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韩日教科书外交风波

2005年适值朝鲜半岛摆脱日本统治60周年，韩日建交40周年，2004年12月两国首脑商定，2005年作为“韩日友谊年”举办各种交流活动。在这个历史因素重合的重要关口，日本政府通过审定教科书激化韩日领土争议，教科书问题从历史认识层次迅速上升为两国间国家利益的冲突，最终导致韩日政府1989年达成的“历史和解”出现反复。韩国调整对日外交战略势在必行。

2005年2月，日本岛根县议员向县议会递交制定“竹岛日”条例案，提议将每年的2月22日定为“竹岛日”，宣示“日本领有权”。2月25日，韩国驻日大使罗钟一前往日本外务省进行抗议，谷内正太郎事务次官表示：“双方应冷静应对，重要的是不要影响到日韩整体关系”；岛根县选出的国会议员、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再三拒绝罗钟一大使的会晤要求。3月16日岛根县议会正式通过“竹岛日”条例。[26]

2005年4月，日本文科省公布审定初中教科书的结果，在通过审定的6册地理科教科书中有2册、8册公民教科书中有3册记载“日本领有竹岛”。[27]韩国政府认为，这不仅是日本政府利用教科书有意激化韩日领土争议，而且是涉及国际正义的严重问题———1905年日本入侵朝鲜半岛，同年2月22日宣布对独（竹）岛拥有自主权。[28]4月5日，韩国外交通商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对部分公民教科书主张独岛领有权表示非常忧虑”，这是将过去的殖民地统治正当化。[29]5月6日，卢武铉总统在会见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和公明党干事长冬柴铁三时，对历史教科书和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强烈不满：“韩国方面敏感地认为，这是将过去的侵略与统治正当化的行为，韩国国民不能理解日本政府的措施。”[30]卢武铉总统在6月20日举行的韩日首脑会谈中特别提道：“日本反省过去并体现在行动上是两国间信赖的基础。不能反复出现日本政要瓦解信赖的言行”。[31]韩方认为，不但日本历史教科书美化殖民侵略的谬误没有得到根本纠正，教科书表述殖民侵略历史出现整体性的恶化，而且扶桑社等编撰的公民和地理教科书又在文科省的指导下激化领土争议，通过改善“历史认识”不可能解决双方之间的国家利益冲突。

鉴于上述形势变化，2005年韩国在日本教科书问题上采取了与2001年不同的应对举措：

2005年3月1日卢武铉总统观看展示日本殖民统治罪行的独立纪念馆，随后，在纪念“三·一独立运动”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以极其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清算殖民统治的历史并向韩国道歉。卢武铉首先强调：他并不改变“不将历史问题作为外交争议问题提出的想法”，但是，“仅有我们单方面的努力不能解决历史问题。发展两国关系需要日本政府和国民的真正努力。追究历史真相，真正道歉和反省，需要赔偿的就赔偿，实现和解，这是世界上清算历史的普遍方法。我们充分理解日本国民对绑架问题的愤怒。同样，日本也必须理解我国国民在日本统治下受到的、从强制征用劳工到慰安妇的几千几万倍的痛苦。……日本应该在法律问题之前，认识到与邻国间的信赖问题，采取积极的姿态。”[32]然而，日方并未重视卢武铉的讲话，小泉首相对记者轻描淡写地说：卢武铉的讲话“大概有其国内原因”；外务省则表示：“赔偿问题已经在日韩条约内解决。这是面向国内的发言”；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片山虎之助也认为原因在于“韩国总统的政权基础不稳定。”日方的这些言论进一步恶化了韩方的对日感情。

3月17日，韩国政府通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发表声明“对日外交方针”，提出指导今后对日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和原则。“韩日关系的四项政策基本方针”：首先，用查明事实、真正道歉与反省、受害一方的宽恕与和解这一普遍方式，解决历史问题构筑韩日关系。其次，坚决应对日本对独（竹）岛的措施等“欲将过去的殖民地侵略正当化的问题”。第三，向国际社会申明我国“大义”，促使日本改变态度。第四，加强已经与日本达成一致或预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人员交流。”“对日关系的五项原则”是：“守护独岛领有权；与日本有良心的势力联合纠正歪曲历史”，加强两国“市民社会之间的网络”，在韩日国民之间开展抵制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的运动；“促使日本政府解决1965年韩日协定规定范围以外的日帝受害者的个人补偿问题”；日本应该认识到，获得邻国信赖是在联合国等作为领导国家受到尊敬的第一步。[33]

6月20日，卢武铉总统按照预定计划与小泉首相举行首脑会谈。会后，卢武铉宣布：“关于历史问题仅就两个事项达成低水平的共识”，一个是开始第2阶段的韩日共同研究历史活动，新设教科书委员会，把达成共识的部分作为编辑教科书的参考；另一个是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韩国提出设立新的追悼设施。小泉首相表示“可以研究”。“余下的1小时50分钟以历史问题为中心交换了各种意见，从关于历史的基本认识、历史教科书问题、到靖国神社问题”：第一，关于历史教科书。韩国非常关注历史教科书的选用率，2001年扶桑社的教科书选用率非常低。日方说，日本政府不能干预审定制度，这是编写者的自由，我国国民难以理解。存在问题的历史教科书所培养的一代人，可能产生诸如过去的侵略和殖民地统治有其正当理由等错误认识，对此感到忧虑。我国国民不能不对未来感到担心。第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听说一到靖国神社就（看到）把过去的战争作为自豪和光荣的展览。无论小泉首相怎样说明，我和我国国民仍然认为这是将过去正当化。这是客观现实。第三，关于日方的历史认识。小泉首相主张：“有必要一面发展友好关系，扩大交流，一面确立长期解决姿态”。卢武铉总统强调：“日本反省过去并体现在行动上是两国信赖的基础。日本政要不能反复出现瓦解信赖的言行”。“在对国民不断努力教育的基础上，搞活经济和文化交流，只有具备这三个因素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和平。只有交流、合作难以实现牢固的和平。如果不解决历史认识这一根本问题，只要有很小的机会也会再次爆发。”[34]这次首脑会谈集中体现了韩国政府的新对日政策，卢武铉不但没有谈到日韩之间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甚至没有给小泉将话题切入日德巴印四国集团共同提出扩大安理会决议案的机会。日本媒体对此感到担忧：这种首脑会谈状态如何打开日韩关系的僵局？[35]2005年10月，韩方宣布冻结两国首脑的“穿梭互访”。

2006年4月25日，卢武铉发表特别电视讲话，表明韩国应对领土争议的新政策：韩国从尽量回避领土争议国际化、确保实际控制的政策，转变为调整日韩专属经济区划界谈判的对策，主张以独（竹）岛为起点画线，将独（竹）岛至隐歧岛的中线作为两国专属经济区的界线，与日本展开正面争夺。卢武铉宣布：动员一切国家力量和外交资源“守护独岛领有权”。其间，日本出动海上保安厅巡逻艇在两国争议海域驱逐韩国测量船，韩国军方则计划建立“战略机动舰队”，应对可能发生的海上冲突，双方皆采取互不妥协的立场。不仅如此，韩国还针对小泉政府大张旗鼓的“入常”外交提出：“获得邻国的信赖是在联合国作为领导国家受到尊敬的第一步”，声称韩国将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际组织，追究日本“反人道的非法行为的法律责任”，[36]这对于寻求韩国支持日本“入常”的日本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

2005年韩国政府的对日举措建立在深入了解日方动向的基础上，因此准备充分，反应及时，具有将历史与领土问题紧密结合，领土主权优先于教科书、政府与民间各有侧重等特点。首先，卢武铉总统亲自指示搜集有关信息，并在文科省审定教科书阶段得到各家出版社的送审样书，召集学术界、新闻媒体及市民团体反复研究对策。历史学者组成工作组详细研究9家出版社送审的12册教科书，与2001年通过审定的现行教科书（以下称现行水准）进行比较，重点分析韩国2001年要求日方修正的内容和有关日韩领土的45项内容。所以，日本文科省发布审定结果后，韩国立即就其中的历史、地理和公民教科书发表了分析报告。这份报告提出：在独（竹）岛问题上，扶桑社的公民教科书表述为“韩国非法占据”，共有11处表述与现行水准相比恶化。东京书籍出版社等4种地理和公民教科书加强日本拥有独（竹）岛领有权的主张，有4处内容恶化。报告对扶桑社历史教科书内30处表述进行了分析，认为有5处歪曲史实的表述“将日本作为帮助朝鲜近代化的国家”，其他历史教科书也存在修改恶化的问题，如清水书院的教科书删除了慰安妇等。[37]韩国外交通商部发言人在4月5日的声明中指出：“对照普遍价值和历史事实，仍然不得不指出有许多不足之处”，“部分教科书将过去的错误合理化、美化”，要求日本政府“从根本上纠正”。与此同时，声明破天荒地肯定教科书中有8处表述“改善和部分改善”（“现行水准”的改善部分有26处）；“留意到不少教科书志向于客观表述包括韩日合并的强制性和韩国国民抵抗的事实”；“在审定过程中，日本政府有进行相应努力的痕迹”。[38]韩国政府作出上述表态的原因是，关于强迫朝鲜人使用日本姓名的史实，除编撰会外的7种教科书都表述为是“日本强制”实施的，文科省对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也提出过一些修正意见，如关于日本殖民统治朝鲜时期发生的“三·一独立运动”，扶桑社教科书原稿最初描述为“朝鲜总督府（日本的殖民统治机构———作者）拘留了多数参加者”，审查官提出“有误解之虞”，最终原稿修改为朝鲜总督府“用武力镇压”。此外，扶桑社也为了提高选用率，请10所中学帮助征求改善教科书的意见，对受到批判最多的内容进行一些调整和润色。韩国外交通商部注意到这些变化，在4月5日的声明中对日方的“努力”给予了适度的肯定，对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表明批判与肯定相结合的姿态。但韩方对日本教科书内领有独（竹）岛的表述却毫不客气地猛烈抨击：“日本主张独岛的领有权，是将殖民地统治正当化，韩国政府将采取断然应对措施”，要求日本国民不要选用歪曲事实的教科书。[39]同一天，来自韩国光州广域市议会的韩国议员还在文科省门前散发传单进行抗议。[40]4月6日，韩国政府外交通商副长官李泰植召见日本驻韩大使高野纪元，就日本教科书记载独（竹）岛一事表示强烈抗议，要求“删除”、“纠正”。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长官金振杓也于同日表示，将在“亚非首脑会议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际会议上集中提出教科书问题”，[41]向国际社会广泛宣传韩国的主张。4月7日，韩日外长在巴基斯坦举行会谈，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提出：岛根县制定的独（竹）岛条例、日本用歪曲的历史教育青少年给两国关系带来困难，韩国国民感到愤怒。日本政府有意识地修改恶化与独（竹）岛有关的教科书表述，事实确凿，韩国不能不质疑日本政府发展两国关系的想法。卢武铉总统之所以承诺不将历史问题作为外交争议提出是期待日方进行努力。但日本违背了期待，韩国要求删除教科书中主张日本拥有独（竹）岛领有权的内容。对此，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借口“教科书审定经过妥当的程序，不能要求编辑删除和修正个别表述”，拒绝了韩方的要求。最后，两国外长关于以新阵容继续进行历史共同研究达成一致。[42]显然，韩国政府的策略与4年前应对教科书外交风波的做法截然不同：缓和历史认识上的分歧，突出领土争议，不但不再要求日方修正历史教科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善意，与此同时通过外交途径一再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删除公民和地理教科书中“韩国非法占据日本固有领土竹岛”的表述，把确保国家现实利益放在首位。必须指出，韩国政府的上述对日外交划定了维持韩日关系的底线———将“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作为两国的“共同目的与目标”，以此区别于韩中、韩朝关系，强调韩日继续共享价值观。[43]韩国并不希望全面恶化对日关系，通过强调韩日意识形态的共通之处减少负面影响，为今后的对日交涉留有余地。但是，小泉首相从一开始就对这场外交风波不以为然：“因为韩国的立场不同。无论哪个国家都有不同情况。扩大到其他方面就不好了。克制感情上的对立思考两国的友好很重要，不是吗？”[44]6月11日，文科相中山在谈到文科省指导扶桑社公民教科书刊登竹（独）岛照片一事时说：当然要明确日本的领土范围。[45]内阁主管大臣的这番表态再次引发韩国媒体的强烈批判，韩国朝野两党对此表示“遗憾和愤怒”，要求日本政府对文科相歪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立即道歉，并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发生。[46]

其次，韩国民间的抗议活动也进入一个新阶段。与2001年民间组织分散的抗议活动相比，2005年韩国民众谴责日本右翼教科书的活动表现出高度的统一性和组织性。日本教科书审定结果刚一公布，民间团体“亚洲和平与历史教育联合”立即强烈谴责日本教科书“与四年前比较没有改善”，[47]第二天，民众团体聚集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高呼“独岛是我们的土地”。[48]专门应对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教科书运动本部”，吸纳韩国历史问题研究所、全国民主工会总联盟、韩国工会总联盟、全国教职员工会、全国民族艺术人士总联合、太平洋战争受害者补偿推进协议会等90个各界民众组织为团体会员，更名为“亚洲和平与历史教育联合组织”，制定了阻击右翼教科书进日本学校的运动目标。这一庞大的民间组织联合体发表声明：“积极参加日本全国期求和平的市民所进行的不选用编撰会教科书的运动”，强烈要求日本枥木县大田原市教委立即撤回选用编撰会教科书的决定，谴责这个决定是“威胁韩日友好与亚洲和平的重大挑战”，[49]发出韩国民众的正义呼声。

2005年进入选用教科书阶段以后，韩日双方民间团体互通声息，韩方团体赴日展开阻止初中学校选用编撰会修订版教科书的抗议活动。韩国学者从6月开始陆续前往日本，与日本学界进行交流，表明反对篡改历史的立场，与日本地方城市结对的韩国友好城市的市民也纷纷赴日参加抗议活动。日本松山市的友好城市韩国平泽市派来10人组成的访日团，向松山市及市教委、爱媛县及县教委分别递交要求不选用扶桑社教科书的请求书，爱媛县教委拒绝会见，松山市仅由一名企划官出面应付。韩国“亚洲和平与历史教育联合组织”常任共同运营委员长梁美康，在松山、广岛、大阪和东京等地巡回讲演，反对选用编撰会的教科书。[50]韩国政府积极支持市民团体的行动，2005年7月19日，总理李海瓒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批准韩国亚洲和平公司和历史研究所联合提交的《阻止选用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的募集资金计划方案》，计划通过公开募捐1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00万元），在日本报纸上刊登广告。此后，亚洲和平与历史教育联合组织发起轰轰烈烈的募捐运动，韩国各大新闻及电视媒体在黄金时段滚动播出募捐广告，还有媒体辟专版免费宣传，至8月初募集到近60%的资金（约合人民币400万元）。针对日本右翼掀起推销编撰会修订版教科书的活动高潮，从7月22日开始，亚洲和平与历史教育联合组织相继在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北海道新闻》等报纸上，每两天刊载一篇“‘战后60周年决议’不提‘侵略’与‘殖民’，两家大报登广告让全体日本人8月15日去参拜靖国神社”等内容的“意见广告”，给日本舆论界带来很大影响。在选用教科书的前夜，即，8月3日至5日期间，在《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等主流媒体上刊登广告的频率提高到每日一篇，[51]呼吁日本民众共同抵制右翼教科书，韩国民间团体发动的舆论战，对日本右翼势力产生了震慑效果。此外，韩国媒体深入日本各地调查相关情况及时向本国传递信息。在编撰会召开研讨会时，虽然韩国记者被禁止入场采访，进入会场暗中拍摄的两组韩国记者遭到驱逐，KBS电视台仍然设法实现在韩国播放编撰会研讨会的实况，掌握了右翼教科书团体的最新动向。为阻止选用右翼教科书，韩国记者还通过直接采访方式施加影响，例如，在选用右翼教科书的爱媛县立今治东中学校门前对日本学生进行采访；派出15名采访记者前往编撰会本部要求采访；[52]韩国记者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质问编撰会长八木秀次、副会长藤冈信胜“为什么教科书没有写性奴隶和绑架”？[53]韩国媒体的上述活动，一方面向日本公众传达韩国民间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使韩国朝野洞察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台前幕后。特别是，韩国媒体得知日本文科省2006年审定高中教科书时要求编撰者明确表述独岛和钓鱼岛群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消息后及时通报韩方，外交通商部迅速作出反应，于3月30日发表声明谴责文科省的要求是“不当和无法容忍的主张”，是在掩盖、歪曲和美化历史，日本政府应该立即撤回这一要求，韩国“从保卫领土的角度出发在独岛问题上采取坚决态度”。[54]同日，《东亚日报》、《朝鲜日报》、《中央日报》、“联合通讯社”等韩国主流媒体纷纷发表了批判文章。[55]总之，各路韩国媒体各显神通，在对日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难看出，上述韩国的举措建立在这样的判断上：扶桑社的教科书通过文科省审定后，具备了作为教科书在市场上流通的条件，因此，韩国决定阻止这本美化侵略的教科书进入学校，与日本国内正义力量联合进行有效阻击。《产经新闻》就此评论说：“韩国以利用日方内部对立的形式，频繁干预日本教科书问题，”这样一来，教科书问题与其说是日韩问题，不如说是日日问题———变成了日本人与日本人之间的问题。[56]

附带指出，韩国的历史教育同样反映了对日外交政策的转变，以及对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原则立场，2005年11月23日实施国家统一大学考试，新增试题“克服历史认识差距的方法”，比较中韩日三国的历史教科书，从日本扶桑社的教科书中，引用宣扬“日本的战争目的是从欧美统治下解放亚洲”等内容，列出若干“批判答案”供考生选择。此举被日本右翼媒体污蔑为“反日”。[57]事实证明，韩国谴责日本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的举措并不限于外交层次。

回顾2005年至2006年的韩日外交风波，日本官方把韩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变化归咎于卢武铉“以独岛为材料煽动民族主义”。日本政府激化韩日领土矛盾，才是不容否认的主要原因。文科省2005年至2006年审定初中和高中教科书时，指导教科书出版社加强对争议领土的表述，多种教科书按照审查官的指导记载“韩国非法占领日本固有领土竹岛”等内容；2006年4月，日本出动海上保安厅舰艇试图勘测竹（独）岛东北方约7.5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遭到猛烈反对，韩国认为日本公然挑战其国家核心利益。在存在领土争议的独（竹）岛问题上，以往韩国尽量回避领土争议国际化，对日本企图将领土争议提交国际法庭审理一贯保持警惕，在对日有关交涉中采取克制态度，注重确保对该岛的实际控制。如今，在日本政府“领有竹岛”的主张趋向强硬的情况下，卢武铉总统直接向海上警察发表讲话：“我们至少要有日本不能挑衅程度的国防力量”，“准备能够在东海对应突发事态程度的军力”，[58]表明为维护领土主权不惜动用武力的态度。

历史问题的现实化，必然导致韩国民众的对日感情下滑。2005年3月日本岛根县议会通过“竹岛日”条例以来，共有32个韩国地方政府及市民团体通告日方停止或者延期双方之间的交流活动：与岛根县的结对“友好县”、韩国庆尚北道政府废除了“友好协定”；缔结“友好协定”的韩国江原县与鸟取县的交流处于中断状态；日本埼玉县狭山市、东京都武藏野市、广岛县三次市、佐贺县鹿岛市、长野县东筑摩郡町村会等地方政府和基层行政机构，收到了缔结“友好协定”的韩国地方政府及市民团体发出的停止或延期举行交流活动的通告。[59]据200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与韩国东亚日报社、日本朝日新闻社联合进行的三国民意调查，中韩两国高达90%的受访者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赞成者只有8%；反对日本“入常”者为80%。[60]2006年8月韩国日报社与日本读卖新闻社联合调查的结果表明，高达89%的韩国人“不信任日本”。[61]其间，日本自民党代理干事长安倍晋三谴责中韩两国“分明是干涉内政，我们没有向两国的教科书讲歪理，这不是成熟国家的态度”；[62]中山文科相肯定教科书不再表述随军慰安妇“很好”[63]等美化殖民侵略史实的言行，无疑进一步恶化韩方的对日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