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影响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中，社会的传统文化与教育大体保持着相互适应的功能耦合状态。教育传统随着时代的演进，有其优良的传统，也有其难以觉察或者叫做习以为常的糟粕。作为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文化力量，教育传统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及生活过程之中，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制约着人们对子女的养育方式和教育内容，同时，这种稳定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又使传统文化在下一代身上得以再生，从而保证一种社会化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积习所成的‘不成文法’比‘成文法’实际上还更有权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为重要。”^〔11〕中华民族传统的教育观念根深蒂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及“学而优则仕”的读书观成为人们稳定的教育观，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模式，演变到现代社会则更为直观，教育成了人们接受选拔的筛选器。对教育观念的认同也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教育无论就其内容或形式来说，都有两个来源：内容上，主要是反映现实的社会存在、社会经济形态，同时也保留着历史上形成的对过去的社会存在的某些意识或材料；形式上，主要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同时又根据新的内容和条件对它们加以改造、补充和发展，并增添某些新的具体形式。正是由于这种历史的继承性，社会意识及其诸形式的发展才能持续下去，才有其可追溯的历史线索。传统往往是由观念的流传演变而来的，一个社会常常存在着“集体无意识”的观念形态，它是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方式长期积淀而成的，凝结于特定的民族精神及心态之中，成为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该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深层部分。这种“下意识”的观念形态，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都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真理性存在。所以，它有很强的稳固性，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重记忆书本知识轻实践运用成为传统教育观的主要特征。

我国的农村教育在培养离农离乡的人才方面是有其难以更改的历史惯性的。中国传统教育应该说起源于乡村。新学出现以前，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就绝大多数而言是安土重迁的，轻去其乡的现象在近代以前并不多见。然而“新学”教育制度施行后，读书人“轻去其乡的现象”却成为一种趋势。任何社会现象的发生总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和历史的原因的。读书人是乡村中的精英，乡村精英离乡与中国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愈来愈发达的交通、清末民初国家政权企图进一步深入乡村社会的种种努力，^〔12〕以及连绵不断的天灾人祸和沉重的人口压力等，加之新学只是在城市中兴起，都是加速乡村精英离乡的重要原因。

近代“新学”教育是相对于清代以科举制的“旧学”教育制度而言的。旧学教育是以私塾和书院为主要教育场所，是一种以儒家经典及封建伦理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传统教育体系。“新学”则采用由西方移植而来的近代学校制度，新学的教育内容包括从19世纪40年代就已开始传入中国的西学知识即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教育体制的变革引发了乡村精英结构性的社会流动，^〔13〕而这种流动的趋向从地域范围来讲则表现为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导致了农村精英人才的流失。^〔14〕

“新学”教育制度产生后，中国政府偏重城市漠视农村，乡村教育逐渐落后于城市，新式学堂后来者居上，将农村的教育市场排挤出去了。突出表现是所有著名的学府都集中在城市，中学堂基本上都设在各府、厅、直隶州的所在地，大多数的小学堂也设在州县所在地，乡村学校仅占全国学校总数的10％，即使是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农业学校也有将近80％设在城区。^〔15〕

“新学”给农村带来的不利后果是教育重心向城市转移，乡村教育发展迅速滞后，从前分散在乡、村、镇的教学方式集中到了城市。乡村中的求学者越来越多地涌入城市学校学习，逐渐形成乡村精英离乡求学的风尚。求学出来的乡村精英们在长期的教育过程中接受了城市文化及先进的生活方式，再回到农村生活已经很难适应，于是再也不愿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因为在那里不但没有他们享受更高教育的条件，而且没有他们谋生的机会。他们所学的知识只能服务于城市。新学堂为农村精英的社会地位的重新选择提供了基本途径。“新学”教育从一定意义来讲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新学”教育的发展加速了乡村精英外流的趋势，为乡村社会断送了人才，这种传统延续至今且愈演愈烈。

旧式科举制度教学的主要内容如《四书》《五经》等虽和农业生产及经济建设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没有城乡差别，教学内容尚不足以造成城乡地域上的脱节。传统绅士饱受儒家经典熏陶，自然以乡村社会为其安身立命之所，耕读相间，将大半生时间留在乡间。所以梁漱溟先生说：“在中国读与耕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16〕

“新学”教育并不是为乡村社会培养人才，而是为现代化的城市培养人才。新学教育是一种对城市生活认知的启蒙，当接受新学教育的乡村精英在需要、利益等现代化观念的影响和激励下争先恐后地涌入城市之时，“新学”教育就失去了往日旧学教育制度的整合机制，被城市垄断了。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精英为求得新的社会资本纷纷离乡。乡村精英大量外流对乡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其一，中国城乡一体的传统文化从此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其二，乡绅继替出现中断，基层政权日益痞化，原有的社会控制方式逐渐失范，社会矛盾尖锐；其三，乡村经济衰退，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本已衰败不堪的农村社会陷入了全面危机之中。这一系列互为因果的负面影响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精英离乡的步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破产，日益剧烈，农民痛苦，日益深刻，各乡村普遍了一种兀臬不安的现象。”^〔17〕以至于乡村的教学内容从未从城市文化中显现出来、占一席之地，更妄谈为乡村培养人才了。这种培养目标延续至今，导致没能进城的人的教育失效，以至于现在的三农问题成为农村的首要问题，这不能不说教育对社会发展影响意义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