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我的生活概述

十年的时间是断自民国二十六年初至民国三十五年底。

十年来我的职业没有变更，那是说我始终为中华书局主持编辑所事务，不过在三十五年上半年曾兼任之江大学三小时的教课，又于五月起为青树基金团料理教育健康辅导事宜，这两件事虽然与我的本职无关，但倒是真正属于教育范围的职务。所以十年来我在职业上仍没有脱离教育和文化的圈子。

在生活上大概可分为下列几段。

第一是民国二十六年的上半年，即七七事变以前。我代表公司，常常往来于京沪道上。主要任务是出席中央文化委员会和教育部，与党政当局研究讨论关于准备抗战的文化政策问题。当年“八一三”沪战发生，八月十二日晚我方从南京乘不定时的火车返沪，到上海北站已是紧张万分、全沪戒严的时候。八月十三日以后，上海沦为战场，我一面力尽职守，与公司当局计划教科书之供应问题，一面仍参加上海各方面之文化教育活动。直到十一月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伯鸿先生率眷去港，我代他主持局务，始无暇参加外间活动，而把所有的时间集中在职守上。

第二是民国二十七年，中华书局以上海沦为孤岛，无事可做，而近二千同仁之工作无法维持，由伯鸿先生决定裁员减薪暂维公司实力以待后图，我奉命与干部执行计划，同仁以生活问题及社会各方面之种种关系，发生工友占厂之大工潮，时间迁延至九个半月之久，在法庭涉讼亦逾四个月，其中复杂情形给我以人生上人事上的教训至多。

第三是民国二十六年夏至三十年冬之四年余，我以职务之关系，往来港沪十余次，使我能在上海以外看到许多人生上人事上的问题，而三十年七月九日伯鸿先生在港逝世以后，在事业上失去一同志，在朋友上失去一知交，我精神上所受激动至大。

第四是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事发生时，我正在香港。香港事变解决后，本拟去渝，而以新公司当局李叔明先生委托料理沪事，不得不返沪一行，直到第二年五月八日到上海，则公司之事已由李先生委托董事会之常董选定吴叔同先生代为处理。因负责有人，我拟将公私各事略为料理后即暗自去渝，同时先遣较长之两女内行。不料七月初即大病，到三十二年春病更加重，几至不起。于医药无效之余，转而自己研读关于卫生健康书籍，逐渐实行。到三十四年始离医药而身体亦勉能支持。

第五是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以后在上海困居的苦闷生活。二十九年冬，南京伪府未组织前大倡和平谬论，曾有人向我麻烦过，我立即迁入都城饭店避之，由美国友人沃德生先生兄弟为我料理私事，订购船票，不久即去港。三十年我虽暗中往来港沪，但伪府既经成立，用不着摇旗呐喊之人，且知我常不在沪，故对我亦无麻烦。此次由港归来，中心至为惴惴，盖由港同船归来之人不少，难免不将我返沪之消息传去，而惹出麻烦，故归来不久即决定暗行赴渝。不料七月初一病，辗转数年，无法离沪。幸我自二十六年以后，即因事务繁忙，不在任何报纸杂志发表文字，且从不参与公共集会，一般人已淡然忘之；也幸当时上海伪府的人，根本与教育文化界无关，只要你不活动，他们也不理睬；又幸我在三十二年病得相当重，手不能举，脚不能走，以百五十磅的体重，瘦到不上百磅，病相完全摆在面上，任何人看到，都有“奄奄一息”之感。所以虽有少数自香港归来的人知道我在沪，想转念头，但看到我那副“行将就木”的神态，也觉着实在不能派用场。而那些人大概更知道我这三湘七泽的刚决性情，恐怕弄得不好，致我一命呜呼，他们反而担下无谓的责任，所以当时虽也有人以看病为名对我看看风势，但也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只有三十三年夏，长沙沦陷之后，东京派来一位贵族的中将什么田，从间接又间接的各方面想我返湘当傀儡，我当时决定以一死相拼，与之争辩半日，幸得友人陈昌蔚先生之助，终于被我战胜，从此以后，便也再无人来麻烦。我反能安居家中，以读书偷听无线电消息安排精神生活，以出售书物来维持物质生活而度过我的苦难日子。

当时上海一般人民生活的困苦，友人陶菊隐先生曾写有《天亮前的孤岛》，在去年一年的《新中华》上陆续发表，而我家则更为困难：第一我是文化人，素来很穷，平日生活都靠薪给收入，而当时我在中华书局所得的月薪，最多时不过一二石米价，最少时不及三斗米价，而平日之版税则以书籍最大多数被日人禁售，收入几等于零。第二我虽在商业机关十余年，但无经商的经验，也无经商资本，同时更不屑为此。第三我家食指既繁，而医药费又大，收入较战前既减至不及什一，而支出反而增大。在当时的生活维持上确费周章。除一面节省开支——吃饭吃杂粮，衣服不添，小孩所需衣服以大人者改制，大人的需添制之衬衫裤等因我与内人及大儿子都能裁剪用缝纫机，故均完全自行缝纫；一面将历年积下来的中华股票及书籍等陆续出卖，尚能勉强度日。在精神方面的痛苦则最最难受：第一，我自幼有读书的习惯，每日不离报纸者已近四十年，而兴趣又是多方面的，除去日常工作及阅读的时间以外，好以旅行、照相及摄电影、玩无线电为消遣。“八一三”后，我除因职务上之必要常去香港外，足迹不出两租界一步，当然说不到旅行、照相及摄电影，一则经济力不够，一则心情不许——太平洋战事以后，胶片极不易得——这些玩意自然更说不到了。剩余的时间只有尽量用到读书与无线电上面。可是当时的出版物，中文的几乎全无有关学术的东西，宣传刊物则我不要看，报纸的消息更苦不得真相，西洋的刊物，根本不能进口，日本的书籍虽然也有可看的东西，但我的日文程度不够。中国的旧书虽然很多，但在时局动荡的时候，时时关心的是时局的转变，也无意于钻研古籍，为求了解时局的真相，便只有专心于听无线电。可是在三十一年冬季，日人与伪府所主持的“中国广播协会”限令上海所有民间的无线电收音机都要登记，六灯以上的且要没收，同时更将所有的短波拆去，加以封条，如查出有私自改装或有私售短波器材者，以军法从事。我在香港的六个月内，曾想过许多方法偷听短波，在精神上所得慰藉不少。初回上海当然是公开地听，而到短波被拆去之后，精神上的苦痛，实在不能忍受，时时想法改装，但无法购得线圈——当时也有私售的行家，但生人绝不敢去买，因为弄得不好被人报告，便有生命危险，同时行家也不敢出售于生人，恐其报告。大儿泽宁，以年龄关系——那时不过十八岁——虽然对于国际时势不如我那样急迫地要了解，但对于我精神上的苦闷则极要设法解除。而他自满九岁起即开始玩无线电，本他近十年的经验，自行试绕短波线圈，经过近一月的时间，居然被他弄成功。三十二年一月三日初次重听重庆、昆明、旧金山、伦敦、得力、墨尔本等地的新闻报告时，真是欣喜欲狂。但收音机已经登记，又怕随时被查出，恐惧之心又时时与喜悦之感交织。他更想尽方法费去一些时间，再把短波线分离，使平时只有长波，要用时用一根不到一寸的字线接上，检查若不把全机拆开，只在外面转动，根本不能发现。而当时检查人，大概都是些“官员”，也不知道这巧妙，所谓检查，也不过是看看封条，把开关转转而已，就是查也查不出。不过三十二三四年的三年之间，有几次风声很紧，出事的人家很多，报纸上每有记载，他又不得不把短波真的拆去，等到风浪一过又复原。我便在这无谓的警戒中，把每日下午七时至十二时的时间都消磨在收音机旁。到三十四年初，我们的“勾当”已公开于几位最可靠的朋友，晚上便常常有座客，而来得最勤的，要算由香港同船归来的何世俭先生。他在香港战时被日机炸去两脚，每次都是扶着两杖以义足登楼，径入我的卧室，一声不响地坐听到十一时后方去。我看他的热忱与毅力，钦佩不已，为减除他的行动困难，命泽宁为之改装一具。于是我们常常以隐语“对照古本”，精神为之大快。三十四年八月十日下午八时五十分XGOY（重庆国际电台）广播日本投降消息及电台所引入之民众欢呼声与炮竹声，使我俩忙着用电话报“弄璋的喜信”（首先得我电话的是许长卿和黄伯樵先生），但不到两小时，炮竹声已在东西南北各街上冲醒了居民的好梦。可见当时上海老百姓像我这样“犯法”的大有人在。

第六是三十四年八月胜利以后的生活，这一期的生活可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日人于八月十五日投降后至九月九日政府大员到上海的二十余日间。在那时，上海金融界、军政界虽有相当的紊乱，但老百姓则非常兴奋，眼前所看见的只是一朵希望的鲜花，以为日人投降之后，中国的一切都将如其他美、苏、英三强一般，走上复兴之路，繁荣之途，至低的限度，一般人的生活水准，当可恢复到“八一三”前一般。对于在敌伪时期的种种苦痛都淡然忘去，至少也为新的希望所冲淡。我在那时自然和一般民众怀着同样的热望，于八月中忘去了尚未复原的疲惫的身心，天天去公司，为当局筹划业务，与各方接洽一切。情绪之高涨可以称得起无以复加。第二段是九月至年底的情形。自九月中旬后，政府大员陆续到沪，人事上逐渐发生纠纷，而有所谓“重庆人”和“上海人”的问题。当时的上海人内心所期望的是自视为落难的小兄弟，四年之间，受人百般凌辱，经过千万辛苦，满望数年杀敌的长兄归来，互诉衷曲，抱头一哭，以抒双方的积愫，同时清算家贼，治以应得之罪。不料大多数老百姓看到长兄归来的面貌，竟少“友于”的表情，而多带征服者神态。加上在经济上又将伪券与法币之比定为二百兑一，致历年来虎口余生所剩得的仅有财产又几完全丧失。于是旧日的鲜艳的希望之花逐渐黯淡、凋谢，而代以失望、悲愤之果，我是“此时此地”的人，内心当然不能不受“此时此地”的环境影响。胜利初期的兴奋情绪、发扬气氛，自然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消灭了。第三段是三十五年一年的情形，多数老百姓尤其是公教人员眼睁睁地看着国事纠纷日多，经济的崩溃日盛，而生活的重担似乎并不比胜利以前轻，甚至于更重，对于国家社会以致个人的前途都有惶惑之感。我是庸人，当然不能超脱庸俗之见。加上我下半年来有机会与农村接触，更感到农村的凋零，都市的疲惫，更感到封建旧习的难除，官僚资本的垄断，将使人民的生活日趋困难，国家将有更大的难关，于是更惶惑了。

以上是我十年来生活情形的简述，这十年的生活都直接间接影响于我的教育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