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创造性的地缘差异

浅析创造性的地缘差异

从历史上看，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内或在某个地域里，会出现一个或一批天才式的人物。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并且多次发生过，我把它称为天才的“群体效应”。天才这个词，大约是16世纪才开始使用的，当初是专指有特殊才华的画家和作家。到了18世纪，天才的含义似乎带有一些神秘的色彩，是指某种“不可理解和不可思议的能力”。后来，对天才现象的研究逐渐增多，开始赋予它科学的内容，用于专指具有优异的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或对整个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人。从此，天才与创造性的人才已经联系在一起了，甚至可以把它们看成同义词。

天才为什么有时出现得多而有时又出现得少，有些地区出现得多而另一些地区又出现得特别少呢？这种天才出现不均衡和无规律的现象，引起了人们对它的研究兴趣。对此，美国心理学家阿瑞提（Silvano Arieti）认为：这种分布不均衡的现象表明，不仅有生物学因素而且还有特定的环境因素决定着创造力的发生。^[1]

据报道，世界经济论坛和哈佛大学联合对最具有创造力的国家进行了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具有创造力的国家”。^[2]为了评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创造力，他们提出了一个“创造力指数”的量化公式进行计算。所谓创造力指数是创新公司指数与革新指数（或技术转让指数）之和的平均数。为此，他们调查了59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家公司，要求被调查公司的总裁从三个方面对所在国家和地区进行评估：创业公司的创业环境，研究和开发力量，接受外国新技术的程度。根据调查数据计算的结果是：美国以敢于冒险的氛围、充足的研究开发经费和雄厚的投资名列世界第一。芬兰位于第二，其特点是优惠的税收政策和政府对创新企业的支持。新加坡鼓励外国投资，具有世界上最好的基础设施，其创造力排名第三。其他排在前十名的还有：卢森堡、中国香港地区、丹麦、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目前，创新指数已成为最新的经济指数，成为一年一度《全球竞争力报告》的22项评估内容之一。

美国的创造力为什么能够稳居世界第一呢？这既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又有其教育、文化和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从历史上看，世界上科学中心曾发生了先后从欧洲的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向美国转移的过程。美国大约用了43年的时间超过了英国，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就一直是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据统计，在诺贝尔奖的百年历史上，有75％的得主是美国科学家。在发明专利方面，美国已连续10年名列世界第一。仅以2000年为例，在全世界9万份发明专利中，美国占42％，德国占13．2％，日本占10．3％，英国占6．1％，法国占4％。^[3]这些统计数字说明，美国的确是最富有创造力的国家，这与美国科研经费充足和浓厚的学术创新气氛不无关系。

怎么看待美国的强大，又如何解释美国人的创造性呢？为此，一位美国学者提出了“思维地缘学”的新观点，试图对此做出回答。这位学者就是著名文化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他撰写了《思维地缘学》一书。在书中，他认定亚洲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人，并试图分析他们不同的原因。他认为：亚洲人相互依赖，西方人独立自主；亚洲人的世界观注重整体，西方人的世界观讲究分析；亚洲人认为世界是复杂的，西方人宁愿认为世界是简单的；亚洲人注重关系，西方人则更关心对象；亚洲人可以接受矛盾，西方人坚持逻辑性。^[4]在这些分析当中，有一些是有道理的，但有的并不准确。例如，从思维方法上说，分析与综合、逻辑与意象（或直觉思维）是相对应的。的确，中国人自古重视综合，而分析思维欠佳；擅长于直觉思维（意象），而逻辑思维比较薄弱。我国学者刘仲林认为：“东方科学理论发展缓慢，特别是近现代科学落后，从认识论上说，与逻辑分析薄弱有重要关系。”^[5]

各个不同的民族，由于历史发展的经历和文化渊源不同，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这是不足为奇的。问题是：这些思维方式的差距是否会影响到民族的创造性？如果有影响，应怎样解决？尼斯比特提出了三种方法：一是融合，二是冲突，三是渗透。从本质上说，尼斯比特的论著是想说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包括创造力）要优于亚洲人，甚至也优于亚裔美国人。他的论点是否正确呢？美国《新闻周刊》作了一次调查，结果并不支持尼斯比特的论点。这份调查得出亚洲人的一些特征是：创造性，51％；独立思考，49％；受人尊重，42％；诚实，42％；开朗，40％；傲慢，24％；不择手段，21％；好战，18％；性感，12％。^[6]这些统计数字说明，在亚洲人中，具有创造性和独立思考的人所占比例并不小。这说明，亚洲人并不缺乏创造性，至少在人种上并不比白种人差。如果说美国人花了43年的时间超过了英国，那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只用了40年的时间就在经济上追上了美国，亚洲“四小龙”（中国的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地区）用了30年追赶上了西欧国家。目前，日本已有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有6位华裔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印度、巴基斯坦也有科学家获得此项殊荣。这些都说明，亚洲人并不缺乏创造性，如果说亚洲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差距的话，那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历史所造成的。

地区和民族之间，经济发展程度是有差别的，国民的思维方式也不尽相同。怎么对待这些差异呢？从方向上说，我看各民族在文化、经济上的渗透甚至融合是必然的，这是未来发展的总趋势。不过，对于“文化冲突论”的观点，也应当认真地研究，正确地对待已经存在的冲突，使之向着有益的方向发展。

几年以前，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发表了《文化冲突论》一文，立即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他把世界文化分为：西方文化、儒家文化、日本文化、伊斯兰文化、斯拉夫文化、印度文化、拉丁美洲文化和非洲文化。世界到底有几种文化，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也许亨廷顿的划分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在未来国际竞争中，文化冲突将取代政治和经济冲突，而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对西方最具威胁性。”^[7]他在给美国《外交政策》主编的信中坦言：“自我的《文化冲突论》发表以后，它已在世界各国几十次以至几百次地成为论文、专题研讨会和评论的主题，它在总统们、总理们、学者们和记者们中间引起了理智的辩论。”的确，他的论文发表以后，在国际政治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亨廷顿的论点是否正确呢？看来，似乎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说它正确吧，但它确有偏颇之处，甚至是荒谬的，如把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提并论，并说对西方构成了威胁。说它不正确吧，某些现象又确实存在，文化冲突也已经发生，而且还有扩大和激化的可能。例如，发生在中东地区的冲突，就是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例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已延续了半个世纪，和平之路至今仍看不到出口。阿富汗的战乱持续了23年，在塔利班的统治下，不允许女性读书和工作，不准老百姓看电视、听收音机，闭关锁国，这完全是敌视现代文化，是倒行逆施的愚昧行为。摧毁这种宗教极端主义政权，是完全必要的，应把该地区的人民从愚昧落后中解放出来，让其融入现代文化之中。对于这些地区的人来说，他们面临的是战乱、恐怖、饥饿和疾病，当然他们也就不可能发挥其创造性了。所以，我始终认为，愚昧和落后是一对双胞胎，落后导致愚昧，而愚昧又进一步加剧了落后。

从世界范围看，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的形成，除了历史因素以外，与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文化的差异不仅影响人们的观念，而且也导致了不同的民族性格。有人归纳了世界不同民族的国民性，如“温驯的”中国人，“谦虚的”日本人，“沉着的”英国人，“灵活的”意大利人，“谨慎的”荷兰人，“反复无常的”德国人，“好争好吵的”法国人，“令人迷惑的”美国人……^[8]但是我认为，对法国人和美国人的概括并不准确，应改为“温情脉脉的”法国人和“敢于冒险的”美国人。同时，还应当增加上“好争好斗的”俄国人和“狂躁的”阿拉伯人。总之，国民性与创造性有着某种联系，虽然我们不能从生物基因上找到创造性遗传的依据，但是我们可以把某些个性看做“创造基因”。例如，上面提到的“敢于冒险”、“反复无常”、“好争好斗”、“灵活性”等，似乎可以把它们看做“创造基因”（或称为创造力因素），因为具备了这些非智力素质，有利于开发其创造性。比较而言，温驯的性格是不好的，因为这种性格的人，总是忍耐、与世无争，所以有人评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富有忍耐精神的民族。当然，这种国民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国民创造性的发挥。

在世界范围内，创造性的地缘差异是肯定存在的，它不仅表现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例如，美国和英国不仅都是发达国家，而且它们还有种族渊源关系。英国人善于发现与发明，但不擅长于创新，而美国人既善于发明，又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在这里，我把发明与创新加以区别，发明是发现和创造一个新的东西，而创新是在发明的基础上作出一个新的东西。很明显，后者不仅要有新思想，而且还要具有实现其新思想所必需的创新实践能力。正是在这一点上，英国人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有区别的。^[9]例如，英国物理学家斯旺几乎是和爱迪生同时发明了电灯泡，但是爱迪生买下了斯旺的技术，斯旺只是一个发明产品的科学家，而爱迪生却创造出了一个大产业。英国人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盘尼西林），但是英国人没有解决发酵技术，后来被一个美国叫普利策的小公司开发出了发酵技术，结果它成了全世界生产青霉素的最大厂家。同样地，英国人构思、设计出了第一架喷气式客机，但是英国哈威兰公司既未能解决飞机的构形，也无法让航空公司来购买这种昂贵的产品。最后，还是美国的波音公司和道格拉斯公司解决了飞机制造的技术问题，从而垄断了喷气式飞机的市场，而哈威兰公司却从此销声匿迹了。日本人与英国人恰巧相反，日本人虽然缺乏创造性的天才，但他们却长于创新，所以他们靠移植他人的发明成果，也创造了经济大国的奇迹。

既然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创造性有差别，那么应当如何消除或缩小这种差别呢？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在国与国之间，在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间，应当建立平等互助、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关系。在国与国之间，要坚决放弃敌视政策，坚决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保持科学、文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发达国家，应当援助不发达的国家，特别是那些极度贫穷的国家，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教育水平。作为不发达国家，应当放弃种族之间的仇恨，结束内战，把精力、财力用于发展本民族的文化、科学和经济上来。少数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不能怨天尤人，把自己的落后归咎于发达国家，甚至对发达国家采取敌视政策，搞恐怖袭击。这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是危险的，是逆历史潮流的，是对抗人类文明与进步的。

当然，要消除世界不同地区之间文化的差距，特别是开发各个民族的创造力，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不能建立民主政治，大力发展经济，建立现代技术的工业，发展和普及各级教育，开发民族的智力，要开发本民族国民的创造力是困难的。

既然创造力是巨大的，那么我们就应当依靠人们的创造性的劳动，以消除仇视、战争、恐怖、饥饿、疾病、愚昧和落后。这是长期的任务，是每一个文明人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们必须为此而努力！

【注释】

[1]［美］阿瑞提．创造的秘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376．

[2]中国经济时报，2001－12－25．

[3]参考消息，2001－02－15．

[4]［美］特里·洪．美国学者《思维地缘学》受质疑［N］．参考消息，2003－04－28．

[5]刘仲林．新认识［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3．

[6]参考消息，1988－02－23．

[7]粤港周末，1998－04－10．

[8]任剑涛．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的探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291．

[9]［美］彼德·德鲁克．创业精神与创新［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143，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