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心从哪里来

自信心从哪里来?

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开始，耳朵里就不断地听到关于“提高自信心”“培养自信心”的话语，总感觉自己分析问题能力、理解问题能力的不足，对“自信心”也一直没有很好地理解，近来，似乎有了一点要去了解一下的冲动。“做事一定要有自信，才能够做好。”这句话，如果统计一下，其出现的频率一定很高，尤其是在中国，因为我们习惯于这样抽象地教导人，这是一句有用的话，谁都知道，但做起来却很难，问题是我们凭什么自信、如何建立自信、自信心从哪里来?其实，估计很多人都为缺乏自信心而苦恼。

“自信心是日常生活中常常谈起的一个概念，而在心理学中，与自信心最接近的是班杜拉(A.Bandura)在社会学习理论中提出的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的概念。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对自身成功应付特定情境的能力的估价。”

——百度百科

那么，这种能力的内涵是什么，如何获得?其次，才应该思考我们有没有、有多少的评估。

我们似乎总是在讲要有自信，可建立自信心的基础似乎考虑不足，更多的是从心理学、从精神的自我镇定、自我欣赏的角度来鼓励个体做事的勇气。可是，如果是真正的内涵缺乏、基础缺乏，却一味地培养勇气，就无异于有勇无谋的鲁莽匹夫。我们看到，在文化缺失的情况下，判断力的正确性就会成为疑问，这时，越自信就越危险，因为这种自信心是缺乏根基的自信，只能治标而不治本。

总之，我们现在缺乏的是建立自信心的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正确的教育激励方法。

班杜拉认为:“以往的学习理论家一般都忽视了社会变量。他们通常是用物理的方法来进行动物实验，以此来构建他们的理论体系。他们观察动物是如何走迷宫或逃出迷宫，对于研究作为社会一员的人的行为来说，没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所以说，学习与自然、人类、社会密不可分，与人的个性、集体行为、社会演化特点不能割裂。试问，我们现在有没有割裂呢?

我们尝试对自信心的基础进行一个考察，首先应该来源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其次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再次是生存的乐趣与勇气；最后是做事的经历感知、体会与反思。在此基础上，再强调训练个体心理的适应性，就应该会使自信心有所增强了。而如果没有前期的基础，一味谈自信心，那又是空洞的说教了。

翻阅许多先哲的著作，似乎没有看到所谓自信心方面的教导，而阐述更多的是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如何拥抱这个世界、融入这个世界，才能生活的更有意义的问题。然而我们的教育倒是有很多感觉似乎是漂浮在上的增强自信心的讨论。

自信心是在对真善美的追求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永恒的，这也直接决定了人类生存的自信。这句话并不空洞，反倒很有内涵，很实在。如果没有对真理的认识、理解和矢志不渝的追求，就没有求真的激情(余下来可能就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如果没有对善的感悟和追求，就没有社会道德可言。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融入这个世界，如何生存?如果没有对美的认识和辨别、判断以及追求，这个世界将变成什么样?所以说，这句话不空洞，而且很实在，并且三者联系得非常密切，割裂或者缺失都将是人类社会的损失。

“以往的学习理论家一般都忽视了社会变量”，班杜拉的这句话，应该很有分量，因为，忽略了社会变量，就忽略了学习内容的背景，也就忽略了人类生存的背景，进行割裂式、分离式的学习，也就缺少了判断的基础，缺少了自信的成立性的证据。

人们面对世界的时候，有许多的疑惑，都构成我们做事的拦路虎，解答这些疑惑，需要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哲学的知识。然而，中国的传统哲学中，缺少了认识论的内容，于是，对真理的追求是有折扣的。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到，“中国哲学家们，对于自己眼前这张桌子究竟是真实的，抑或只是幻觉的存在，从不认真对待(唯有佛家对它认真对待的，而佛学来自印度)。”“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我所说的正面知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于是，入世和出世都那么的鲜明。这种好像是回避现实的思维，似乎谈不上求真。没有求真的意识，再谈求善与美，是否可认为是割裂或缺失?

自信，很大程度上在于一种判断力的拥有，之所以需要判断，是因为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需要自己去评估，可是，评估的基础或者说判断的基础促使正确地判断成为可能，而如何才能正确地判断，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仅需要科学，更需要哲学、需要文学、需要艺术；需要的不仅是理性，还要有非理性；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更需要非专业的一些知识；需要抽象的逻辑思维，更需要形象的审美、艺术思维；需要实践的经历与观察，更需要实践后的总结与反思；需要局部的精细思考，更需要宏观全局的思维。那么，我们目前都是从哪些方面来培养自信心呢?

学校的教育，科学知识还有，哲学、人文、艺术欠缺甚至没有；理性教育有过、非理性教育欠缺；专业知识有过、人文知识欠缺；逻辑思维有过，审美、艺术教育的形象思维根本性欠缺；实践经历一直强调，效果不是那么显著，反思的能力是全社会欠缺的；而宏观全局的思维、预知、前瞻，既离不开数、理、化、生又离不开文、史、哲、经，我们又缺失或割裂了多少?如此多欠缺、如此多偏重，结果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番景象。

判断力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很重要，所以哲学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才“诱惑”了许多人，因为判断必须面对许多的未知，不能回避，而完成这种判断，就必须有很多的基础，遗憾的是，我们对于这些基础似乎太欠缺。

我们经常举出在特殊环境下，坚忍不拔，不断地克服困难成长起来的榜样(史上许多大家，也确实有这样成长起来的，但并不是都需要经过逆境才能优秀)，以此激励那些在顺风顺水环境下成长的人。可是，即便如此，榜样的力量还是常常没有真正地起到作用，为什么?看来，我们还必须从积极的意义上想办法，也就是说，这样的榜样的力量还不足以影响更多正常环境下成长的人，那么，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力量呢?自然首先应该是培养对这个世界的正确认识，其次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再次是生存的乐趣与勇气，这又回到了自信心的基础上去了，而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基本上一味地强调坚持理性思维、学习榜样，追求头悬梁、锥刺骨的学习精神，而不考虑学生的感受，没有真正从人的需要、人的特点、人的个性、社会特点等出发，没有建立合理的教育方式来培养、保护学生的自信心。

自信心的培养与保护，自然涉及个性的尊重与个性的保护、创新精神和探险精神的培养，然而，我们的文化习惯和教育风格却恰恰提供不了这种培养与保护，总感觉，我们分析问题的习惯在其最原始的起点就带着一种主观思想的偏见，问题还没有客观地分析清楚，就忙着先下结论，这对育人来说，是一种对客体、事实的不尊重。于是，个性的趋同化日益严重。

伯特兰·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称:“斯宾诺莎——伟大的哲学家，在其《政治学》中，解释了自己在研究政治和经济等充满情绪的课题时采取的方法:‘我大概要用我们在研究数学时所具有的自由精神，来探究这一科学的主题。我万般小心，对于人类的行为，我不嘲笑、不哀叹、不谴责，只尝试去理解；最终，我把爱、恨、怒、妒、野心、怜悯等情绪，还有其他各种思想的波动，不再当成人类本性的缺陷，而是，好像冷、热、风、雷一般的自然属性”，迈克尔·舍默，将其作为他的著作《当经济学遇上心理学和生物学》的指导原则之一。别的不说，单单作为研究、作为真理的探究、作为教育、作为育人，这样的态度实在难得。

有人比较了一下中西教材在风格上的差距，冯友兰先生则比较了国内传统哲学书籍与国外哲学书籍风格上的差异。国外一些哲学家的著作，问题分析得很透彻、易于理解，而中国传统哲学著作似乎都是名言、警句，虽然读起来朗朗上口，意义深远，却有些深奥，让你反复琢磨有时还未必理解，似乎有些高高在上的感觉，这种差异正好是东西方文化风格上的差异。而现在的东西方教材的差异似乎也是这样，我们的教材确实像教材，而西方的教材确实是讲义，讲义和教材的差别是比较大的，这种差别至少说明了我们对具体事实尊重得还不够。

教育如果达不到对学生的尊重，学生的个性就不能真正得到保护，自信心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创新精神就不会有真正的内涵，而这一切的原动力还在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