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与思想

习惯与思想77

今日所讨论，系为习惯与思想二者与社会教育之关系。天壤间体质，有固定流动二种；人类之行为，亦可与此二种体质相比拟，即：（1）反复行为，同种类行为反复屡见，虽亘多数年月而不变者；（2）变动行为，触境而发，遇事而生，不牵不滞者。人类行为，有此二种，故社会事业，亦有守旧维新之别；因之遂生习惯与思想之划界。何谓习惯？自古及今人类所共同遵守之自然的规律是。何谓思想？随环境变迁所要求之新气象新需求是。处理寻常事故，可沿习惯；处理新奇问题，当用思想。唯习惯易成，思想难构。譬之行路，其素熟者，虽狭隘幽僻，亦信步所之，无复疑虑；否则虽康庄平坦，亦徬徨道左，莫知所向。又譬之乘坐自行车，初固万难，苟得其法，则诚易易。故人喜墨守习惯，而恶创出思想。沿习惯如水就下，反习惯如水逆流。习惯之潜力，实足以束缚社会；不独束缚之，且有禁绝新思想侵入之倾向。盖畏难趋易，人之常情，不知其弊，乃至于无以自存。介壳类动物，其初生也，以介壳能卫其肉体，遂极力产成之，久之介壳渐就坚实，肉体竟至不能发育；人类束缚于习惯，奚以异是？故无论何国，制度风俗，当其造成之始，均费许多力量，嗣以为此种制度风俗，能永永行之，不复改造，驯至与社会即有绝对不合，亦必泥守。譬之车行。车之所过，初有辙迹，久之辙迹渐深，不独前行者沿之而过，尾其后者亦以为可以遵循不复改辙，终至同归倾覆而后已。故习惯既成，虽费九牛之力，亦难强之使改。革命本足以改造社会，然但革人而不革心，革与不革等。中国当辛亥之年，人民以为经一度革命，必有一度更新，迄今十年，成绩不过尔尔，盖虽有改造之名，而无改造之实故也。留心中国政治者，或谓中国现时尚须改革，或谓但须复辟，或谓改革复辟均无补，当行世界之最新政治，此均徒持高论，不切事实。窃以为中国无论改革复辟及行世界之最新政治，苟不洗涤国民旧染，终必徒劳无功。今日欲使中国由旧而新，第一须排习惯、重思想。凡有新思潮至，人人须生新觉悟，人人对此新思潮，须详细研究，应如何迎受，如何支配。凡物常静常动者，不能引人觉意，必其由静而动，或由动而静者，人始注意及之。新思潮即要求吾人注意，并要求吾以加以评判取舍。天下事非至万难之境，不生警悟；旧制旧俗，平日沿用虽不生何种问题，苟至不能适用之时，则不能不思所以解决之道。各国制度风俗，非全不适用；改造二字，在彼尚不为急切问题；然今日改造声浪，且日高一日，必欲将旧社会力加改良以求其全数适应；况在中国尤为对症之药乎？

中国处过渡时代，不进则退。有改造而后有进步；此种改造之责任，全在于社会之领袖。社会领袖，非能责之普通人，实责在教育者。教育者须以新学问新思想引导一般青年，夫然后谓之真改造。世之应付新思潮者，其态度约分为三种，就鄙见观察，一、二两种均属不合，唯三为最适用。兹述之如下。

第一，固执。此派笃守旧习，对于新思潮全持反对态度，或因新思潮之反动，其守旧乃愈甚。不知潮流所趋，虽有大力，莫之能阻。昔有某国王，平日深居简出，不谙外事，其国人见王之固也，迁之海滨，某日潮至，王发命令使退，无效；又命近卫以帚却之，又无效；王座遂没。盖王不知潮为何物，欲以平昔惯用之手段应付之，其败也固宜。今之持固执态度以抗新思潮，正复类此。一方拒之愈力，斯一方求入之也亦愈甚，结果驯至冲突出而归于破坏。

第二，盲从。此派对于新思潮之来，不加详察，漫为采纳。如今日赞成共产主义之人，或未尝研究其利害，唯以其最新之制而欢迎之，此其病无异于固执。盖前者束于习惯，后者驱于情感。社会上有此二派互相争竞倾轧，使新旧文化无复有融会之一日，又安能达改造之目的？于是思想尚焉。

第三，思想。凡事临头，须凭推想之力，以采其源变。有推想，斯有权衡；有权衡，斯有取舍；有取舍，斯能适应社会。旧未必全非，新未必全是，东西文化，互有短长，苟能调和融会，于二者之间，而创造一种文化，则社会自不难一新面目矣。

改造社会基于思想，既如上述；唯改换思想，必自青年始，以青年未染旧习，易于施行教育故也。教育者须以良习惯（即适应时势之新习惯）输入青年脑中，使之成为将来社会之良分子。盖政治上之改革，不外对已长成之人与以一种之助力，其变动改革全在外面，故效力綦微。若教育上之改革，则能铸造青年之思想信仰，其改革全在内面，故效力綦大。且此种改革，非若政治改革之激烈，自无反抗流血事实。诸君见中国革命后毫无进步，或有疑前此改革尚不痛快者，不知即令诸君具有大力，将中国旧制一一推翻，造出各种新制，然社会大多数人心理均无更换，亦属无效。故根本改革，端在教育；而所谓教育者，要为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旧的教育，徒以养成为习惯；新的教育，乃能发挥思想。譬以牛马碓米，掩其目使之环行，彼牛马但知道循旧路，无复更改。人非牛马，故须时开新径，以图进步，尤不宜自掩其目，失却心理上之光明。教育者之注意，即全在此点。但望负此责者，能激励儿童，使之奋发，勿生畏难之心，则社会之幸也。

77　1921年4月18日杜威在福州青年会上的讲演,王淦和口译,1921年6月30日、7月1日《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