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新历史教科书》的谬误

早稻田大学日本近现代史教授大日方纯夫这样评论2001年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简称教科书）：无视史学界长期积累的学术成果，用“皇国史观”“全面复活神话”，“通过为自己辩护、攻击他人，将战争正当化并加以美化”。[1]

教科书主要存在以下谬误。

第一，教科书篡改史实为日本侵略中韩等亚洲邻国开脱罪责，用夸大、歪曲、污蔑的手法，宣扬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排日运动”危害日方国家利益，制造日本不得已向中国出兵或发动战争的假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教科书将中日甲午战争归咎于中方。“1894年清败于清法（中法）战争，另一个朝贡国越南处于法国的统治下。朝贡国接连消灭意味着皇帝之德衰落，象征中华秩序崩溃的危机。于是，清不想失去最后的主要朝贡国朝鲜，将日本作为假想敌国。……1886年，清在亲善名义下，将刚刚购买的定远号军舰等组成的北洋舰队派遣至长崎，炫耀军事力量，向日本施加压力。”[2]教科书掩盖日本侵占朝鲜半岛的真实目的，污蔑中国首先将日本作为假想敌，表述中国对日炫耀军事力量并“施压”是引发中日甲午战争的原因。

（2）将“中国的排日运动”作为日本三次出兵山东的动因。教科书在“日本协调外交受挫与军部崛起”部分，在“中国的排日运动”小标题下强调：北伐前后，“在中国国内统一的过程中，排挤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拥有权益的外国势力的动向高涨起来。这虽然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但由于受到苏联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带有过激性质。对扩大势力的日本，抵制日本商品、袭击日本人的排日运动也活跃起来。”教科书不仅欲将日本出兵山东的侵略行径正当化，而且还刻意把“中国的排日运动”与“苏联共产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用制造意识形态冲突的手法，把中国描绘成诱发、刺激日本对华出兵的责任方。

（3）教科书强调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原因是日本受到中国的威胁和侵害。“由于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租借了‘满洲’南部的关东州，从俄国承受了南满洲铁道（满铁）的营业权。”“关东军炸死了‘满洲’军阀张作霖等，想要加强对‘满洲’的统治，中国人的排日运动激烈发展，频繁发生妨碍列车等活动。加之，对日本来说，北有苏联威胁，南有国民党力量迫近。在这种情况下，石原莞尔等一部分关东军军官开始谋划军事占领全满洲解决问题的计划。”“九一八事变与日本政府的方针无关……但是，在越来越不信任政党政治、越来越不满意政府胆怯外交的国民当中，也出现了热烈支持关东军行动的人。陆军收到了220万支援款。”[3]上述内容极力制造三个假象：第一，日俄两国缔结的条约虽然认可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但却受到中国“排日运动激烈发展”的危害，中国“妨碍”满铁列车事件频繁发生，侵害了日本的利益。第二，日本在“苏联威胁”和“国民党的力量迫近”———南北威胁夹击日本的危机状况下，不得已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唯有“军事占领全满洲”。第三，军部擅自发动九一八事变，虽然是破坏国家秩序的行动，但却得到了日本国民的“热烈支持”和大量捐款。教科书为侵略战争开脱罪责的意图无需赘言。

（4）教科书描述日军受到枪击是发动七七事变全面扩大侵华战争的起因。“1937年7月7日夜，发生了不知什么人向正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演习的日军开枪的事件。第二天早上，（日军）与中国国民党军队之间成为战斗状态（“卢沟桥事变”）。虽然谋求现地解决，不久日方命令大规模派兵，国民党政府也立即发布了动员令。以后8年间持续进行日中战争。”[4]教科书将盘踞在北平西南部卢沟桥附近的日军炮轰卢沟桥进攻宛平城，继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罪行表述得扑朔迷离：“不知什么人向正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进行演习的日军开枪的事件”，使中日军队之间“成为战斗状态”，又导致“8年间持续进行日中战争”，既看不到日军发动大举进攻的事实，更没有日本军部与国家的预谋和计划，如此描绘历史的手法荒谬绝伦。

（5）教科书以同样手法表述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略罪行，主张日本出于维护自身安全、保证在中国东北权益的目的“合并韩国”：“朝鲜半岛如同从大陆伸向日本的一条手臂那样突出。当时，如果朝鲜半岛进入与日本敌对的大国的统治之下，就变成攻击日本态势的基地。没有后方的岛国日本，考虑到防卫自己国家将变得困难。”“日本政府考虑到，为了防卫日本的安全与‘满洲’的权益，合并韩国是必要的。”[5]正如《每日新闻》社论所指出：教科书“美化日本，特别是把日本在近现代史中的行动正当化，说成不得已而为之，几乎未触及殖民地统治中的加害行为和负面问题。”[6]以上列举的内容表明，1894年以来日本对华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及对华出兵行动，都被教科书描述为日本由于受害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教科书通过为日本侵略辩护、攻击受害国家的表述方法，篡改历史事实误导学生。

第二，竭力推翻经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认定的日军的代表性战争罪行———南京大屠杀事件。教科书在正文中写道：“12月占领了南京（这时，由于日军，民众中也出现了多数死伤者。南京事件）。”教科书在括号内轻描淡写，用南京事件回避日军对普通民众进行大屠杀的史实。教科书还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部分，用小字体写到：在这一东京审判中认定1937年日军在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多数中国民众（南京事件）。再说，关于这个事件的实际状况还提出了资料上的疑点，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至今还在继续争论。教科书首先将“杀害了多数中国民众”的“南京事件”，作为远东法庭认定的事件，否认日本承认这一事件；然后，提出这个事件存在“资料上的疑点”，时至今日尚无定论。教科书中有两处表述否定大屠杀事件，策应右翼分子鼓噪“南京大屠杀虚幻”论。不仅如此，教科书还对其他重大日军犯罪事实只字不提，如日本政府承认并公开道歉的“日军慰安妇”问题，日本最高法院认定为历史事实、学界早有定论的731部队的罪行，以及日本法院认定的在中国大陆使用生物化学武器，实施毒气战细菌战等惨绝人寰的战争犯罪。

第三，极力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教科书用近两页的篇幅、用小号字体详细表述翻案主张。首先，教科书在“对和平的犯罪”的标题下写道：“占领军将日本陆海军解体，从1946年5月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历时3年半开庭审理，将领导战争的军人和政治家作为‘对和平的犯罪’等战争犯罪者（战犯）进行审判（简称东京审判）。他们全部被宣告有罪，东条英机为首的7人被处以绞刑。审判以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为根据，但是，这些条约没有规定把违反条约的国家领导人用这种形式提交审判。另外，‘对和平的犯罪’认定非自卫战争有罪，在迄今国际法的历史上没有用这个罪名惩罚过国家领导人。还有，法官全部从战胜国中挑选，在法庭实际审理中，控方提出的证据大多原封不动采用，与此对比，辩护方申请调查证据大多被驳回。东京审判中唯一的国际法专家、印度的拉达·比诺德·帕鲁法官主张，这一审判在国际法上缺乏根据，全体被告无罪。但是，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禁止帕鲁法官公开发表意见书，还根本不允许批判审判。……今天，虽然有观点怀疑这一审判在国际法上的正当性，但也有意见反而肯定说，这表明了以世界和平为目标的国际法的新发展。”其次，教科书在“对战争的罪恶感”的标题下写道：“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通过新闻、杂志、广播和电影，宣传日本进行的战争如何不正当。这种宣传与东京审判并行，培育了日本人对本国进行战争的罪恶感，给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观带来影响。”[7]上述内容，全面攻击远东法庭审判是“战胜国审判战败国”的“不正当”的审判，不但囊括所有右翼分子的否定观点，甚至玩弄两论并记的手法，诽谤远东审判的法律依据。值得注意的是，教科书别有用心地提出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培育“日本人对本国进行战争的罪恶感”影响了日本人的历史观，这是右翼学者首次把“东京审判史观”写入教科书，旨在攻击反省日本战争责任、倡导和平民主主义的历史教育源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占领当局，东京审判是形成日本“自虐史观”的罪魁祸首。

第四，教科书用“反共”价值观取代国际正义，用意识形态分歧混淆侵略与被侵略的区别，攻击苏联。教科书这样表述“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抬头”：20至30年代欧洲出现推动20世纪历史的两大重要因素，“一个是始于马克思的思想、发动俄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斯大林用秘密警察和集中营大量处决人民，”“另一个政治观念是以德国和意大利为中心、波及法国和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用其他语言称为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的独裁国家与斯大林同样，用秘密警察和集中营进行大量杀戮。纳粹党与苏联共产党同样，是随心所欲左右国家的强大权力机构。”教科书还在这段文字之上并列“斯大林”、“希特勒”、“苏联的集中营”、“纳粹的集中营”四幅照片，凸显两者相同，将苏联领袖斯大林实施的国内政策与德国纳粹头目希特勒在国内外犯下的大规模种族灭绝罪行混为一谈，从反共的政治立场上进行攻击，以此将日本的战争罪行相对化。

更为恶劣的是，教科书同时诽谤中国内政，歪曲事实攻击国共两党，为台独分子张目。“联合国与冷战”部分写到：“中国重新开始内战，毛泽东与周恩来率领共产党取得胜利，蒋介石和国民党逃到台湾。国民党镇压台湾人，杀害了3万人。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第二年开始进军西藏，死了许多西藏人。苏联与中国把日本作为假想敌，缔结了中苏互助援助条约。”教科书还刻意渲染和夸大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将“共产主义”视为导致“21世纪世界不稳定”的首要原因，[8]以冷战思维误导学生。教科书向日本初中学生宣扬如此荒谬的观点，支持“台独”、“藏独”分裂中国的政治面目跃然纸上。

第五，教科书复活军国主义教育的精髓。（1）再现日本国家起源神话。教科书为表述源于神话的国家起源，使用几乎与战前的国定《国史》课教科书相同的“神武天皇东征”的地图，[9]用大量篇幅表述神话传说，描绘“建国”过程，没有明确区分史实与神话的内容有9页之多。此外，还列举了23名与天皇有关的人物，而其他教科书仅列举9人。教科书中的专栏几乎都是天皇与“伟人”的传记，反映庶民生活的内容微乎其微。由于古代史的重要资料《魏志倭人传》记载的事实与“建国”神话相悖，教科书特别指出：它不过是“历史学家记录和想象的，未必正确”。（2）赞赏战前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教科书在“内外赞赏宪法之声”的专栏内，描绘明治天皇“御赐”宪法的盛况，突出日本从此建立了“正式的立宪政治”，成为“拥有亚洲第一个议会的立宪国家”；关于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一宪法规定，教科书含糊其词地表述说：“国家的统治权在于天皇，在此之上，实际政治基于各大臣的辅弼进行”，不但忽略天皇直接指挥军队的“统帅权”，而且强调“宪法还规定天皇不承担政治责任”，“国民的权利”也被描述成“在法律的范围内各种权利得到保障”，根本不提“主权在君”，国民权利遭到侵犯的历史事实。（3）鼓吹为天皇制国家培养忠顺奴仆的忠君爱国思想。教科书不但全文载录二战前统治日本教育的《教育敕语》，而且还把它誉为“教育宪法”，称赞它“形成了近代日本人的脊梁。”[10]（4）宣扬支持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价值观。近代日本民众被描绘成在国难中勇于献身的“国民英雄”。教科书插图“平壤攻防战”的解说词如下：日清（甲午）战争中活跃着平民出身的士兵，平民阶层也纷纷自愿当义勇兵。这时的国民接受了征兵制，证明在民众水平上广泛普及了国难意识。“日本胜利的原因可以列举军队的训练、纪律、新式武器装备都很优秀，然而，背景则是日本人已经成为献身于自己国家的‘国民’。”这种类似战时教科书的表述，完全没有记载民众反战、被迫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充当侵略战争炮灰的事实，只有为国家勇敢献身的“近代日本人”。关于现代史中的日本人，教科书热衷于表述日本投降前夜，军队为天皇制法西斯体制尽忠的情况：日军在太平洋岛屿上“玉碎”；表述“神风特别攻击队”发动自杀性攻击并刊载队员遗书；介绍冲绳战役中的少年“铁血勤皇队”、少女“山丹部队”等，[11]只字不提冲绳民众被日军杀害或被迫自杀、日本部分政党和民众反对法西斯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对内实施军部独裁统治的事实。（5）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同样被教科书描绘成国民“热烈支持”的战争。除前面列举的“国民”为支持“九一八”事变捐款（“陆军收到了220万支援款”）外，教科书宣称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体制同样得到国民支持：“在经济萧条造成社会不稳定的背景下，军队中的中坚军官对不能应对中国排日运动和威胁‘满洲’权利的政党政治强烈不满，形成了独自讨论实施与政府不同政策的集团，出现了加强军部政治发言权的动向，国民也逐渐将期望寄托于军部。……国民中对政党政治的不满高涨起来。”上述表述寓意军队少壮派发动政变推动建立军国主义体制，满足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的需要，渲染政党政治失去民心，主张对外侵略的军方法西斯分子赢得了民意。（6）教科书复活了战时军国主义教科书的部分内容。例如，“最早冲进平壤的一等兵原田重吉是平民出身，成为国民英雄。战死的号手木口小平也是平民出身，至死军号不离手，在当时就很有名。直至江户时代与武勋无缘的平民，迎来了新时代。”[12]“木口小平”是一个在战前不同时期的修身教科书中被不断拔高的人物，多年来，人们一直怀疑是否确有其人，[13]“平民出身”更是无从谈起。教科书将过去36年间反复使用的军国主义精神的化身，改头换面为“国民英雄”，充分暴露其复活军国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立场，这在战后教科书发行史上实属罕见。

上述剖析充分证明，2001年版《新历史教科书》通过表述所谓建国神话，宣扬大和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的思想，复活军国主义教育的精髓：宣扬天皇的神权权威，美化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体制及其对外战争，歌颂《教育敕语》，将国民描绘成自愿赴战场尽忠效力的“英雄”，战争是民众得以建立“武勋”的新时代。教科书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个角度鼓吹对外扩张战争顺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代表了国民的利益诉求，竭力为天皇、军部特别是战犯开脱战争罪责，完全抹杀了民众为追求自由、人权、和平而斗争的历史。这本教科书的编写者和监修者可谓阵容强大，“名人荟萃”，[14]篡改历史的手法十分高明，堪称右翼粉饰侵略历史技巧之集大成。下面，作者从教科书中选取最具欺骗性的5个精品深入评析，戳穿其玩弄概念的骗局。

第一，教科书将日本对外侵略描绘为日本的成功。教科书表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日本拓展海外市场的绝好机会，明确提出日本在对外战争中获得成功的价值取向：“日本凭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继日清、日俄战争之后取得了第三次成功。”编写者将日本的三次对外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与沙皇俄国争夺亚洲殖民地的日俄战争，日本借口日英同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出兵中国山东从德国手中夺取其在山东权益，作为日本近代化道路上三座“成功”的里程碑，对日本青少年思想意识的毒害不言而喻。

第二，鼓吹日本统治殖民地“有功”。教科书无视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持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进行殖民侵略和经济掠夺的事实，虚构出“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景象：“‘满洲’国在五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的口号下，因日本重工业进入而实现经济发展，中国人等人口流入明显增加。可是，实际上关东军掌握着满洲国的实权，也发生了抗日运动。”[15]教科书鼓吹“日本重工业”不仅使东北经济发展，而且令中国人趋之若鹜，全然无视日本殖民者掠夺东北资源压榨东北人民的事实，赤裸裸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歌功颂德。

第三，宣传“大东亚战争”是帮助亚洲殖民地国家摆脱白人殖民者统治的“解放”战争：（1）“日俄战争是日本一赌生死存亡的宏伟的国民战争。日本取得战争胜利，确立了本国安全。日本作为近代国家诞生不久，就作为有色人种国家，战胜了当时世界最大的陆军大国、白人俄罗斯帝国，给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带来了向往独立的无限希望。”（2）教科书把“1947年至1948年印度、缅甸相继从英国独立”也列入日军侵略的“功劳”：“在这些地区内，虽然战前有独立的动向，但是，日军的南方进出成为亚洲各国加速独立的一个契机。”（3）教科书这样描写日本从马来半岛登陆取得初战胜利：“这是得到数百年在白人殖民地统治下挣扎的当地人的协助才取得的胜利。日本首战胜利，孕育了许多东南亚和印度人向往独立的梦想和勇气。日本政府把这场战争命名为大东亚战争。日本的战争目的是，自存自卫和从欧美的统治下解放亚洲，宣布建设‘大东亚共荣圈’。”（4）关于1943年11月日本政府纠集日军占领地区的傀儡代表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的表述是：“会上发布了大东亚共同宣言，呼吁各国自主独立、各国提携发展经济，取消种族歧视，明确了日本的战争理念，目标是对抗盟军的大西洋宪章。”[16]以上内容几乎原封不动地重复日本右翼分子的观点———大东亚战争帮助亚洲国家摆脱白人殖民统治，是解放亚洲的战争。

第四，凸显中国和朝鲜在近代历史上“失败”，将日本侵略战争正当化。教科书要学生思考日本近代史的三个前提，实际上是引导他们认识近代日本“成功”与中朝两国“失败”的三个原因。其一，近代日本人在面临“危机”时进行日俄战争，“一赌国家存亡”。其二，“中华思想”导致中国和朝鲜遭受列强侵略的“失败”，日本的成功在于，从古代开始就努力“从中华思想自立”，例如，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表现出尚未理解近代国民国家观念的清朝，与已经掌握国民国家的国界概念的、近代国家日本之间的意识上的差距。”其三，肯定日本的“武家社会”比中朝两国的“文官统治”优越、有效———能够对欧美列强的威胁迅速作出反应，不仅维护了日本的独立，而且实现“与大国为伍”。在日本“成功”的经验总结中，教科书只字不提日本是通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压迫弱小邻国才跻身列强行列的，而是用贬低和攻击他国的手法，掩盖日本侵略奴役他国的历史，不折不扣地宣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尚武”价值观，鼓吹“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

第五，把“加害国”装扮成“受害国”。教科书使用多种伎俩淡化日本的战争责任。（1）渲染日本人在战争中的“牺牲”。如列举美军轰炸、投掷原子弹、苏军将包括俘虏在内的60万日本人带到西伯利亚做苦工等事实，强调“日本士兵和平民死伤者数字庞大”。[17]混同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将侵略战争的加害者装扮成“受害者”。（2）淡化侵华日军对战俘与平民犯下的严重罪行，用“战争悲剧”一笔勾销“加害”与“受害”的区别。教科书在“战争悲剧”的标题下写到：“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是没有国家在进行战争时不杀害和虐待一切非武装者的，日本也不例外。日军也在战争中的进攻地区，对成为俘虏的敌国士兵和平民进行了不得当的杀害和虐待。”作者指出：教科书作者在上述内容中玩弄两个欺骗伎俩。一是强调战争中杀害战俘与平民自古以来司空见惯，将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南京屠城等日军犯罪行为相对化，不应视为“例外”。二是将日军杀害和虐待非武装者的范围限定在“战争中的进攻地区”，而没有提及战斗结束后的占领地区，意在否定日军占领南京后对俘虏和平民进行的大屠杀，在不属于战场的哈尔滨用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战俘和抗日人士进行活体生物实验，在广阔的农村地区实施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在非战斗地区使用毒气弹和细菌弹等罪行，谎称日军仅在战斗状态下才不得已采取了杀虐非武装者的行动，仅此而已。（3）将日本与德国“切割”，强调纳粹屠杀犹太人，日本救助犹太人。教科书详细记载纳粹大量屠杀犹太人，强调“日本虽然与德国缔结了同盟，但是，日本人中也有人帮助犹太人。陆军少将樋口季一郎援助经过西伯利亚逃来的犹太难民，允许他们进入‘满洲’国。另外，日本驻立陶宛领事衫原千畝为6000名犹太难民发放了签证，打开了经由日本的逃走之路。”[18]作者无意否定上述日本人的行为，但必须指出，他们既不代表日本国家和侵华日军，也不能减轻日本国家犯罪的责任，用两位日本人的“功德”与德国纳粹的大屠杀罪行对冲，不过是玩弄一叶障目的伎俩。（4）教科书在“与战争无关的大量杀戮”的概念下推出一个公式“大屠杀＋国家＝国家犯罪”，支持右翼分子“军部没有直接命令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属于非国家行为的谬论。

教科书篡改历史的高超伎俩并非首创，林房雄的“历史观”是其主要源头。林房雄在1965年出版的《续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中提出：日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全面否定”大东亚战争，这是战后“进步文化人的加害幻想”。“在遭受原子弹灾难的广岛竖立着一块有名的纪念碑，上面刻着‘不再第二次重复错误’。如果这是美国人立的合乎逻辑与道德。然而，它是遭受原子弹爆炸的日本人自己制作的，现在想想真是奇异的心理。不能简单地一笑了之，日本人的罪人意识与战败痴呆症竟然如此深重。”林房雄主张：“战争无论是哪个国家用那种名义进行的都是犯罪行为。没有不伴随杀戮、破坏、掠夺、占领的战争。”因此，如果反省日本发动战争的罪责，“‘太平洋战争’的犯罪性就全部被强加给日本了，只有日本背负罪责。这是战争中的‘圣战意识’的翻版，不过是加害幻想。战争犯罪的十字架不应该只由日本人背负，如果全人类不作为自己的责任背负的话，战争灭绝之日永远不能到来。”

林房雄的另一个观点是“战争都是犯罪”，战争没有“圣战”与“侵略”之别，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因为，“如果称为犯罪，所有的战争全部是犯罪。不光只有‘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日支事变’（七七事变）是犯罪，亚历山大的战争、成吉思汗的战争、拿破仑的战争，都在犯罪上扩大了好几倍的规模。作为‘太平洋战争’的罪犯，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丘吉尔、麦克阿瑟、斯大林、蒋介石也都与东京审判的被告一样，没有任何不同之处。”“战胜的一方将自己的战争称为‘正义的战争’，强加给败者‘侵略者’之名。……如果遵从东京审判的逻辑，战犯只在战败国才有。但是，遵从更高的逻辑，进行战争的人全部都是战犯。所以，如果不把历史的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战死者从坟墓中召唤出来，‘审判战犯’是不可能成立的、是纯粹的胡说八道。”[19]林房雄洗刷日本战略责任的谬论，至今仍被日本右翼奉若至宝，教科书中玩弄的概念骗局和文字游戏，大多是其衍生产品，只不过被改写成面向初中生的通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