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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员总量与结构合理化对策建议

时间:2022-03-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扩大科技人员规模无非对内通过教育加快科技人才的培养,对外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稳定科技人才队伍,还应该注意引导科技人员的行业分布,提升生产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德国虽然也有基础研究的传统,但是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在重建科技体系的过程中,基础研究并没有成为首选的内容,这与当时重建经济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经过对不同阶段科技发展历程的反思之后,德国重新确立了基础研究的重要地位。

三、科技人员总量与结构合理化对策建议

(一)加大教育投入,加快培养科技人才

扩大科技人员规模无非对内通过教育加快科技人才的培养,对外加大人才引进力度。首先,应加强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应当通过立法和各种政策措施,建立保障教育经费稳定增长的机制。其次,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和广大群众关心和支持教育的积极性,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把社会的资源优势转变为教育发展优势,建立并完善教育经费的分担机制和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

(二)实施人才政策,稳定科技人员队伍,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切实实施人才政策,打造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的社会环境、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稳定、吸引科技人员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对于各个学科的尖端人才,特别是临近退休的专家学者,这些人在长期的科研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学识、经验,是宝贵的财富,对此可以实施适当灵活人事政策,打破退休制度,为他们提供继续发挥作用的平台。

稳定科技人才队伍,还应该注意引导科技人员的行业分布,提升生产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近年来,随着服务业规模的扩大、服务领域的拓宽和服务业态的创新,从业人员规模日益扩大,生产服务业已经成为服务业未来发展方向,这也是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要求。从世界各国的产业发展过程看,制造业高度发展会呈现“服务化”的新趋向,其附加值中有越来越大的比例来源于服务,而不是加工制造。生产服务所具有的创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等功能引起了制造业企业的关注与重视。制造企业为了保持核心竞争力,逐渐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同时也越来越利用分工更为专业、功能更为强大的服务性企业来整合自身的技术平台和服务平台,以进一步做强自己的核心业务。这样,便大大增加了对服务性中间投入的使用,产生了制造业对服务的需求。

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发展的基础在于科技互动,在于合力构筑自主创新平台,而创新的核心是科技人才,发达国家为了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竞争力,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纷纷建立了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体系,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吸收和引进生产性服务业人才,这对我们的科技人才战略是一个重要的经验。

(三)多渠道提升科技人员的专业素质

提高科技人员专业素质,一是继续加强现有科技人员的思想和业务培训,可采取培训、学术交流、考察学习、出国深造等多种方式,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和措施,鼓励广大科技人员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完善科技管理体制,制订岗位目标责任,把工作一并纳入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奖罚机制之中,以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政策的引导,提供有利于自身发展和实现自身价值的环境,在研发资金、科研条件、环境、设备等研发条件给予保证,吸引更多青年科技人员特别是高层次人员向落后地区和工作环境艰苦的部门流动。加强制度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合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新机制。通过形成公正、科学的人才考评机制,运用市场和行政手段,完善对各行各业创新人才的激励机制,大力提升创新型人才的创新动力。

(四)深化改革,创造利于发挥科技人员潜能的创业环境

吸引科技人员从事科技创新活动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事实上是和全社会的大环境密切相关的,我们可以从近几年社会上的热点事件认识它。

众所周知,现在大学生就业难,每年都有大学生走向新的独木桥——公务员考试。“公考”之所以受到大学生的青睐,一方面是公务员的保障制度,另一方面不可否认是拥有政府部门的权力。相比之下,到落后地区、艰苦行业部门从事科技研究,不仅高风险,且缺乏一系列的保障制度,两者的权衡相信多数人会选择政府部门而放弃从事科技活动。

当前,宏观上各部门的经济收益差距巨大,房地产部门的畸形发展不仅是关系到保障民生问题,而且导致资本运营效率产生巨大差别,侵占了其他部门行业的经济利益。设想马云、柳传志创业时如果遇到现在的房地产发展形势,也许会把资本投向房地产,那我们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信息产业发展状况。

(五)公共资源应向基础研究倾斜

各发达国家对于基础研究的科技政策呈现出高度的一致。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要发挥政治、经济、外交、国防诸多方面的国际影响均需依靠基础研究成果的支撑,所以,基础研究的地位仅次于国防研究。俄罗斯具有基础科学研究的历史传统,尽管目前已经失去前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但倚重基础研究的政策基本没变。英国重视基础研究几成国民心态,以基础研究为荣,以自由探索为乐,因此,在科技政策中,基础科学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法国的基础研究带有浓厚的实用预期色彩,与其经济发展目标的祸合程度比较高,从地位上讲,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并重。德国和日本比较特殊,都是绕了一个几十年之久的大弯才归并到重视基础研究的方向上。德国虽然也有基础研究的传统,但是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在重建科技体系的过程中,基础研究并没有成为首选的内容,这与当时重建经济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经过对不同阶段科技发展历程的反思之后,德国重新确立了基础研究的重要地位。日本与德国类似,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选择了“技术立国”的方针,大力发展下游技术,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投入的经济效益,创造出技术与经济结合的奇迹。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这条“捷径”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挑战,最后迫使日本将科技重心转移到源头创新的基础研究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过程和政策,研究经费资助分配上要保证基础研究的重点。基础研究投入高、周期长、经济效益期望值低等特点为人公认,要将基础研究纳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轨道,必须突出政府功能,发挥公共资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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