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间沟通情境

7.1.2　组织间沟通情境

产学研双方的沟通和互动问题也是影响知识创造过程的重要因素。如果彼此缺乏沟通渠道，技术工具使用不当，合作双方私人关系紧张等，都将引发知识创造过程中的破损进而影响知识创造的效果。

7.1.2.1　技术工具

需要转移的技术工具的特征同样影响到知识转移的成功。Galbraith（1990）把技术转移时接受者和知识源的生产率作了对比，发现当技术不复杂时，接受者的生产率恢复得很快。薛求知、关涛（2006）按照知识转移工具擅长转移的知识类型作重新分类。第一类是以文字编码传播或嵌入工具形式进行的知识转移工具，如跨国公司内部文件交换、指导手册、产品或生产线转移、专利技术转让、电子数据交换、电话沟通等，它们属于初级转移工具；第二类是以人际互动或嵌入惯例、规则等形式的知识转移工具，如工作轮换、访谈、跨国培训、团队合作、管理输出协议、战略联盟等，它们属于高级知识转移工具类型。实证结果显示，知识的默会性、简单嵌入性、初级转移工具对知识从国外母公司向中国子公司的跨国界转移起到了显著的直接作用，而高级转移工具对默会性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对关系嵌入变量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上述对知识转移工具重新分类的依据是知识转移的类型。可以看出初级转移工具转移的知识以明晰的、可表达的、可编码的、嵌入工具的知识为主；而高级转移工具以默会的、不易表达的、嵌入人员和惯例的知识转移为主。不同的转移工具各有所长，在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的活动中都有应用，而且在具体分析转移工具对知识转移的影响时，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转移手段加以区分。Alavi（1997）指出知识的创造过程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而丰富的信息网络也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知识共享、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7.1.2.2　沟通渠道

沟通渠道以及情境因素对知识创造过程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关于沟通渠道，一般认为，知识的未编码程度越高，越需要丰富的转移渠道，尤其是个人与个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Dyer（1998）指出基于正式契约的正式控制，以及基于社会关系的社会控制是战略联盟中两类主要的控制方式。其中社会控制能够比正式控制更加有效实现联盟当中的知识转移，尤其在对更有价值的隐性知识的转移方面。Bartlett和Ghoshal（1989）认为转移渠道的存在与丰富性对知识转移有影响，强调人员流动是默会知识转移的重要渠道之一。Nonaka，Toyama和Konno（2000）认为知识的共享、创造和使用需要一个共享的情境，他们把这一共享的情境定义为“ba”。也就是说，相似的情境有利于知识的共享和转移，进而有利于知识的创创造。Inkpen和Dinur（1998）指出情境相似性有利于知识的转移。Doss（2000）研究了不同技术沟通的知识转移能力，结果如表7.1所示。

表7.1　不同技术工具的知识转移能力

资料来源：Doss Dowson.Developing Knowledge-Based Client Relationships，The Future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Butterworth Heinemann，2000（6）：637

7.1.2.3　个体关系特征（情感距离）

情感距离指知识源体和知识受体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许多研究表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知识转移和创造的因素就是知识源与接受者的关系的重要性（Argote，1999）。Baum和Ingram（1998）等人研究认为，知识源与接受方的关系质量影响双方交流与合作的难易程度并决定了知识转移的质量。Dong-Gil（2002）将关系质量作为知识接收方的沟通解码能力、知识源的沟通编码能力和信任度对知识转移作用的中间变量来作研究，指出成功的交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交流与合作的难易程度，亲近的关系积极地影响知识的创造和转移（Baum和Ingram，1998）。Joshi（2004）是从沟通有助于接收方和发送方建立热情的关系（ardent relationship）的角度来分析，实证结果强烈支持个体沟通与转移结果的相关性。而疏远的关系消极地影响着组织的知识转移，Szulanski（1996）第一次在知识转移的研究中使用“紧张关系”（arduous relationship）这个词来描述知识源和知识接收方之间感情上的费力而疏远的关系，并且实证了转移双方的紧张关系是知识转移内部粘滞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假设：

H6：组织间沟通情境对产学研知识创造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6a：组织间沟通情境对产学研知识获取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6b：组织间沟通情境对产学研知识吸收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6c：组织间沟通情境对产学研知识共享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6d：组织间沟通情境对产学研知识增殖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