆联盟”是以国家图书馆为核心单位，由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图书馆、研究所、情报机构等相关资源拥有单位组成的图书馆联盟。除了国家级的图书馆联盟外，地区性的图书馆联盟也发展迅速，如江苏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上海高校网络图书馆、广东高校网络图书馆等。这些图书馆联盟构成了一个网络化的，具有整合社会信息资源和提供文献保障服务功能的崭新的图书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本行业、本地区以至全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的面貌。

对图书馆联盟的研究，也成为近年来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热点。戴龙基、胡立耘、林嘉等人撰文探讨了图书馆联盟的定义和类型、联盟的功能和特点、联盟建设的意义和必要性、联盟的组织模式和管理要素等^{(111)(112)(113)}。周明华、谢春枝详细分析了美国大学图书馆联盟活动的历史与现状，认为资源共享是联盟的动因，经济利益是其驱动机制，资金保障是其成功的支持条件，并提出，向数字图书馆方向发展是美国大学图书馆联盟的重要特点之一⁽¹¹⁴⁾。程焕文介绍了国内外图书馆联盟的研究情况，深入探讨了图书馆联盟的概念和图书馆联盟活动兴起的缘由，分析了当今图书馆联盟的组织模式⁽¹¹⁵⁾。王蕾则从图书馆联盟管理的角度，探讨了图书馆联盟知识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在分析图书馆联盟知识管理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联盟知识管理的战略⁽¹¹⁶⁾。屠航在图书馆联盟研究中引入动态联盟的理论，提出了在信息化条件下，采用动态联盟的方式进行图书馆协作的思路，并探讨了动态联盟的总体框架和要解决的关键技术⁽¹¹⁷⁾。叶宏认为，图书馆联盟是建立在资源优化组合基础之上的新型合作模式。它通过对外部资源的有效集合与整合，能有效地弥补单一图书馆馆藏资源不足的缺陷，具有强大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¹¹⁸⁾。燕今伟认为，图书馆联盟具有资源建设协调、电子资源集团采购、存储及运行、馆际互借及文献传递、编制联合目录、进行人员培训、开展咨询协作等功能。从联盟的组织模式、合作模式、功能模式等不同的角度去划分，联盟可分别有多种不同类型。同质性、相互渗透与融合、多极化、数字图书馆等，是图书馆联盟发展的趋势。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平等议事机制、信守协议、充足的经费、合理的利益分配等，是联盟赖以发展的重要因素⁽¹¹⁹⁾。

以上情况表明，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图书馆联盟在近年来蓬勃发展，关于图书馆联盟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6.2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是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最基本和最直接的形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环境的形成，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的组织形式和服务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通过各种联合目录数据库和图书馆的OPAC，用户可以了解其他文献机构的馆藏，并通过网络发出馆际互借请求，用传真、扫描、电子邮件、网络内部快递服务系统等进行文献传递，大大加快了文献传递的速度，从而使这种传统的资源共享形式获得了新的活力。

在国外，以网络为依托的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迅速发展。如美国的OCLC、WLN、RLIN的“书目利用共同网络”，它们以书目信息共享为中心，并通过网络进行馆际互借、文献传递。CCLC以成员馆联合目录数据库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馆际互借系统和文献检索系统、电子文献传递系统和完善文献传送的物流系统，其中馆际互借系统和区域性合作结构，可以提供世界上6600个图书馆的联机自动化互借服务⁽¹²⁰⁾。作为地区信息资源共享网络的OhioLink，连接俄亥俄全州74所大学和学院图书馆，建立中央书目数据库，统一OPAC和检索界面，共同拥有物理性的资源，提供网上流通与图书快递服务等馆际互借服务，平均每年网上图书流通量超过1900万册次⁽¹²¹⁾。起源于美国东科罗拉学术图书馆联盟的Uncover公司，其资料库有近2万种英文期刊，Un-cover数据库中的文章可以通过网络、传真、电话、e-mail等方式申请，在24～48小时内传递到用户⁽¹²²⁾。其他如英国、德国、日本等国，虽然采用不同于美国的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模式，但这一工作同样是卓有成效的。

国内的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近年来也取得实质性进展。1999年，北京图书馆召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国家行政机关图书馆以及情报院(所)等系统122个单位参加了全国文献信息共建共享协作会议，签署了《全国图书馆馆际互借公约》，标志着我国图书馆馆际互借进入了跨系统、跨行业的合作领域。CALlS开发了馆际互借系统，各成员馆的读者可以通过查询联合目录，直接提交馆际互借申请，与有馆际互借关系的院校开展馆际互借工作。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按照统一规范，分布加工，集中建库，集中检索，分布服务原则，参加单位负责将本单位的馆藏文献加工成二次文献，定期提供给网络服务系统，并负责向有需求的用户提供馆藏文献的全文服务，从而在我国开拓了一种资源共建共享的全新模式。

国外对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的研究一直热度未减。R.A.Seal用实例说明全球馆际互借的使用对满足当代学者和学生需要的意义，概述了馆际互借的好处和优点，讨论了阻碍其成功的因素，举出了成功尝试的例子，并概述了未来的需要和建议⁽¹²³⁾。L.A.Hilyer专门研究了大型高校图书馆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工作，包括:馆际互借的定义，馆际互借部门，借入，借出，用户眼中的馆际互借，用户借用的政策，馆际互借的管理政策，馆际互借部门的版权考虑，借用程序和工作流程，借出程序和工作流程，馆际互借的测量与评估等问题⁽¹²⁴⁾。S.Abram认为因特网不会完全取代馆际互借，因为总有一些资源是因特网上没有而只有印刷形式⁽¹²⁵⁾。Setsuko Noguchi通过实例研究了美国馆际互借的现状，认为包括电子传递和请求订单系统在内的技术发展促使美国馆际互借系统取得了很大进展，国际馆际互借体系也正在发展。但相关的版权问题已经出现⁽¹²⁶⁾。C.Livingston等人研究如何利用馆际互借数据来指导图书馆采购和馆藏建设问题⁽¹²⁷⁾。J.B.Croft则专门研究了用于馆际互借请求的电子传递中的法律问题及其解决办法⁽¹²⁸⁾。

在国内图书馆界，尽管有人认为馆际互借正受到严峻挑战，并将逐步萎缩⁽¹²⁹⁾，但更多的研究者认为，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仍然是网络环境下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有效途径。对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关于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的模式。李家清认为馆际互借有5种模式:网络型、集中型、区域层次型、网络层次型、虚拟中心，我国馆际互借模式是，建立各地区跨行业、跨系统的集中型书目利用共同体和馆际互借中心，在权威机构的统一领导、协调下，建成我国新一代图书馆协作网⁽¹³⁰⁾。林嘉通过实例比较研究了文献传递的商务模式与公益性模式的不同特点，提出了推进我国文献传递工作的市场驱动，保持合理的价格，注重社会效益和保护版权等对策建议⁽¹³¹⁾。李军凯认为，馆际互借的模式主要分为集中式和分布式两种。集中模式和分布模式将互补并存，协调发展。集中模式更适合国家级的大型文献中心，而在地区范围内，采取分布模式更加经济和便利，是未来的发展趋势⁽¹³²⁾。在另一篇文章中，李军凯通过对CASHL和NSTL的介绍与分析，探讨了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模式和发展趋势。CASHL与NSTL文献传递服务体系最突出的特点是采取集中模式和直接面向最终用户提供无中介文献传递服务。这种服务模式既有优势，又存在问题和不足。作者认为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发展趋势是，文献传递作为图书馆馆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获得极大发展，最终将部分取代订购；国家级的大型文献中心将作为最终文献保障基地不断发展和完善，而“集中管理、分布进行资源建设和服务”的“滴漏型”模式是其发展思路；地区性的文献传递服务系统将作为地区范围内的基本文献保障来源，系统内采取分布式的文献传递模式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直接面向最终用户提供服务是文献传递的发展方向⁽¹³³⁾。②对国内外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的比较研究。范洁分析比较中美两国图书馆馆际互借的发展历程、组织管理、技术支持和从业人员的情况，借鉴美国图书馆馆际互借的成功经验，提出我国发展图书馆馆际互借的若干措施⁽¹³⁴⁾。徐燕、吴小春从理论研究、规章制度建设、数据库网络的支持度、馆际合作程度等方面分析了中美两国馆际互借的现状，提出了改进我国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的对策⁽¹³⁵⁾。许四洋等则介绍了日本的全国图书馆联合目录和馆际互借在日本的开展情况，并与国内的联合目录建设情况及馆际互借在我国的开展情况作了对比，由此提出推动我国馆际互借的建议和设想⁽¹³⁶⁾。③关于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的经济和法律问题的研究。涂文波、陆敏运用经济学方法，借鉴国外图书馆馆际互借成本核算成果，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图书馆文献传递成本核算方法，并对2002年武汉大学图书馆文献传递成本进行了个案研究⁽¹³⁷⁾。陈益君、叶新民考察了我国各类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工作的情况，根据文献传递服务成本的构成要素，提出文献传递的定价原则和定价机制，为我国文献传递服务价格体系的规范与完善提供参考依据⁽¹³⁸⁾。崔雁则对我国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中的知识产权风险防范进行了探讨⁽¹³⁹⁾。

6.3　我国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近年来，我国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已取得重要的进展，但仍然存在着不少障碍。研究者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些障碍，而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到并认同，目前我国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障碍，主要不是来自技术层面，而是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弊端^{(140)(141)(142)}。因而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中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批评我国图书馆事业管理体制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缺乏统筹规划和宏观调控，严重制约了我国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发展。但对如何改革这种体制，人们的认识还不一致。有人提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应增设信息管理部门，对全国各地区各类信息资源的布局、结构及自动化、网络化建设统筹规划，集中管理，对现有各类型图书馆和其他信息结构实行统一领导与协调⁽¹⁴³⁾。持这一主张者甚多，而这一想法是不现实的。在目前我国进行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中，设立这样一个行政职能部门是不可能的。对图书情报事业加强宏观调控是完全必要的，但宏观调控不等于由政府设行政职能部门直接管理。因此我们寻求建立的应该是一个具有较强的宏观调控功能的横向协调组织，其主要职能就是在各个层次上组织和协调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活动。有人具体描述了这类组织的具体任务是，成员馆的评估和吸纳、成员馆义务和权利的规定、共建共享规划的制定、共建共享标准的确定和监督实施、共建共享活动的组织和调控、重大事件的决策程度、成员馆纠纷的仲裁、共建共享经费的预算、协调委员会的权限及其任期和选择等⁽¹⁴⁴⁾。这些横向协调机构虽不是一级行政职能机构，但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应赋予它一定的权威。

近年来，有人对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体制问题提出新的思路，主张建立在现有的图书馆组织机构框架之外的图书馆利用共同体，以此为基础来构建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协调文献资源建设、管理书目信息系统和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系统等⁽¹⁴⁵⁾。这也是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对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进行的有益探索。笔者则以图书馆联盟为切入点探讨了信息资源共享的管理体制问题，认为图书馆联盟这种组织形式对当今中国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它能有效地克服我国信息资源共享的体制性障碍。建立横向协调的图书馆联盟，由政府实施宏观管理，有较严密的组织形式，但主要是通过自愿建立起来的，参与的成员主体地位平等，参与的程度由成员自主决定，参与的利益由成员分享。这种管理体制既是与国际接轨的，又是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的⁽¹⁴⁶⁾。

运行机制问题，是影响我国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长期以来，我国资源共建共享缺乏一种利益平衡机制。由于不同图书情报机构的馆藏基础、设备条件、经费来源及多寡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一般来说，规模大、基础好的图书情报机构在资源共享中“输出”多、“输入”少，因而无形中增加费用和劳务负担。在缺乏利益平衡机制的情况下，必然会使这些图书情报机构对资源共建共享的投入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和补偿，因而对资源共建共享持消极态度。所以，必须建立一种利益平衡机制，使参加资源共建共享网络的各成员之间，能够依据他们的投入和贡献，获得相应的利益，这样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才有长久的活力。

近年来，人们已经认识到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创新的重要性。姜蔓莉撰文认为，要把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展有偿信息服务、建立信息市场结合起来，将信息资源共享从图书馆之间以互助精神为基础的单纯的非利益的伙伴关系，逐渐变成一种以市场原理为基础的互利互惠关系⁽¹⁴⁷⁾。相丽玲认为，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的观念应该是谁投资、谁受益；在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体系中体现自主权、保障使用权，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中权利与义务的实现，保证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的长期性与稳定性⁽¹⁴⁸⁾。王东升、卢克建认为，信息资源共享模式的构建要有市场意识，要以用户需求为基础，以竞争为手段，以有偿服务为方式，通过优势互补，联合共建信息资源共享系统⁽¹⁴⁹⁾。笔者认为，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决策机制。图书情报机构应该根据用户的需求和自身的能力，根据受益情况来自主决策是否参加资源共建共享活动，而国家也要通过各种政策、法规来指导、调节和规范信息资源配置、鼓励图书情报机构参与资源共建共享活动。二是信息机制。在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中，政府和图书情报机构之间应该有完善的纵向信息传递，而各类型图书情报机构之间更应该有发达的横向信息传递、密切联系、加强协调与合作。三是动力机制。必须建立一定的物质利益机制作为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驱动力，认真研究如何引入市场机制，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纳入有偿信息服务的轨道，按照互利互惠的原则，使每个图书馆对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投入都能得到合理的回报和补偿。这三种机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就是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的创新⁽¹⁵⁰⁾。

近年来，国内外信息资源建设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成果丰硕。本文只是对其中主要的几个方面进行了综述和分析，期望能对今后我国信息资源建设研究提供某些启示与思考。

(本文所用外文资料由硕士研究生郭沁峰、吕霞、刘晓霞协助查找，谨致谢意。)

【作者简介】肖希明，男，博士，教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湖北省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信息资源建设、图书馆管理等。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面向21世纪的中国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研究》，出版《文献资源共享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研究》等著作7部，发表专业学术论文7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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