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的实现过程

四、教育政策的实现过程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教育政策的实现过程。一般来说，一旦制定的政策被付诸实施，即归属于具有执行职能的教育行政之范畴。但是就教育政策的结构或整个制定、实行的过程而言，即从政策的制定、政策的施行，到政策施行的终端——教育现场所接受到的民众对政策的反应和社会舆论，由此又反馈到政策立案部门及政策决定机构的整个流程来看，即使其已经进入了实施的阶段，但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没有结束，因为它仍然需要从政策完善的角度来加以关注，这里涉及的就是教育政策的评价问题。

我们说政策实施的最大保证是促使该项政策法制化，但是在一项政策的实施及法制化的过程中，又如何来避免政治权力的不当介入或是抵挡来自外部不当的压力则是问题讨论的焦点。因此，为了使一项成熟的教育政策能得以顺利实施，那么在实施过程中应通过怎样的机构来展开，其政策理念又应通过怎样的措施来予以保证并贯彻到教育第一线，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其又受到了来自外界的何种压力，及在该压力下原来的教育政策又是如何发生变化或者如何抵抗住压力的等等，这样一些问题都在政策学必须予以详细分析和探讨之列。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政策实施的全过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掌握，由此也才能准确地找出政策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障碍并给予妥善地解决。

简单而言，在教育政策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般又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政策被法制化以后，对这一法律的诠释可能会掺杂权力的因素，而这种权力因素又反映在对法律解释的扩大化或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上。比如：应该履行的法律条款未被履行，而不适用法律条款的内容却又被纳入了法律限定的范围之内。又如，被法律规定了的教育预算被削减，或者是决定了的对教育设施的拨款又被挪用或放置等等。

二是反映在政府行为上。如果一项教育政策已经被制定，但却一时未能及时地形成法律时，作为补偿功能的一部分，政府则负有传达、监督、建议和推进的责任，而由此也能促使政策得以顺利地贯彻。但问题却在于，在上述的政府行为中如何来防止出现特定的政治见解混同于公共教育政策，从而使政府行为发挥不当作用的问题。

三是要完成对政策的评价总结与反馈的问题。这也是教育政策实现过程的最后一个步骤。在这一阶段，当通过上述法律强制性措施及其他各种行政手段、方法促使教育政策得以实施以后，那么处在教育第一线的教师、学生及其家长对这一政策又是如何看待的，该政策对社会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对教育的整体构造又会形成怎样的推动作用等等，这些问题也都要求我们予以考察与讨论。这样一种评价总结与反馈的功效是便于对政策的不完善处予以修订，以及为了下一项政策的制定出台或改进起到参考反馈的作用。

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经了解到，教育政策的展开形式会随着作为政策主体的政治权力的性质及权力状况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对应现代政治结构的变革而形成的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显著特征。

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教育政策是在军国主义专制制度的统治下，由掌握政治权力的军部及官僚恣意炮制出来的。当时的教育政策虽说是由天皇制支配的政治机构制定，并以敕令的形式颁布实施，但实质上的政策决定，在当时却取决于由政党、资本家、军部、官僚等利益集团组成的一个关系复杂的力量网，而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也即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和影响中进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建立了民主的政治体制，其教育政策的制定也采取了一种政党—议会—政府（或政府职能部门）等所谓政治民主的决定程序。与战前官僚支配不同的是，战后民主势力的增强，尤其是一般民众积极参与政治机会的不断扩大，都必然地对教育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一方面政治权力为了对既有的政治体制予以强化，其必然会干预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但另一方面，民主的势力也决定了政治权力不能无视民众的意愿。换言之，当一项教育政策被制定出来，或者在被制定的过程中，民众对此项政策是积极拥护，还是消极抵抗，或者是毫无反应地默默服从，政策的制定者们对此状况不得不予以高度的关注。换言之，对教育行使支配权的政治势力，在权力行使的过程中，亦不得不考虑被行使权力的对象（民众）将会做出何种反应，以及这种反应又将会出现何种结果。这也是政策主体在政策制定过程（或在权力行使的过程）中不得不予以重视与考虑的。因为，在一个民主意识高涨的社会，政策制定主体如果不注意吸收来自民众方面合理的、具有革新意义的建议的话，则很可能会对现实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产生错误的判断，由此而导致政策制定的失误。所以，在一个建立了民主体制的国家，如何使教育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能尽可能多地吸收来自民众的意见，这也是保证被制定的教育政策能尽量符合民众的意愿，并尽量减少政策内容谬误和缺陷的一个有效手段。

为了使政策主体在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能尽量采取合理化的手段，即既能维持政治权力对教育的支配，又能保证教育政策的内容和制定过程尽可能地符合民意，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存在一种所谓的“压力团体”来对政策制定的过程起监督与咨询的作用。仍以日本为例，一项教育政策在出台之前，政府通常要征求和考虑诸如经济界（经济同友会）、教育界（专家、学者及教师代表）及社会知名人士的意见和建议。虽然最终实质性的决定权——如教育立法或政策原案的制定还是由权力主体来决定的，但上述这样一种方式（压力团体）至少在形式上保证了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