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对语”的启示

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是语文课程的独当之任。中小学生为什么必须具备这一能力？从根本上说，无非是为了自身的成长与发展，即更好地生活，更好地做人，做一个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的人，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语文教学由“语言”教学向“言语”教学的转型，之所以成为语文课程发展、进步的里程碑式的标志，就是由于言语教学更加贴近社会生活的实际，更加贴近本质上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的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攀上了顶峰，走到了终端。我们不能就此止步，必须继续前行。

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索绪尔语言学中“言语”这一概念有它的局限性或者说缺陷。索绪尔认为，言语是“个人意愿和智力的行为”，是说话者“表达他个人思想的手段”。他明确指出：“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¹⁾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社会的，言语是个人的。而巴赫金却认为，我们不能只看见说话者，只关注说话者表达了什么意思。他认为“自十九世纪唯心主义语言学家洪堡开始，虽未否定语言的交际功能，却努力把交际功能推向某种次要的辅助性的地位上，摆在首位的则是不依赖于交际而形成思想的功能。”⁽²⁾不能把语言的本质归结为表现说话者个人的世界，归结为个人的精神创造。他批评说：“考察语言是从说者的角度出发，仿佛只有一个说者，而没有对言语交际的其他参与者的不可或缺的态度。即使他人的作用受到了注意，也只是视为仅仅消极理解说者的一个听众。”⁽³⁾语言必然是对话的语言，即使是单方面陈述它也总是对话之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较之语言，言语的的确确是向鲜活灵动的现实的语言生活接近了一大步，但终究还有些不着边际，巴赫金的批判正可谓击中了“言语”论的软肋。因为在实际上，“人们交流的不是句子，正如同不是单词（在严格的语言学含义上），不是词组，人们交流的是思想，亦即表述。”⁽⁴⁾就是语用学和言语交际学也没能给我们以更多的慰藉。《新编语用学概要》一书认为语用学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去进行研究的语言科学”，“语用学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大方面：（1）语用学是对说话人意义的研究，（2）语用学是对语境意义的研究，（3）语用学是对如何在字面表述之外传递更多的意义的研究，（4）语用学是对（交际者）相对距离的表达的研究。”⁽⁵⁾很清楚，在语用学的视野里，说话者和语境是焦点。再来看言语交际学。《言语交际学基本原理》认为“言语交际学是研究言语交际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语言学分支学科，不是以社交、公关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它重视的是“这么四大交际要素：a交际活动的参与者；b参与者的交际动机；c用来交际的语言（以话语形式和言语行为方式出现）及其伴随手段（包括口语的副语言、体态语和书面语的字体变化、图表、符号、公式及色彩等辅助手段）；d交际环境。”⁽⁶⁾这里提到“交际者的动机”，这个“动机”是从言语交际的角度来说，比如“希望、询问、否定、反问”等，至于话语的方式划分为七种：“陈述、使令、发问、招呼、应答、表态、宣告”。言语交际的基本结构是：行为发出者——信息——信息接受者。从它对言语交际所做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在它看来句子的意义由说话者发出，由接受者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存在着发出者和接受者双方，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句子。说话者的思想感情表现为话语，接受者从句子里实现出意义，接收到意义。他们各自面对着的都是语言而已，他们的任务只是更好的与语言本身打交道。这样的想法在有关言语教学的论著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大家耳熟能详，兹不一一引述。总之，不管自觉与否，不管是着眼于言语，或是着眼于语用，还是着眼于交际，所有的研究似乎都没有越出语言学的边界。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却超越了这一边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超语言学”的，他构建了一个不同于语言的话语系统。例如上文所引的“表述”就不同于语言学的词、词组、句子、语段等等。巴赫金认为它是“构成我们言语的基本语言单位，其目的在于把我们的思想告知他人。”⁽⁷⁾“任何一个表述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对话（交际和斗争）中的一个对语。”⁽⁸⁾对语具有十分明确的边界。作为言语交际单位的对语不同于作为语言单位的词和句子。对语不是一个假定性的单位，它有一个相对应的实体存在，有明确的边界，边界是言语主体的更替。在对语的开头是他人话语的结束，在对语的结尾是他人话语的开始。

较之言语，对语具有鲜明的诉诸性和应答性。其诉诸性表现在它有具体的陈述对象和陈述任务。阿Q在到法场的路上说了这么一句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句言语，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他并不怕死，他相信会有来生等信息。作为“对语”，我们却可以看到多得多的内涵，鲁迅先生写道：

他省悟了，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这一定是“嚓”的去杀头。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着蚂蚁似的人，而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见了一个吴妈。很久违，伊原来在城里做工了。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小孤孀上坟》欠堂皇，《龙虎斗》风景点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罢。他同时想将手一扬，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

“好！！！”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

原来阿Q的话诉诸一个具体的对象，这就是吴妈。阿Q说这话有他特殊的动机、特殊的心理状态。鲁迅的描写已经超出了语言学研究的范畴，而这恰恰是“对语”所关注的。胡尹强教授《鲁迅：为爱情作证》一书认为《野草》是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爱情的见证，包括《聪明人、傻子和奴才》在内。也就是说《野草》的潜在读者是很具体的，就是许广平。这个论点初看起来有些突兀，但文中大量的证据，包括书信、日记、其他作品等的佐证确实说明了这是个颇有说服力的解读成果。如果我们能继续以对话的思维来观察其他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更丰富的风景。同时，对语所诉诸的对象在对话中并不是消极的。他必然会对所理解的文本采取某种立场，赞成的、反对的、有所保留的赞成或反对等等。他不是消极地接受言语信息，而是以某种实践的态度去利用这些信息。这是理解的应答性。言说即使在说写者那里也具有应答的性质。也就是说，言说不是表现而是回答。实际上所有的言说者总是就他的倾听者展开言说的，这正如加达默尔说的，实际上是提问决定了回答，“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系周燕同志在一篇待发的论文中说得好：“‘语言’论是无主体的，‘言语’论发现了一个主体——说话人，‘对语’论则发现语言活动中的两个主体——说话人和答话人。”说话语具有应答性还因为它总会与先前已经存在的话语产生呼应关系。巴赫金认为任何一个表述都“要有某些先前的表述（自己的和他人的表述）的存在，而他此刻的表述就要同这些表述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依靠这些表述，与它们论争，或者只是作为听者已知的前提），每个表述都是其他表述的组织起来的十分复杂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⁹⁾

“对语”还提出了话语的“体式”问题。在巴赫金的著作中“体式”被译为“体裁”，这很容易和文章体裁混淆，我们认为用“体式”一词更为恰当，因为它的含义比体裁宽泛得多丰富得多，似乎更接近于原意。由于“对语”是对话链条中的一环，同一链条中的所有对语都必须具有一个相近、相似或相同的体式。我们说话决不仅仅是选择词语、句式，决不仅仅是词语或句式本身的事情，实际上我们是在某个相对确定的整体中来选择词语或句式。这也适用于理解。我们理解总是在某个整体的构架内来理解具体的词语和句子。如果我们在意识中事先没有这个整体，那么说话和理解都将难以成行。所以，话语不是独立的，它总是某种体式中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含义依附这个体式。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合适的体式感，也就没有合适的语感。在实践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不是一个优秀的政论家，一个会写公文的人往往写不好诗歌。同样，会读小说的人不一定就会读政府公报，阅读政府公报能深入领会、察觉出蛛丝马迹的人则常常缺乏文学阅读能力。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应付各种类型的语言应用场合的。这里，不是词汇的问题，也不是句式的问题，而是话语体式的问题。一个人对话语体式掌握的广度、深度、精度决定了他的语言应用能力。我们是凭着既有的体式感来决定一个词、一个句的使用，也是凭着对体式的了解来理解一个词或一句话的意义。体式的这种支撑性作用自从陈述的第一个词开始直到最后一个词，没有体式的支撑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例如，假若我们不具备社交的话语体式感，我们在社交场合也许是一言也不能发。其中不关乎词语和句子的储备，而仅仅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去组织它们。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去讲第一个词，而只能默默无语，脸红耳赤。语言本身是不可交流的，因为它抽象、无主、静态，而体式弥补了语言本身的不可交流性，保证了人们用语言进行交流的实现。一堆词语不是话语，一串串句子也还不是话语，只有体式中的语言才是话语。所谓语言能力，实际上应该就是建构话语体式的能力。

对培养学生语言能力来说，如果“语言”是在九天之上，“言语”则还在半空之中，我们认为巴赫金的“对语”有可能把我们带回现实的语言生活之中，从而极大地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常言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我们对于语言、言语、对语的认识，并非只是语文教学之“一发”，简直就是“心脏”，从语文教育哲学到具体的教学目的、任务、内容、原则、方法等等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和深刻的影响。——当然，“对语”并不是对“语言”、“言语”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扬弃中的提升和超越。是耶？非耶？不敢自是，恳望各位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2006年10月23日

本文与黄琼合作，原载《语文学习》200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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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页。

(2) 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3) 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4) 同上，第158页。

(5) 何兆熊主编：《新编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6) 刘焕辉主编：《言语交际学基本原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第32页。

(7) 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

(8) 同上，第194页。

(9) 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